韋力是一個在古籍收藏領域響當當的名字，他有一個600多平方米的“藏書樓”，收藏有8000余部、7萬余冊古籍善本。其中宋元及以前刊本、寫本50余件、200余冊，宋元遞修和宋元明遞修本近20部、300余冊，明刊本1200余部、1萬余冊，名家批校本及抄校稿本800余部，活字本600余部，碑帖1700余種……被認為是中國民間收藏古善本最多的人。
　　拋開這些數字，韋力卻說自己是個“不合時宜”的人，20多年的古書收藏，他從來只買不賣。拍賣行勃興帶來的古籍價位節節拉升，讓很多人把興趣聚焦到了他藏品的價格換算上，而他個人興趣，卻已從單純的古善本收藏延伸到實證性的古籍版本研究，著書立說，離錢越來越遠。
　　藏書的“門檻”
　　剛開始喜歡上古書的韋力只是孩子，沒有理性的“為什么”，不過是跟其他有各種收藏愛好的孩子一樣，“天性使然”。如果一定要做個區分，1981年是個轉折，他定義自己“從自發轉到有理性的藏書”。
　　1981年讀高一的韋力，上學途中在新開張的一家舊書店里，發現了一套《古文源鑒》，是康熙年間由故宮里的古印店以五色印刷的古書，這套書給韋力很大震撼，“才知道自己以為泛黃卷邊、越破越臟的才是古書的想法多可笑”，老板開價80元。只是家長并不支持他的愛好，理由是傳統觀念中的“玩物喪志”，韋力只能想盡辦法，每天省下5毛飯錢，攢了4個月才買到。這部書的價值，韋力說今天看來“不過中等偏下”，品級很低，“市價也就八九萬元”，可對當時的他來說，“意味著一個起點”。
　　不過古書收藏入門并非如此簡單。還是1981年，帶著自己攢了好幾個月的171塊零花錢，韋力趕上了中國書店幾經申請在北京琉璃廠海王召開的第一屆書市。海王現今不存在了，但韋力對那場書市的記憶依舊清晰，“很多書，當院堆成小山，普通本、殘本都有得賣，一律5毛錢一本”，來興奮購書的都是大人，韋力這樣的孩子極少，看著“很多人瘋搶”，韋力“也跟著瞎搶”，“看著哪本整齊，哪本好看就買”。回頭看當年收獲，韋力笑，“大部分都是垃圾”。
　　收藏古善本的意義，現在的韋力能夠簡潔地一語道破，就是“正本清源”，通過盡可能豐富的旁證比較，能“揭示出每一個版本的本來面目”，“還原每本書的最初面目”。打個比方，傳世的《論語》，究竟最初是什么模樣，孔子又到底說過些什么，這就是在古善本收藏基礎下，進行版本比較才能得出結論的。不過這些都是后來的事情，從高中到大學，甚至畢業之后若干年里，收藏古書的韋力，最大動力，還是“天性喜歡”。
　　韋力大學念的是中文，畢業后進入中國外貿總公司，小卒一名。可是不過2年多功夫，26歲的他就成了公司聯合臺灣地區和美國資本組建的第一個三資航運公司的總經理，小卒過河，成了大將。韋力敘述中的這段轉變頗為神奇，當年總公司新上任的書記每天自己騎單車上班以示廉政表率，某天上班途中書記的單車突然掉鏈子，韋力剛好碰上，硬著頭皮幫書記修好了車。接下來20多分鐘同行，話題是書記起的，關于三資企業。韋力憑借自己看過的唯一一本關于國際海運的書“瞎說了一通”。這本書是朋友去澳門的時候順便幫他帶回來的，曾讓他特別懊喪，覺得朋友買了本毫無價值的昂貴的書。怎么也想不到，恰恰是這本書，給他贏來了事業上的三級跳。那時候中國貿易總公司正打算興建三資企業，但懂得這方面事情的人不好找，韋力上了談判桌，幾經磨合，居然談下了這個合作。書記于是力排眾議，任命他作為中方負責人，而美方談判代表因為種種原因，也看好他，聘請他擔任外資方代表，月薪以美金計算。對于傳奇的過往，韋力看得很淡，說自己不過是個“機會主義者”，“并沒有那樣的能力，只是當時山中無老虎”。

　　因為是做航運，公司建在天津，這成了說韋力是天津人的由來。公司業務拓展得很快，第一年就掙了很多錢，在彩電還很緊俏時候，韋力從深圳發了一車皮彩電過來，給公司里每個員工發了一臺。同時擔任中外雙方代表，豐厚的收入成為他收藏古書的有力支撐，這時候的韋力去書店買古書，一開口就是“這10架書我都買了，你們打包送來，我開支票”，一架書大約五六百本，那架勢讓書店里“所有人都愣了”。古書行當里的老先生開始提醒韋力，“古書不能這樣買法”。也是從這時候開始，韋力知道了“文革”資產“退賠辦”的路徑。他也能更清晰審視中國古書行當的演變。從1957年開始的公司合營，各地的舊書店紛紛合并成為國營書店，私人店主成為股東，接下來的三年困難時期，連生存都是問題，更不會有人買古書，緩過勁來不久，再趕上“文革”，古籍書店基本上是“只進不出”，不過是代管“文革”抄家來的書籍。時間進入1979年，古籍書店的經營才“略有松動”，韋力感嘆，因為古書店的書只能賣給國家各大圖書館，小圖書館根本買不起，書店里積壓下大量東西，所以這些年“古書店都特別苦”，1981年中國書店的第一屆書市，才意味著新的轉機。
　　“文革”資產“退賠辦”的工作從1978年正式開始，因為抄家時對得來的文物沒有任何手續，退賠過程中出了很多問題，也使得退賠工作陷入了長時間僵局。古書退賠工作相比瓷器之類的文物稍好一點，總能找到些憑證。跟“退賠辦”的人混熟后，韋力得到了幾個獲得退賠的聯系人方式，逐個找上門去，對方都愿意賣，而且是全部賣，按一整堆開價。剛開始韋力還不干，要在里頭挑揀，分別算錢，買了第一次，才學乖了，知道整堆更劃算。
　　韋力總結，古籍書店和“退賠辦”兩條線成批買書，是他擴大自己基礎藏書的兩種主要途徑，后來的拍賣會，不過是“拾遺補缺”，對于擴大基礎藏書沒有作用。能夠得到如此豐富的藏品，也是因為“趕上了一個時代”。
　　“木訥”的藏書人
　　“買古書的圈子很窄。”韋力說，“真正買古書的人，和書店之間是一個長期、穩定的關系。”古籍書店里的一些舊書，因為歷史遺留下來的書籍歸屬權不清晰的問題，并不能很公開地買賣，想要買書的人，通常都得“有關系”。自我評價“木訥”的韋力，在這個圈子里，和他的基礎藏書源頭古籍書店，都建立起了良好關系，“因為我只買不賣，賣給我沒有風險和麻煩”。
　　不賣書并不是韋力為了買書而做出的姿態和承諾，他說自己只是因為喜歡古書而買書，“壓根兒就不是沖著投資去的”，“不賣書順理成章”。隨著古籍書的升溫，韋力的順理成章，卻成了很多人眼里的不可思議。1993年中國舉辦了第一場古籍書拍賣，韋力回憶，“很不成熟，還賣20元一張的門票”，草草收場。到了1994年，嘉德秋拍，做了一場“革命性”的古籍拍賣，拍賣行挖來的鑒定專家，全是“國圖”善本部的大師級人物。不過這場拍賣韋力什么都沒買，拍賣前的巡展上，看到古籍拍品的標價，韋力疑心是拍賣行忘記標注小數點，“價錢太離譜了”，拉過工作人員詢問還遭白眼。韋力因此對于拍賣會本身很不認可，覺得那些競拍的人“瘋了，瞎胡鬧”。1995年春又看了兩場嘉德的古籍拍賣，“依舊那么火”，韋力這時才開始反思，“是不是太自以為是，思想上太落伍了?”嘉德把名不見經傳的古書拍出了天價來，也讓韋力意識到，這樣的成功提價，只會“讓好東西都往高價的地方跑”，“底下揀好東西的概率就低了”，結論就是“如果我想買好東西，也必須去拍賣場”。經過這樣的三段論推理，韋力終于走入了拍賣場。
　　這時候的韋力，也經歷了事業上的轉折，做了4年多身兼中外雙方代表的總經理，暗藏的隱患越來越明顯，“很簡單，在雙方利益歸屬上，變成自己跟自己談判，麻煩太多”。另一個原因，就是身居高位時太年輕，同齡人都沒有升到相應的位置，所以公司業務的很多事情都只能靠自己單槍匹馬公事公辦，出了問題，也只能一力承擔。韋力提出了辭職，甚至跟領導承諾，不會再進入航運領域來競爭。當年的韋力覺得自己“走得干脆”，而現在的他坦白說“有些后悔”。“等到自己開公司第一年就栽了大跟頭，賠了1700多萬元，才理解意氣代表不了生存。”賠得很慘的韋力動過賣書的念頭，“總得先生存下去吧”。還好，“并沒有真慘到那份兒上”，有朋友為他解困，送了一筆1500萬元的買賣上門，讓他緩過勁來。大約到了2000年，韋力退出了生意圈，不過由股份而來的固定收益，依舊為他收藏古書提供著經濟支撐。
　　因為種種體制上的原因，古籍書店并不愿意將自己的藏品送去拍賣場，尤其在出現了許多“投機”買家之后，反而更愿意將古書賣給韋力。很簡單，投機買家在古籍書店正價或者折扣價買下的書，很可能轉眼就送去了拍賣行，繼而拍出數倍的高價，圈子里的消息傳得快，賣書的人難免會沾惹上莫須有的口舌，比較之下，賣給從不賣書的韋力更安心。在這個很講人際關系的圈子里，韋力的口碑贏得了諸多優勢，“這樣有好東西我才能‘掐尖’”。韋力很清楚，古籍書店的貨源是個“循環買賣”，“賣了的書若干年后總是會再回到書店來”，書店對于什么人買走了什么書一清二楚，也有買書人甚至他們后代的詳細聯系資料，不過這些是書店的秘密，絕對不會透露給他，韋力也不貪心。
　　韋力總說自己“木訥”，當許多人開始替他的藏品操心時，他也不為所動，面對各色跟賣書相關的請求，他一律拒絕，他很清楚，一旦“開了口子，就意味著不公，就有麻煩”，所以“形象很重要”，時間久了，“大家都覺得我木訥，反而沒了麻煩”。不知不覺間，韋力在古籍收藏領域成了標志性的人物，比如中韓間“活字版之爭”的時候，韋力就被中國印刷博物館請去幫忙，因為他是收藏活字本最多的人，能夠最有力量地“用事實說話”。現在的韋力更不能輕易賣書，他笑，“都是標志了，也得給別人掙個臉吧”。
　　從藏書人到研究者
　　韋力總說自己“愚鈍”，看不到收藏古書的投資價值，反而扎進了故紙堆里，做起了研究。6年前換了工作，一方面也是為了自己做古籍研究的便利。
　　古籍收藏的樂趣，韋力認為，在于古籍能夠延展出的豐富研究空間，古籍版本的鑒定和比勘工作，真的鉆進去了，樂趣無窮。現在的韋力，將自己的藏書分類后，已經開始扎扎實實地借鑒西方學者們的實證研究方法，進行古籍版本研究，他給自己列出了七大類別的研究專題，都是“具有民族特性的東西。韋力列舉了其中4種“清代經學版本的研究、活字本的研究、批校本的研究、印譜的研究”，然后笑，“其他的我要保密，不能都給別人知道了”。
　　從藏書人轉變成研究者的韋力，還真的拿出了自己的成果，先后出了好幾本書，《古書收藏》、《批校本》、《中國近代出版史料叢編》、《魯迅藏古書漫談》、《書樓尋蹤》，其中賣得最好的是《古書收藏》，他笑，是被很多準備投資古書的人當入門教材買了去。其中研究魯迅的藏書，是一個讓他頗為得意的選題，“魯迅的作品被分在現當代文學類別，而他的藏書絕大部分都是古書，這樣就出來一個盲點，研究魯迅思想和作品的人，并不懂得這些古書，懂得古書的，又覺得魯迅屬于現當代類別，不去涉及”。
　　《書樓尋蹤》則是韋力陸續花了5年實地踏勘的收獲，這是項繁雜而龐大的“工程”，首先要做策劃統籌，尋找史籍，把歷史上出名的藏書樓都找出來，然后挨個確定地點。復雜的朝代變更，使得這種查找需要到“地名辦”、“史志辦”做大量的工作，還不一定能得到明確答案。韋力把這種自己花錢吃苦受累的事情當作一種“行為藝術”，“用行動來做實證，提醒人們注意到藏書樓在文化傳承中的重要價值”。韋力對于自己的尋訪一絲不茍，對于尋訪到的80余座藏書樓，都清楚地列出了門牌號碼，有人評價，他的這組藏書訪古日記，既有“訪古”的記錄，更有“藏書”的研究，對每一座藏書樓，都做出了言簡意賅的介紹，時有精辟的評價，“更可以見出他藏書與讀書的功底”。
　　進入古善本研究領域的韋力，才真正理解了專業研究者們的難處。古籍版本研究最重要的就是進行比勘，但單純利用圖書館資源，“一次只能借出一個善本”，如果要復印，按照國家圖書館的標價，宋代善本復印一頁是800元。相比之下，韋力有藏書豐富的資源優勢，在長期收藏過程中，也和各個圖書館建立起友好關系，必要時候，他的資源都是無償提供給別人使用的，這也為他自己后來的研究提供了諸多便利。不過更大范圍的現實，是古文獻研究在各高校的專業設置里，一直在萎縮，韋力說，最開始是專門的古文獻系，下設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3個專業，后來改成國學系，再改成圖書館系，現在成為更時髦的信息管理系，古文獻的部分早已經被大大壓縮。
　　20多年下來，收藏古書成為韋力最主要的投入。至于今后這些古書的去向，韋力借用了國外藏書大師亨廷頓回答為什么不將藏書捐出去的一個說法，大意是，藏書人的樂趣在于得到藏書，所以要讓自己的藏書回到藏書人之中，讓更多的人感受到他曾經得到過的樂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