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韓立森

　　定窯是長期以來人們所公認的宋代汝、官、哥、定、鈞五大名窯之一，歷史學家傅振倫先生在《中國最古的瓷器》一文中曾談到：世之言瓷者，以為宋世有瓷，且以定、汝、官、哥、均為宋代五大名窯，推而上之以柴、汝、官、哥、定為中國五大名窯。定窯以燒制白瓷為主，是北方白瓷的杰出代表。經過葉麟趾先生提示、陳萬里先生、馮先銘先生踏訪，再加上墓葬塔基定窯文物的出土，學者們孜孜不倦深入研究，特別是近年窯址考古工作的開展，逐漸揭開了定窯的神秘面紗。

　　定窯的歷史地位

　　定窯是精細白瓷生產最具代表性的窯場，北宋時期取代了邢窯的白瓷地位，一躍成為“天下第一”的名牌產品，這些精細白瓷迎合了宋代士大夫階層的品味，成為他們所關注和青睞的器物。許多定瓷精品被征入宮廷，供皇帝貴胄使用賞玩，因此，定窯也被各地瓷窯紛紛仿效，對南北方的諸多窯場，如周邊的山西介休窯、平定窯、北京龍泉務窯等窯場，甚至江西的景德鎮、四川的彭縣窯等，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些窯場仿造定窯的瓷器，通常被人們稱為仿定器，由于定窯在精細白瓷生產中所具有的代表性地位，因而這些不同地區采用定窯的工藝生產的精細白瓷被命名為“定窯系”(中國硅酸鹽學會編《中國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229頁)。

　　定窯瓷器流布范圍很廣，考古發現東到我國東北的遼寧，北到內蒙古，南到江浙、湖南，西至陜西等地都發現有定瓷出土。即使在宋金對峙時期，也未阻斷定瓷的流通，近年來在杭州市開展的南宋都城臨安城考古的許多重要發現，如南宋太廟遺址、臨安府衙署遺址、恭圣仁烈皇后宅遺址等，南宋地層中都出土了一些定窯瓷器，許多瓷器還帶有宮廷使用的款識(馬時雍主編《杭州的考古》，杭州出版社，2004年)。甚至在埃及福斯塔特遺址也出土過不少北宋時期的定窯瓷片(三上次男《中世中國とエジプト—ト遺跡出土の中國陶瓷を中心として》，載出光美術館《陶瓷の東西交流》，日本寫真印刷株式會社，1990年，84-99頁)非洲的東海岸以及東南亞等地也都發現有定窯的瓷片，1977年南朝鮮新安海底發現了我國沉船，發現有定瓷(馮先銘《南朝鮮新安沉船及瓷器問題探討》，《故宮博物院院刊》，1985年03期，第113頁)。有的還有銘文，說明定窯的產品行銷海內外，戰爭和大洋都沒能阻當住定瓷的吸引力，可見在內外貿易中不可或缺的地位。

　　新中國成立后，各級政府非常重視定窯遺址的保護工作。1956年，河北省人民政府將定窯遺址公布為重點文物古跡保護單位。1985年，曲陽縣人民政府在定窯遺址設立了專門保護機構“定窯遺址文物保管所”，修建了專門的重要遺跡保護展示棚。1988年，國務院公布定窯遺址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劃定了保護范圍。

　　近十年來，各級政府和文物部門對定窯遺址開展了一系列保護管理工作。制作遺址保護規劃、支持對遺址進行科學發掘和保護、大力扶持復仿制品產業的發展、成立了定瓷研究室，培養出了定瓷制作大師陳文增等制瓷名人， 2006年“定瓷燒制技藝”被列為國家級第二批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投資拍攝了“定窯考工記”紀錄片，提出了建設定窯考古遺址公園的計劃等，正在穩步推進考古遺址公園的建設。

　　發現定窯

　　有關定窯的文獻記載很豐富，時代最早的當屬現藏于曲陽北岳廟的《唐恒岳故禪師影堂紀德之碑》，碑陰處銘文包括有：“冶將”“冶副將”“都知瓷窯”等與瓷窯管理有關的官職名稱(王麗敏等《曲陽發現<唐恒岳故禪師影堂紀德之碑>》，《文物春秋》2009年6期)；另一條被定瓷研究者們廣泛引用的材料是《王子山院和尚舍利塔記碑》，內容中出現了“充龍泉鎮使鈐轄瓷窯商稅務使”瓷窯稅務官職銜，龍泉鎮即今定窯窯址所在地(董濤撰、周斯億等修《光緒曲陽縣志》，光緒三十年曲陽小學堂本)。由此可知在唐代中期，曲陽已存在制瓷業并受官府的監管。五代還出現了稅務使收取課稅，不僅證明確有瓷窯，而且規模可觀，管理有序。古代瓷窯址一般以州命窯，曲陽古屬定州管轄，也是其主要的集散地，因此稱為定窯。

　　有人做過專門的統計，宋至清時期文獻和方志中有關定窯的記載三十余條，元朝人劉祁在《歸潛志》一書中曾有“定窯花瓷甌，顏色天下白”的贊譽(劉祁《歸潛志》，卷八“聯句亦詩中難事”條，中華書局，1983年)。劉氏所言的“花瓷甌”是指定窯白瓷上那種以模印、刻畫為主的裝飾而言，其工巧富麗的程度，與花釉瓷器相比毫不遜色，可謂獨步一時冠絕當世。宋代大文豪蘇軾贊譽定瓷：“定州花瓷琢紅玉”(蘇軾著《蘇東坡集》(上)，卷三“試院煎茶”，商務印書館，1933年，第43頁)。蘇東坡北宋元祐年間曾知定州，對轄區內的定瓷有更深入的了解，更懂得飲茶器具在茶道中的重要性，道出了定瓷與好茶的相得益彰。南宋太平老人所著《袖中錦》給定瓷以極高的評價，把定瓷與端硯、洛陽花、建州茶、蜀錦……認為皆為“天下第一”的名牌產品。《邵氏聞見錄》中記有宋仁宗一日去張貴妃處，見宮內陳設有一件“定州紅瓷器”，仁宗問怎么來的，貴妃回應說是某大臣所獻，皇帝聽后震怒，訓斥其不守戒禁，私自接受大臣的饋贈。說明定窯不僅白瓷天下知名，也產紅瓷器，且在當時也屬珍貴物品，并為達官貴人所喜愛(邵伯溫撰《邵氏聞見錄》卷二，中華書局，1983年，第13頁)。

　　定窯雖因其在中國陶瓷史中的重要地位而屢見于文獻記載，但由于窯火的熄滅，遺址在20世紀30年代以前并不為世人所知。人們依據文獻資料在河北中部尋找定窯窯址，根據“窯以州名”的認知，認為窯址在定州，結果考察定州本地并沒有發現窯址，窯址遺跡淹沒在歷史的長河中(〔日本〕上田恭輔《關于定窯的考察會》，陶雅會，1925年。尾崎洵盛《支那陶瓷小考》，寶云舍，1934年)。

　　1934年，時任北平大學工學院教授的葉麟趾先生，這位背負實業報國留洋歸來的學者，決心揭開這個歷史之迷，他通過自己的實地考察，首次報道定窯遺址在河北省曲陽縣的剪子村(即澗磁村)和仰泉村(也就是燕川村)(葉麟趾《古今中外陶瓷匯編》，北平文奎堂書莊，1934年，第10頁)。

　　1941年，日本人小山富士夫根據《古今中外陶瓷匯編》的記載，跟著日軍掃蕩的隊伍進入了曲陽，對定窯遺址進行了一次調查，獲取了一定數量的瓷片，同年他以《關于定窯遺址的發現》為題報告了窯址的情況(〔日本〕小山富士夫《關于定窯窯址的發現》)這批材料后來由東京根津美術館結集出版(根津美術館《定窯白瓷》，東京，小學館，1983年)。

　　新中國成立后，故宮博物院的陳萬里先生、馮先銘先生對定窯遺址進行了實地復查，從刻花、劃花、印花、淚痕以及細膩潔白的瓷胎等方面，基本確認了河北曲陽澗磁村一帶即史載的定窯遺址所在地(陳萬里《調查平原、河北二省古代窯址報告》，《文物參考資料》1952年第1期。陳萬里《邢越二窯及定窯》，《文物參考資料》1953年第9期)。采集到近兩千瓷片標本，并初步判明了始燒的年代，認為唐代開始燒白瓷，五代時期有較大發展，宋代為極盛時期(馮先銘《瓷器淺說(續)》，《文物》1959年第7期)。

　　定瓷之美

　　定窯白瓷唐代時就堪與邢窯媲美，宋到金是定窯的鼎盛時期，定窯的白瓷工藝達到極高的水平，定瓷的燒成溫度一般在1300oC以上，高于一般成瓷的1250oC，所以定瓷比其他窯燒出的瓷胎更堅致。定瓷的胎料經過精心加工，因此產品燒成后胎質細膩溫潤。定窯燒制白瓷為主，由于釉料中氧化鈦含量較高，加之用氧化焰燒成，故釉色多白中泛黃，呈現出象牙般的質感，給人以柔和悅目、溫潤恬靜之美感，因此也被人譽為：中和之美。

　　白瓷乃彩瓷之母，定窯除燒制白瓷外，還兼燒白釉黑彩、黑釉、醬釉和低溫鉛綠釉、鉛黃釉兩色釉彩瓷等，定窯還生產三彩器物。黑醬、芝麻醬色釉瓷即是文獻記載的“黑定”和“紫定”，更受時人的歡迎，價格皆高于白定。

　　定窯瓷器的裝飾手法多樣，主要有塑貼、刻花、劃花、印花和描金花等。此外，定窯模制器物，剔花、黑剔花也有少量生產，以金代的裝飾手法最豐富。定窯紋樣有花卉紋、蓮瓣紋、海水紋、云龍紋、禽鳥、游魚、走獸等，豐富多樣。其裝飾構圖簡練，線條明快，層次分明，紋樣清晰，圖案布局富于變化，獨具一格。定窯裝飾技法中，印花最為人稱道，在宋、金時期所有使用的印花裝飾的瓷窯中，定窯以高超的技藝獨占鰲頭，被推為印花之冠。所見傳世的印花花鳥圖盤，內壁上的兩孔雀之間以一枝牡丹相隔，盤心配以鴛鴦牡丹，圖案優美宛如一幅布局嚴謹的織錦畫。印花龍紋標本窯址多見，造型多數為盤，盤內滿印云紋，盤心印一條姿態矯健的三爪蟠龍，龍身盤曲，首尾相接，張牙舞爪，栩栩如生。

　　定窯瓷器的造型很豐富，除祭器、玩具和佛事用具等外，大量的產品是日常生活用具，主要有碗、盤、杯、碟、盞、盒、洗、壺、罐、瓶、枕、爐等。定窯的高端產品造型精美，有枕等生活用具，也有佛事用具等。如在定縣出土的一件白釉刻劃花蓮瓣紋龍首凈瓶，高達60.9厘米，通體刻花，肩部刻三重覆蓮瓣紋，上腹部刻纏枝菊紋，腹中部以下又刻有四重仰蓮瓣，堪稱北宋早期定瓷的代表作。層次明快、飽滿、優美，有淺浮雕之立體感，是國寶級的文物之一。定窯最精美著名的產品當屬白釉孩兒枕，兩岸故宮均有收藏。

　　定窯瓷器帶題款的有15種，大都與宮廷有關，15種題款中數量最多的是帶“官”字及“新官”字款的，據不完全統計，出土及傳世的近80件，可見定窯之美也受到了官家的喜愛。

　　乾隆皇帝開創康乾盛世，同時他也是一位喜歡藝術收藏的帝王，在位期間共刊印《御制詩集》五部，也做了大量詠瓷詩，有的詩皇帝會旨令宮廷匠師將其鐫刻在器物上，部分流傳至今。據清宮造辦處檔案記載，乾隆皇帝于三十八年到四十年間，曾多次提看“定瓷娃娃涼枕”，并下令為其配制木座、錦墊，可見對其喜愛。孩兒枕是定瓷中的珍品，已知存世三件，故宮博物院一件，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有兩件，造型如出一轍。此藏品深得乾隆帝的厚愛，在其詠定瓷的詩中，以孩兒枕題材為最多，共計11首，僅有臺北故宮一件外底上刻有《詠定窯睡孩兒枕》御制詩：“北定出精陶，曲肱代枕高。錦繃圍處妥，繡榻臥還牢。彼此同一夢，蝶莊且自豪。警眠常送響，底用擲簽勞”(《清高宗御制詩文全集》·詩四集·卷13·乾隆三十八年)。 乾隆詠定瓷的詩計存有三十二首，可見其對定瓷之美也很鐘情。

紫定瓶（北宋晚期）

　　考古定窯

　　新中國建立后，我國考古工作者又不斷對定窯進行了考察和研究，20世紀60年代對定窯窯址進行了調查和小規模試掘，對定窯進行了初步分期。80年代，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又對定窯進行過一次大規模發掘，也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但資料尚未得到充分公布。近年來，隨著全國各地考古工作的發展，從城市、墓葬、窖藏、塔基等各種古代遺跡中出土定窯瓷器資料不斷積累，使人們對定窯有了一個全新的認識。

　　1960-1962年，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對曲陽澗磁村的地理位置、環境與自然條件以及窯址的分布范圍和文化層的堆積情況等進行了調查，并試掘了420平方米，清理灰坑5處，殘窯1座，殘墻2堵和瓷泥槽2處，共出土遺物216件，其中瓷器123件，工具與窯具26件，銅錢67枚。此外，調查中還獲得上自晚唐，下迄金元時期的遺物35件(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北曲陽縣澗磁村定窯遺址調查與試掘》，《考古》，1965年08期，394-412頁)。

　　1985-1987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又分別對北鎮村和澗磁村北澗磁嶺的3個地點以及燕川村、野北村窯址區的4個地點進行了發掘，發掘了將近2000平方米，出土上萬件器物。這次發掘的報告雖然尚未發表，但有些基本的信息可從年鑒上窺見一斑，具體的發掘情況如下：1985年在北鎮村發掘450平方米。本年的發掘出土的主要是唐代的器物，應該是定窯最早的遺存，在晚期的地層中還出土有印模。1986年集中在澗磁嶺發掘，共開5×5的探方9個，后發現窯爐、作坊遺跡后擴方，最終發掘面積達到900多平方米。這次發掘的收獲十分豐富，清理了窯爐、作坊、碾槽等遺跡，出土了從唐、五代到金代的大批遺物，現在這處遺跡已修建了保護展示棚即“定窯遺址博物館”；1987年，發掘集中在燕川、野北窯區，位于靈山鎮之西，距澗磁村窯區約10公里，發掘共分三個地點，發掘面積425平方米，清理窯爐一座，出土有金元時期的器物，其中帶有“尚食局”款的金代器物，遺存均應為金元時期。(劉世樞《曲陽縣唐宋定窯遺址》，《中國考古學年鑒》，1986:90-91頁，文物出版社，1988年；劉世樞《曲陽縣定窯遺址發掘》，《中國考古學年鑒》，1987:106-107頁，文物出版社，1988年；劉世樞《曲陽縣定窯遺址》，《中國考古學年鑒》，1988年：126頁，文物出版社，1989年；劉世樞“澗磁村定窯遺址條”，《中國大百科全書·文物博物館》，261-263頁，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

　　此后，在基本建設等過程中又搶救性清理了部分遺存和墓葬，大致為：1988年，澗磁村在修建硫酸鋁廠時出土了大量的金代器物，文物部門調查收集了部分遺物，其中也有一些帶有“尚食局”款的器物，使人們初步了解的金代貢御器物的面貌；1991年，為配合從遺址區通過的村際公路的修建，清理了2座五代時期的窯爐，印證了早年調查發現的一座五代窯爐的形制，證明其是以柴為燃料的窯爐；1997年，麥收季節，在澗磁嶺向西不到一公里的地方，一座五代時期的墓葬被盜，但盜墓賊尚未挖到器物，定窯遺址保管所聞訊后立即趕往現場，并對墓葬進行了搶救性清理，此墓的棺床在墓葬北部，棺床東部、西部的局部地區遭到盜挖，棺床前部右側的區域末被盜挖，而慶幸的是恰在此區域出土了36件晚唐時期至為精美的定瓷，包括2件三彩器，其中一件塔式罐，高約60－70厘米，一把綠釉鳳首壺；還有一把白釉鳳首壺，兩件白釉塔式罐，另有茶碾、耳杯1件等。這批器物成為晚唐五代時期定窯的標志性產品；2002年，為修建定窯遺址博物館，在棚的柱基部位清理出帶“官”字款的3件粉盒，及精美的刻花和印花瓷片，疑為一座土坑墓的隨葬品；2005年，建設保護棚時，在遺址西側挖地基時清理了1座北宋后期窯爐，此窯爐現在遺址博物館內展示。(秦大樹《定窯的歷史地位及考古工作》，《中國定窯》，中國華僑出版社，2012年，第262頁)

　　曲陽澗磁定窯遺址

　　定窯創燒于何時，是隋代或唐初，還是唐中晚期，是官窯，還是民窯，貢御時間有多長，工藝的改進和創新情況，元代定窯的概貌，時至新世紀尚無確切的定論，為了解決這些學術課題，經國家文物局批準，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聯合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于2009秋冬之季，對定窯遺址進行了第三次考古發掘，本次發掘在4個地點布方21個，加上遇到遺跡進行的擴方面積，發掘總面積776平方米，出土了豐富的遺跡遺物，清理各類遺跡94處，其中窯爐11座、作坊12座、房基3座，灰坑45個、灶7座、墓葬2座、溝6條、界墻8道，出土了數以噸計的各時期的瓷器和窯具，其中完整或可復原標本數千件，這些出土的標本中不乏以往我們認識的定窯精品，也有一些以前未曾見過的獨特器物，揭開了定窯的歷史謎團，因此被評為2009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考古發現并清理了從中晚唐到元代各個時期的地層，自中晚唐到金末，定窯一直盛燒，到元代繼續燒造。因此文化層很厚、很豐富，從2、3米到8、9米不等。其中以往從其他考古材料并不十分了解的中晚唐、北宋中期和元代地層的清理，為我們全面了解定窯的生產歷史和工藝發展的全過程提供了詳實的資料。金代的文化層普遍很厚，出土物豐富，說明金代是定窯瓷器燒造歷史中生產規模最大的時期，但是，器物的質量比北宋時期有所下降。  

　　大體可以判定定窯的始、終燒時間，我們在不同發掘地點的8、9個探方中發現了晚唐、五代到宋初的地層，其下即為生土，并出土有中唐時期特征的碗、執壺殘片等，這種反復出現的事實使我們基本可以確定，定窯的創燒時代在中晚唐時期，早不過中唐。以往關于定窯的創燒時間有初唐和隋代說，都還缺少考古依據。又通過對燕川附近的野北、杏子溝等地的地面調查，發現了大量的元代遺物，可知定窯在元代燒造規模仍較大，但產品質量下降，與宋金時期的精美定瓷已相差甚遠。

　　出土了一批代表定窯各時期貢御情況的重要遺物，如五代、宋初地層中的“官”字款器物，北宋地層中的帶“尚食局”、“尚藥局”、“喬位”款，裝飾龍紋的器物，金代地層中的“尚食局”，“東宮”款盤等。宋金時宮中設立六尚局為宮中服務，“尚食局”“尚藥局”是其中的兩個，“東宮”則是當時太子的宮殿，說明自五代、歷宋至金代，定窯都在為宮廷燒制瓷器。這些帶款識的器物多為貢御的器物，考古發現生產這類器物的地點在定窯遺址中分布比較普遍，其中以澗磁嶺地區產品質量最高，器物種類最豐富。但即使是在集中出土這些官用器物的地點，也還同時生產胎釉粗劣，制作草率的另一類產品。由此推測這種官作制度似乎是由許多水平較高的窯戶承造官用的精致產品，同時其還從事商品生產的體制(秦大樹《定窯的歷史地位及考古工作》，《中國定窯》，中國華僑出版社，2012年，第269頁)。

　　北宋中期以后，窯爐燃料用煤，火膛發現有燒過的煤渣，定窯同時也是北方地區最早采用煤為燃料燒瓷的窯場，印證了定窯創新了燒制工藝，發明了覆燒工藝。定窯生產薄胎瓷器，就必須努力克服燒成中器物變形的問題，所以定窯發明了覆燒工藝。定窯的發掘不僅發現了大量精美的瓷器，同時也出土了大批量的不同形狀的碗形支圈和環形支圈，用碗形支圈和環形支圈承托器物的口部入窯燒制即采用覆燒工藝，這種工藝首先解決了器物變形的問題，同時也由于覆燒的裝窯密度大于一般的疊燒，特別是匣缽單燒，因此極大的提高了產量，有學者統計，采用覆燒工藝可以使瓷器產量比匣缽單燒方法提高4倍左右(劉新園《景德鎮宋元芒口瓷器與覆燒工藝初步研究》，《考古》，1974年06期，24-31頁)。在定窯發掘中出土了大量的支圈，特別是在澗西區和燕川區，有堆積如山的支圈窯業堆積。定窯發明的覆燒工藝提高了產品的產量，對整個瓷器業生產的繁榮起到了重大的推進作用。

　　定窯是我國宋金時代北方生產規模最大、影響最廣、貢御時間最長的瓷窯場，是中國古代白瓷生產中最具代表性的杰出窯場。白瓷的產生是中國古代瓷器產生和發展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突破(李家治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史·陶瓷卷》，1998年，1-9頁)，對世界文明史做出了重要貢獻，而在白瓷的發展史中，定窯具有無可取代的重要地位。綜觀定窯的巨大成就和深遠影響，定窯遺址無疑是一座寶庫，一座豐碑，它沉淀并代表著一項創造性的天才杰作和獨特的藝術與美學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