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香港蘇富比拍賣行來北京舉辦春拍預展，古代書畫收藏家朱紹良先生聞訊前去看展。在瓷器拍賣專場里，他發現出現了一幅意大利籍清朝宮廷畫家郎世寧的作品《純惠貴妃像》，因為當時蘇富比不拍賣古畫，因此，這樣的安排沒有引起古代書畫和瓷器收藏者的注意，卻引起了朱先生的興趣。

郎世寧《純惠貴妃像》

　　于是，拍賣會前，朱先生來到了香港。蘇富比瓷器部門的主管亨利特意對朱先生介紹：“這幅畫是郎世寧的作品，是八國聯軍法軍統帥弗雷將軍家族提供的，我為這幅畫還專門去了法國的吉美博物館，研究過那里收藏的幾幅郎世寧的作品”。
　　同時，朱紹良又讓自己的太太拿著拍賣圖錄請教了故宮清宮書畫專家聶崇正先生。聶先生認為，這像是郎世寧的作品，故宮類似的作品有三幅：《孝賢純皇后像》、《慧賢皇貴妃像》和《婉嬪像》，尺寸都是54.2×41cm。他建議這幅畫可以買。
　　陰差陽錯，喜歡這幅畫的人都沒有能到拍賣場上，拍賣師以底價200萬港元落槌，加上傭金，朱先生以236萬港元買到了這幅畫。
　　拿到了畫，朱先生又帶著畫作去請教了油畫專家靳尚誼先生。靳先生看了作品后談到：“首先，這是紙面油畫，不是水彩畫，你看，畫的背面一定有許多油，油彩都被紙吸收了而透到了背面;第二，這一定是西方人畫的，繪畫手法是“退暈法”，郎世寧懂得“退暈法”的使用”。
　　朱紹良又捧著畫作找到聶崇正先生。聶先生看了實物后說：“這幅畫與宮里的三幅畫制式大小都一樣，畫面背景染色都一致，只是不同顏色而已”。聶先生拿出了一幅美國克利夫蘭博物館的郎世寧作品《乾隆帝后和十一位妃子肖像》的高清照片，畫中的純惠貴妃與《純惠貴妃像》中長相一樣;他又拿出法國一家遺產拍賣2001年9月拍賣過的一幅國畫《朝服像》，也是弗雷家族提供的，畫中的純惠貴妃長的也與《純惠貴妃像》中一樣。
　　聶先生說到：可以看出，這幅油畫是郎世寧親筆所畫，沒有幫手代筆。而且，這可能是中國最早的油畫之一。聶先生認定：郎世寧一共畫有9幅宮廷人物油畫，故宮有3幅，吉美有3幅，還有1幅在法國多勒市美術館，加上《純惠貴妃像》，已經有了8幅。
　　2006年，朱紹良又專程去了法國，不巧，因為不在展期，他沒能看到吉美博物館的幾張郎世寧作品。于是，他委托法籍華人文物藝術品學者梁璉博士去法國國家圖書館查閱，最終找到了弗雷在20世紀初兩次捐贈盧浮宮和吉美博物館的清單，以及兩任法國總統為弗雷捐贈而寫的《受讓政令》，還找到了1900年法軍回國時，弗雷將幾箱寶物從中國運到法國馬賽港的文件。
　　回國后，朱紹良又到了國家第一歷史檔案館，查到了皇家祭祀殿堂“壽皇殿”的檔案。清朝的規制，歷代皇帝駕崩后，自己及后妃的畫像、璽印、文玩器物，一部分隨葬陵寢，其余的都陳置在壽皇殿供奉。壽皇殿位于現在的景山內，那里正是八國聯軍入侵時法軍司令部所在地。檔案中記載了原來放在西殿東大柜的一幅純惠貴妃半身像后來不知所蹤。檔案中還有一幅當時某日本記者給弗雷將軍們在壽皇殿門前拍的一張合影，那正是法軍司令部。
　　由此可見，朱紹良對《純惠貴妃像》的調查研究細致入微，將作品的歷史淵源完全挖掘出來!
　　隨后，朱先生繼續對郎世寧作品的市場價格做了調查。
　　郎世寧是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寵臣，乾隆尤其對郎世寧評價極高，曾賜予他戶部侍郎的職位，相當于今天的財政部副部長。
　　園明園里的獸首等雕塑、部分園林都是郎世寧設計的。
　　朱先生認為，連在室外整日風吹日曬的兔首、鼠首都賣出那么高的價格，廟堂之物的藝術品，當然價值要更高才對!更何況，郎世寧學貫中西，其繪畫技巧東西合璧，藝術水準和藝術地位都應該是那個年代的頂峰。
　　在民國時期，郎世寧的作品價格能與宋畫相提并論。比如，郎世寧與唐岱合作的《春郊閱駿圖》當時賣7000大洋，當時，隋代的《展子虔游春圖》才賣6000大洋，比郎世寧早的王石谷精品《夏木垂蔭圖》圖只賣200大洋。
　　經過這樣的深入調查和研究，朱紹良已經對郎世寧及其這幅作品的來龍去脈一清二楚了。他覺得，到了該出手的時候了。于是，2012年，他委托香港邦瀚斯拍賣行將《純惠貴妃像》進行拍賣，他也將自己所有的研究成果都一并交給了拍賣行，最終場上以3990萬港元成交。
　　7年，增值了14倍!
　　朱紹良認為，這一投資過程的最大收獲不僅僅是金錢上的，更重要的是自己加深了對于那段歷史、繪畫藝術和鑒定方法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