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泠印社2014秋季十周年慶典拍賣會
　　預展：12月10日至12月12日
　　地點：浙江世界貿易中心展覽廳 （杭州市曙光路122號）
　　拍賣：12月13日至12月15日
　　地點：杭州黃龍飯店 （杭州市曙光路120號）
　　網上預展：www.xlysauc.com
　　拍賣時間12月15日（下午二時） A廳
　　
　　1900 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1818 ～ 1883） 有關馬克思晚年思想，并提及恩格斯的重要親筆信

信箋一通一頁、舊照片一幀（附原藏家函套一只）
1881 年 6 月 2 日作
估價(RMB)： 1,500,000-2,500,000

　　著錄 ：
　　1. 俄文版《馬克思年表》“1881 年 6 月 2 日”條，莫斯科聯共（布）中央黨出版社，1934 年。
　　2. 俄文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五卷（第二版），蘇共中央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編譯，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社，1955 年。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五卷 P184，人民出版社，1971 年。
　　4.《馬克思年表》P647，弗 · 阿多拉茨基主編，人民出版社，1977 年。
　　此信乃卡爾馬克思晚年極為重要的親筆信。該信自 1934 年俄文版《馬克思年表》著錄以來，在最早的中文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內全文出版，是今天中國市場中最為重要的馬克思手稿。此原稿的出現又可校正中文版翻譯中的誤解。
　　該信提及恩格斯、探討十九世紀進步思想的著作、提及妻子燕妮等等，可謂是在馬克思工作、思想、生活，以及流傳有序方面都無可挑剔的佳品。
　　附馬克思大幅舊照片一幀，爲馬克思當時隨信贈予上款人，并稱是他“剩下來的唯一的一張”。
　　這封信是 1881 年 6 月 2 日，馬克思委托友人哈特曼從倫敦帶給美國進步人士斯文頓（John Swinton）的。斯文頓系著名報業出版人，美國工人運動的支持者，曾于 1880 年在英國拜訪并采訪馬克思，訪談即發表在紐約的《太陽報》上。隨后，馬克思一直與他保持聯系，這封信是目前所知的馬克思致斯文頓的兩封書信之一。
　　馬克思在信中探討了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者普魯東、現代土地制度改革運動人物亨利·喬治、英國古典經濟學家李嘉圖等人的著作和思想。信中清晰地向我們表明了晚年馬克思是如何看待其前期思想的，這歷來是馬克思學界爭論不休的問題——馬克思在信中肯定了當年他對李嘉圖激進派學生的批判不但適用于批判普魯東的《貧困的哲學》（1847 年），而且適用于亨利 · 喬治的《進步與貧困》（1880 年）。普魯東的《什么是所有權？》曾得到馬克思的高度贊賞，他與馬克思徹夜長談黑格爾哲學，之后試圖將黑格爾辯證法用于經濟學研究，其思想結晶即《貧困的哲學》。而馬克思認為經濟范疇是人們生活的反應，不是普魯東所謂的“抽象”——正是從批判普魯東開始，馬克思進入了對古典經濟學的全面批判，其理論結晶即是《資本論》。
　　該信提到恩格斯，以及他們與美國進步人士的關系。馬克思在附信中提到韋勒克（Viereck）把他與恩格斯弄混了，這恰恰說明馬克思和恩格斯是馬克思主義的共同創始人，他們之間沒有某些西方學者所認為的截然不同的思想。
　　信中還提到馬克思妻子——燕妮馬克思的危急病情。燕妮在數月后去世，馬克思也于同年身患重病。正是由此，馬克思晚年的手稿及書信驟然減少，貧病交加幾乎使其不能進行長時間的寫作，故其思想只能通過與友人之間的少量通信得以窺見。他的每一封信都彌足珍貴。
　　1901 恩格斯（Friedrich Von Engels，1820～1895） 《五一節致捷克同志們》——有關馬克思及國際工人運動的手稿

信箋 一通一頁
1893年4月8日作
估價(RMB)： 300,000-500,000

　　出版：1. 俄文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社，1962年。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P472，人民出版社，1965年。
　　發表： 《社會民主黨人報》（SociálníDemokrat）五一專刊，捷克社會民主黨，1893年，捷克布拉格。（據《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此份重要的恩格斯手稿同時提及馬克思，和工人運動國際化——這兩點是恩格斯對人類的偉大貢獻，且對中國影響深遠。
　　這是一份恩格斯在馬克思逝世后繼續闡釋其理論的重要手稿。恩格斯在手稿中不僅追憶了1848年馬克思偉大的革命活動，所引申出的民族糾紛、工人運動及工人階級國際化等具有普遍性的問題——這正是恩格斯對馬克思哲學觀產生以來的實踐經驗所作的哲學總結，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系統化而又大眾化的最初嘗試。
　　馬克思曾于1848年8月底至9月初的維也納之行，其目的是加強同奧地利民主主義組織和工人組織的聯系，促使它們更堅決地同奧地利的反革命勢力作斗爭，同時也指望得到繼續出版“新萊茵報”的經費。
　　此稿著錄于1971年中文第一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之中。據蘇聯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此稿最早于1893年在捷克社會民主黨報紙“社會民主黨人報”（《SociálníDemokrat》）的“五一專刊”上刊載，是恩格斯應該報之邀而撰寫的一則短文。本拍品即為回信短文之底稿，是影響持久的紅色文物。手稿的原文是德文，俄文是按手稿譯的，并根據捷克文的專刊校對過。這個專刊還刊登了拉法格、倍倍爾和其他共產主義活動家給捷克工人的賀信。
　　在這篇短文刊登后不久，1893年8月，恩格斯在歐洲大陸旅行期間出席了正在蘇黎世召開的第二國際的第三次代表大會。這是恩格斯唯一的一次參加第二國際的代表大會。他在大會閉幕詞中希望各國無產階級在反對共同的敵人、爭取解放的斗爭中加強團結、互相學習，遵守共同的革命原則，同時各國無產階級應該以“獨立自主的形式組織起來”，堅持“自由聯合”和“自愿聯系”的原則。考茨基曾說：“恩格斯逝世后，馬克思才完全逝世了。”這份手稿見證了恩格斯在馬克思身后繼續領導工人運動，闡釋、豐富、發展馬克思主義并整理馬克思文獻遺產的不懈進程。
　　全文如下：
　　當時卡爾·馬克思在維也納會晤了布拉格書商鮑洛施（Borrosch），他是奧地利國民議會中德意志波希米亞黨團的領袖。鮑洛施痛心地訴說了波希米亞的民族糾紛以及所謂捷克人對波希米亞的德意志人的強烈仇恨。馬克思問他，波希米亞的工人在這方面的情況怎么樣。鮑洛施答道：“那完全是另外一種樣子。工人一加入運動，這種現象就告終，就不分什么捷克人或德意志人，大家就都在一起了。”
　　兩個民族的波希米亞工人在當時只是感覺到的事情，現在他們理解到了；他們理解到：所有這些民族糾紛只是在大封建主和大資本家統治時期才有的，民族糾紛只是為永遠保持這種統治服務的，捷克工人和德意志工人有著共同一致的利益，當工人階級一取得政治統治地位，一切引起民族不和的借口就會消滅。因為工人階級就其本性來說是國際主義的，它將在即將來臨的五一節這一天再一次證實這一點。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3年4月8日于倫敦
　　1902 列 寧（Vladimir Ilich Lenin，1870～1924） 親筆圖書借閱卡

借閱卡 一張一頁
1914年11月1日作
估價(RMB)： 250,000-500,000

　　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列寧的手跡十分稀有，通篇親筆的手稿更是鳳毛麟角。
　　這是一張列寧1914年11月1日在瑞士貝爾尼國家圖書館的借閱卡，但卻是見證了列寧在人生的重要時期、重要地點，對早先進步著作的閱讀與追求。對上面有列寧親筆填寫的德語個人資料和借閱信息：
　　V. I.烏里揚諾夫（V. I. Ulyanov），記者，《農業機械化》，歐內斯特·霍爾迪著（Ernst Jordi）。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烏里揚諾夫（Vladimir Ilich Ulyanov）是列寧的原名，是他在信中常用的簽名。
　　這是列寧在瑞士流亡期間所作，據他重回俄國發動震撼的“十月革命”盡有三年時間。因受沙皇政府迫害，列寧曾長期流亡國外。1914年，他搬到中立國瑞士的伯爾尼（Bern）。他評價伯爾尼是一個行政性和教育性的城市，這里有許多好的圖書館，有許多學者，可是這個城市的整個生活浸透了一種小資產階級精神。其《哲學筆記》和《談談辯證法》即是這段時間在伯爾尼完成的。
　　這張借閱卡說明了偉大的革命導師廣泛的閱讀領域——也正是由于這一時期多方面的積累，才使得后來的全俄電氣化、戰時共產主義和新經濟政策獲得成功。在列寧此期間的通信中，他不止一次向友人表示把大把的時間花在圖書館。他忙于研究各個流派的哲學著作，包括亞里士多德、黑格爾、費爾巴哈等等。然而，革命者向往的是革命斗爭不斷高漲、社會近于沸騰的生活，景色如畫、生活靜如止水的瑞士使他不能不發出“這一切卻離我們很遠”的感嘆。1917年3月，沙皇政府被推翻。聽到沙皇垮臺的消息以后，列寧立即返回俄國，積極準備發動武裝起義。在列寧的領導下，俄國人民終于取得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
　　1903 斯大林（Joseph Vissarionovich Stalin，1878～1953） 致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副主席皮達可夫親筆信

信箋一張一頁（粘貼于電報上）
估價(RMB)： 120,000-200,000

　　這是一份斯大林全部親筆的信件，爲1931年由德國柏林發出的電報底稿，上款人爲當時蘇聯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副主席格里高利·皮達可夫（Grigory Pyatakov）。信件粘貼于電報原文件上。 斯大林通篇親筆的手稿十分罕見。
　　斯大林在電報中說：
　　“關于巴甫洛夫斯基（Pavlunovsky）和奧澤斯基（Ozerskiy）在電報中提到的鋼鐵問題，我在等你的回復。”
　　在便簽背面，是從奧澤斯基的電報編碼轉譯過來的手書回復：
　　“我和巴甫洛夫斯基給皮達可夫發了一份電報，詢問他今年要購買并運輸多少鋼鐵，然后在此基礎上增加。”
　　為了加快蘇聯經濟的發展，1927年聯共（布）第15次代表大會通過了關于制定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 （1928～1932）的指示。“一五”計劃的基本任務是在短時間內建立國民經濟技術改造的基礎，把蘇聯由一個農業國變成工業國。但從1931年起，即發送這封電報的這一年，蘇聯境內爆發了一場使幾百萬人喪生的饑荒，蘇聯政府的農業強制集體化政策和過度快速的工業化進程被認為在一定程度上是導致饑荒的主要原因。
　　（上款簡介： 格里高利·皮達可夫（Grigory Pyatakov，1890~1937），蘇聯政治活動家。1910年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是布爾什維克。擔任過基輔黨委委員。多次被捕和流放。1914年逃亡國外，在瑞士同列寧、季諾維也夫、布哈林等一起在《共產黨人》雜志工作。二月革命回國，任基輔黨委主席、基輔工人代表蘇維埃主席。十月革命后擔任過國家銀行總委員助理、總委員。1918年在烏克蘭領導過“左派共產主義者”集團。國內戰爭時期，任烏克蘭臨時工農政府主席、集團軍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內戰結束后從事經濟領導工作，先后任國家計委副主席、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副主席、租讓事務總委員會主席等職。托洛茨基反對派的重要成員，1927年因此被開除出黨。1928年恢復黨籍。1928年后支持布哈林觀點。1937年再次被開除出黨并被處決。1988年蘇聯最高法院為其恢復名譽。）

《1881年6月2號馬克思致約翰·斯文頓的一封信》

　　（本文作者 劉懷玉教授 系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導，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研究中心副主任）
　　此信乃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思想導師、歐洲古典哲學與經濟學的綜合批判者馬克思的晚年筆墨。馬克思晚年貧病交加，1881年前寫完《資本論》第二卷第八稿之后幾乎不能進行長時間的寫作，直至兩年后去世沒有文章或著作問世。但馬克思晚年堅持閱讀，并與友人通信討論相關問題，因而他的晚年思想只能通過來往書信才能得以窺見。不過馬克思對外的書信聯系也不斷減少，要想了解馬克思的晚年思想，他的每一封信件都顯得非常重要。
　　具體來說，這封落款于1881年6月的信件是馬克思委托哈特曼從倫敦帶給美國進步人士約翰·斯文頓的。斯文頓是美國著名記者、《太陽報》主編、《約翰·斯文頓周刊》創始人。斯文頓曾在英國倫敦采訪馬克思，訪談即發表在《太陽報》上，隨后馬克思一直與他保持聯系，這封信就是目前所知的馬克思致斯文頓的兩封書信之一。
　　馬克思早年著述頗豐，26歲便寫出了引領西方人本主義馬克思主義流派的驚世巨作《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但一年之后，馬克思就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及《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對自己的第一次經濟學哲學研究展開了內在批判，這標志著馬克思開始建構其歷史唯物主義思想，但其經典理論何時建構完成，以及晚年馬克思如何看待其前期思想歷來是馬克思學界爭論不休的問題。這封信向我們清晰的表明，寫于1847年的《哲學的貧困——答普魯東先生的“貧困的哲學”》在他花費數十年寫出了《資本論》這一曠世巨作之后仍然得到了馬克思自己的高度肯定，認為當年他對李嘉圖的激進派學生的批判不但適用于批判普魯東寫于1847年的《貧困的哲學》，而且適用于信中對斯文頓提及的亨利-喬治1880年出版的《進步與貧困》（Progress and Poverty: an inquiry into the cause of industrial depressions and of increase of want with increase of wealth. The Remedy, New York, 1880.本書給作者帶來了極高的榮譽，并被賦予社會主義色彩，其中提出的“單一稅”目前在國內仍被經濟學界廣泛關注）。
　　但正如張一兵教授在《回到馬克思》中所言，“長期以來我們并沒有對這本論著予以足夠的理論關注和深入細致的文本解讀”（《回到馬克思》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472頁）。此信不但表明馬克思認為自己的思想中“決定性的東西”在《哲學的貧困》中已經成熟，而且非常具體的又一次提醒我們，馬克思早在1847年批判普魯東的時候已經對平均社會主義者做出了深刻批判：他們不理解現代社會中財富與貧困同時在積累的歷史根源，卻試圖“通過地租共有”來消除資本主義壞的方面、保持其好的方面，因而只是想在“這個社會美化了的影子的基礎上改造社會”（《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972年，117頁），也就是馬克思信中所說的試圖“拯救資本主義”。
　　“地租共有”是根據此信英語原文“the public appropriation of the rent of land”翻譯的，在根據《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版“轉譯”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中這段文字被譯作“國家占有地租”，凸顯了我們之前對公有制的實現形式的理解是有歷史局限性的，這封信讓我們意識到馬克思不但不贊成通過“國家占有地租”來消除資本主義的弊端，而且不贊成“地租共有”這個概念本身，因為地租只是利潤即剩余價值的一種轉化形式，“地租共有”只是在不改變雇傭勞動制度的前提下讓資本主義剝削在更廣泛的基礎上完善化。但“地租共有”正是李嘉圖式的社會主義者，比如湯普森、霍吉斯金、布雷及亨利-喬治診治資本主義危機的不二藥方，而更有意思的是，孫中山先生曾經也十分推崇亨利-喬治的地租單一稅理論，且把他和馬克思一起當作自己的“平均地權”思想的一個來源。然而，看了這封信之后，我們不得不說孫中山先生把兩個思想對立的人引以為同道是歷史性的誤會。
　　信中提到的普魯東是法國著名社會主義經濟學家，其《什么是所有權？》得到了馬克思的高度贊賞，但在與馬克思徹夜長談黑格爾哲學之后，試圖將黑格爾辯證法用于經濟學研究，以便把經濟學諸范疇納入到一個矛盾性的范疇體系之中，做出一個黑格爾式的經濟學之邏輯體系，其思想結晶即《貧困的哲學》一書。
　　普魯東原書全名為“Système des contradictions économiques ou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即《經濟矛盾之體系或貧困的哲學》，中譯本為了凸顯其與馬克思的《哲學的貧困》一書對立，遂省略了主標題，以副標題稱之為《貧困的哲學》。這略有不妥，因為普魯東的主要目的是想把經濟范疇體系化，順便對貧困問題做出“哲學”研究。而這正是馬克思所要反對的，因為在馬克思看來，經濟范疇只是人們對經濟生活的反映，但在普魯東的“抽象”中，“一切事物都成為邏輯范疇，因而整個現實世界都淹沒在抽象世界之中，即淹沒在邏輯范疇的世界之中”，因此既然他把這種抽象方法運用到政治經濟學的范疇上面，就會得出政治經濟學的邏輯學和形而上學，并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歷史地出現的社會關系及其概念范疇永恒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972年，141-143）。
　　普魯東把這本書送給馬克思的時候，特意囑其多加批評。馬克思閱后，先給另一好友安年柯夫寫了一封長信，表達其強烈不滿：“在人們的生產力發展的一定狀況下，就會有一定的交換和消費方式。在生產、交換和消費發展的一定階段上，就會有一定的社會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級或階級組織，一句話，就會有一定的市民社會。有一定的市民社會，就會有不過是市民社會正式表現的一定的政治國家。”（《馬克思恩格斯全集》27卷，1972,477頁）這八個“一定的”定語突出了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和歷史辯證法的方法論特征，即歷史的、現實的、具體的分析原則。正是在這種強調歷史性、特定性與暫時性的辯證法思想的指導下，馬克思隨后立即寫出了一本針鋒相對的著作《哲學的貧困》以示反諷，詳盡的展開了他致安年柯夫的信中對普魯東的批判，闡明了馬克思主義新世界觀與馬克思主義經濟科學中的“決定性的東西”，即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基礎（詳見張一兵《回到馬克思》2009年版，453-495頁）。
　　正是從批判普魯東開始，馬克思進入了對古典經濟學的全面批判，其理論結晶是被譽為工人階級的圣經的《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 在此書中，馬克思完成了對英法古典經濟學的綜合批判，用商品及勞動的二重性理論解決了李嘉圖學派的勞動價值論面臨的矛盾，即勞動與資本的交換是否符合勞動價值論的問題，以及如果勞資交換是符合勞動價值論的等價交換，那么資本對勞動的剝削，即純利潤何以可能的問題。正如前文所言，馬克思去世前兩年的書信印證了，這一開創性的著作基于自己將近三十年的經濟學研究，與自己早年的思想多有不同之處，并受到了自己的批判，但他寫于1847年的《哲學的貧困》卻在馬克思本人的思想建構中得到了回顧性的引用，因而肯定了其較高成熟度與理論價值。這也意味著馬克思雖然總是在批判自己的思想，但他也不是一個相對主義者，不是一味的否定自己過去的思想，而是在變化中保持著自身獨特的思想。
　　馬克思在副信中提到的Viereck，在傳達馬克思對斯文頓的美好祝福時把馬克思和恩格斯弄混了，而且已經犯過了類似錯誤。這或許在某種意義上說明了一點：馬克思和恩格斯是馬克思主義的共同創始人，他們之間沒有某些西方學者所認為的截然不同的思想。否則，他們的朋友就不會把他們“混淆”為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