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禮記·禮運》云:“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地不愛寶,而典章文物重見天日,璀璨瑰麗之余,千載文化精魄乃斯可見。
2010年6月,為配合2010年中國文化遺產日蘇州主場城市活動,蘇州博物館舉辦“擇厥吉金 自作御器——吳國王室青銅器特展”。這次文物盛宴,集中展示收藏在南京博物院、上海博物館、安徽博物院、湖北省博物館等國內知名博物館內的十余件極具代表性的吳國青銅重器。其中,一件收藏于江蘇省盱眙縣博物館的青銅匜卻躋身這次高規格的特展之列,與這些來自“大腕”級收藏單位的鎮館珍寶共同亮相,聽來有些不可思議。不過,這件被稱為吳季生匜的青銅禮器雖其貌不揚,匆匆掩埋入地下兩千余載,然一朝出土于蘇北一隅,卻引得文物考古學者的矚目。盱眙博物館館藏的這件吳季生匜,可以稱其為春秋時期江淮地區吳文化的珍貴歷史見證。
一、勾吳重器
1985年4月下旬,江蘇盱眙縣舊鋪鄉(今舊鋪鎮)農科站王莊農民在挖掘魚塘時,在距地表約50厘米的土層中發現一件銅器文物。盱眙縣文博工作人員獲悉后,前往經鑒定,為一件先秦時期的青銅匜,后專家根據器物底部銘文將這件文物定名為吳季生匜,現為國家一級文物,收藏于盱眙縣博物館。
匜,乃是古代的盥洗器。在商周時期,貴族在祭祀宴饗前需要進行清潔雙手的儀式,匜便是作為盥洗雙手而用的注水器。《左傳·僖公二十三年》云“奉匜沃盥”,《國語·吳語》載“奉槃匜以隨諸御”,指的正是這樣的銅匜。
吳季生匜為青銅質地,胎體較厚,通高16.1厘米,流至鋬長28.7厘米,腹寬22.4厘米,重約1.75千克。整件器物為橢圓形,形如瓢狀,前有封頂式流,后有螭龍形曲柄。銅匜的流為一奮力張嘴的獸首流,前段飾高浮雕獸面紋,面目猙獰,造型生動,后端飾蟠螭紋組成的饕餮紋浮雕,拱身螭龍形鋬,螭嘴銜住匜口沿,無足,尾部上翹。銅匜腹部飾蟠虺紋和繩紋,工藝精致,其腹壁較直,斂口,深腹,略向內傾,弧線內收而成平底。這件銅匜整體造型敦厚飽滿,線條圓潤流暢,做工精致典雅,銅匜內底陰刻“工□季生乍(作)其盥會匜(原釋讀為盥,誤,下文將論述此問題)”九字豎行銘文。據專家從銘文內容和器形特點研究,這是一件春秋晚期的吳國青銅禮器。
二、銘文釋讀
吳季生匜得名的最大依據和其最重要的文物價值正是其器物內底陰刻的九字銘文。
首兩字“工□”,有專家擬定為“工”,一般認為此即“工盧”,為“勾吳”之異稱。王國維《觀堂集林·攻吳王夫差鑒跋》論述道:“工盧亦即攻吳,皆句吳之異文。”因此,“工盧”即“句吳”之異稱。“句吳”乃吳國之舊稱,《史記?吳太伯世家》記載“太伯之奔荊蠻,自號‘句吳’”,《漢書?地理志》也同意此說。據淮安學者王秀英研究,現有出土吳器銘文中,吳國國名在諸樊之前作工,諸樊時期作工盧,闔廬時作攻五、攻吾,后改作攻吳,最后省為吳。銘文前兩字若是“工盧”,則其應不晚于吳王諸樊時期(前560-前548年)。
銘文第三、四字為“季生”。季生何人?在對于吳季生匜的研究中,這是一處打開歷史死結的鑰匙。研究吳國歷史的學者,希望能將此坐實為大名鼎鼎的延陵季子,不過目前依然存疑。
季札,據《史記?吳太伯世家》記載為姬姓,名札,春秋時吳王壽夢第四子,又稱公子札,封于延陵(今江蘇常州一帶),后封周來(今安徽鳳臺),故稱延陵季子。其兄長諸樊、馀祭依次為諸侯,欲傳位于少弟,季札“棄其室而耕”,隱居不受,遂交游諸侯,以成其名?!蹲髠?middot;襄公二十九年》載季札會見晏嬰、叔向等列國人士,聘魯觀周樂,這也成為春秋晚期吳文化逐漸興盛并于中原文化交融輝映的重要事件。
其下,“乍”字為“作”異體字。最后四字,初釋讀為“其盥會盥”。然據筆者根據觀察銘文及拓片反復比讀,顯見倒數第一字和倒數第三字存在明顯筆畫不同。查《金文大字典》,倒數第三字為盥,而最后一字不應為盥。最后兩字,應為“會匜”。
“會”是器物的蓋子?!墩f文·會·段注》:“會,合也。見釋詁。禮經。器之蓋曰會。”《儀禮·士喪禮》:“敦啟會。”《儀禮·士虞禮》:“命佐食啟會。”所謂“會匜”,就是帶蓋的匜。大凡自名為“會匜”的匜,推測這種匜是有蓋的。所謂“會匜”,就是帶蓋的匜,這在河南、湖北等地出土的銅匜實物銘文中可以相互驗證。例如,在河南淅川下寺出土的楚國銅匜有“鑄其會匜”、“作盥匜”等語句。董楚平《吳越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著錄盱眙吳季生匜銘文,最后四字便已改為“其盥會匜”。董珊《吳越題銘研究》(科學出版社,2014年版),著錄“工吳季生匜”條也以“其盥會匜”為是。
三、身世之謎
盱眙出土的這件春秋時期吳國重器,從未見于歷史典籍記載。銅匜所出的鄉里,原隰相望,草木繁茂,這一片歷史星空之下,掩埋著怎樣的驚世秘密呢?
“盱眙”得名于秦漢之交,而近些年的考古勘探表明,早在春秋戰國時期,作為江淮之間一處丘巒起伏、水澤豐美的地方,就已經存在很多人類活動的足跡了。據記載,盱眙先秦為“善道”地,迄今這依然為歷史學者所贊同。
《左傳·襄公五年》載“仲孫蔑、衛孫林父子會吳于善道”。 魯襄公五年即公元前568年,這一年,魯國大夫孟獻子(即仲孫蔑),衛國大夫孫文子(即孫林父子)這兩位中原姬姓諸侯國的貴族同吳國的某位重要人物在吳國“善道”這個地方進行政治會晤。魯襄公五年的善道之會,是晉國想盟會吳國而使兩個附庸魯國、衛國事先進行的政治接觸。其先,《左傳》載,魯襄公三年(前570年),“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這說明,春秋晚期吳國的勢力已經逐漸擴展至江淮之間,晉國和吳國已可以在“淮上”進行聯絡。其后,“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故《左傳·襄公五年》又載:“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
“善道”,《谷梁傳·襄公五年》作“善稻”,范寧《春秋谷梁傳集解》本條釋讀為:“善稻,吳地。夷狄所號地形及物類當從中國言之,以教殊俗,故不言伊緩,而言善稻,人名當從其本俗言。”《資治通鑒》卷八注引“盱眙”云:“阮勝之南兗州記:盱眙,本春秋善地道;宋屬泗州。音吁怡。”南宋羅泌《路史》卷二十六“善單”亦注云:“《襄五年》,今旴臺,阮勝之《南徐記》:春秋時善道也”。清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等后世學者多從前說,明清泗州、盱眙方志也以魯襄公五年(周靈王四年)這次善道之會為盱眙先秦史之大事。
諸侯盟會,必用禮器,先秦禮器掩埋的禮俗,見著于史冊,考古發掘也多發現類似遺址,乳河南溫縣即發現春秋晉國盟會遺址,還出土盟書萬枚。吳季生匜與這次“善道之會”是否有著確然的聯系,這正是研究吳季生匜的學者最感興趣的地方。善道盟會之際,正是吳王壽夢(前585年 - 前561年)在位之時。吳王壽夢為正名號,赴洛邑朝見周簡王,擴充武力,組建精銳戰車部隊,聯晉伐楚,將勢力擴展到江淮東部。這樣,深處江淮腹地的盱眙便納入吳國勢力范圍,吳國在此盟會魯國、衛國大夫,商討結盟聯晉以同楚國抗衡的“國之大事”。吳季生匜作為吳國重器為吳國王室“季” 氏貴族所攜帶,并在禮儀結束后埋入地下,作為吳國與中原交好的信物,這樣的推測是可信的。
當然,這位“季生”到底是誰,由于“季”作為先秦姓氏使用較為普遍,而目前沒有其他有力證據,我們姑且不好將其同季札等同起來。而且,季札生平要晚于壽夢,其聘魯觀樂是在魯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比善道之會要晚二十余年。目前,文博專家對吳季生匜比較一致的斷代時限是春秋晚期,即吳王壽夢至闔閭時期(前585-前496年),至于更進一步的歷史定位,則有待于新出考古資料的支撐。
四、吳韻流芳
1985年,吳季生匜出土后,盱眙縣文物專家秦士芝在《文物》1988年第9期上發表《盱眙縣王莊出土春秋吳國銅匜》一文,介紹了此次文物發現,初步釋讀了器物的九字銘文,并作了簡要斷代?,F在有關于吳季生匜的基本研究,還是以這篇文章為重要參考。王厚宇、劉振永《論淮安出土的商周青銅器》(淮陰師范學院學報,2010年第4期)一文將吳季生匜同盱眙“善道”的歷史聯系在一起。王秀英《春秋時期吳國公子季生作銅匜》一文流傳頗廣,其對于吳季生匜為季札所作的觀點也有一定的代表性。
從近些年的考古材料來看,銅匜最早出現于西周中期,流行于西周晚期和春秋時期,春秋中期方出現平底匜,至戰國時代急劇衰落。吳季生匜是典型的平底匜,而這種平底匜最早出現于楚國,是典型的楚文化器物,春秋晚期吳國青銅器中出現典型的楚文化器物,應該說非常具有典型意義。這說明盡管春秋后期吳、楚兩強之間兵戈相向、爭戰不息,但彼此間文化交流依然非常頻繁。
從大范圍來看,春秋時期吳文化具有典型的區域特色,同時兼收并蓄,呈現出紛繁復雜、多姿多彩的文化面貌。例如,與盱眙吳季生匜出土地相隔不遠的六合程橋,也出土有獸首流平底匜等典型的楚風格器。春秋晚期,自吳王壽夢至闔閭近百年間,吳國著力開拓江淮地區,一方面以溝通中原晉、魯、齊、衛、宋等諸侯,向中原發展,同時與楚國激烈地爭奪江淮地區的控制權,圖霸南方。盱眙所在的江淮腹地,作為吳國的中心和爭霸的前沿,各種文化在此交融碰撞,文化的滲透與浸染也與攻伐結盟和疆域盈縮等密切相關。誠如毛穎《吳國青銅器之南方特征》(《南方文物》2009年第2期)一文所言:“在這樣的交融、影響與碰撞中,吳國青銅器在吸收并模仿中原青銅器、繼承并保有土著青銅器特征的同時,又對南方各國青銅文化兼收并蓄,并進一步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南方特征。”
青銅吳韻,由此氤氳而起,千載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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