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健不僅是一位收藏家，還是一位天津民俗學家。在他看來，天津人玩收藏是受皇家影響，這與京津地緣相近、人緣相親分不開。
　　李子健說：“九河下梢天津衛，是具有典型的碼頭文化的城市之一，又有不同程度的滿族遺風，這些都具體地體現在天津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清代以來，天津周邊地區水災頻頻，河北、山東、山西的大量難民涌入天津。他們面前無非兩條主要出路：一是收破爛，回收廢品糊口;二是干腳行，扛包裝卸養家。大批難民闖碼頭，也將他們各自的地方文化帶到了天津。這樣的生活背景促使天津人的生活并不是多富裕。從清康熙年間，隨著當時‘地產’業的帶動，天津人才逐漸有了些錢。”
　　早年間，天津老城里有東門貴、北門富;南門貧、西門賤這樣的說法，具體來說，當年天津縣衙的位置在東門附近，達官顯貴們就盤踞在此地，讓此地充滿了貴氣。而北門大多是大買賣家的寓所，那里的人做生意很在行，因此就顯得富。人們常把“富貴”二字連起來，其中“富”指的是經濟層面，“貴”指的是政治層面。拋開這兩座城門及其所在的區域，另外兩邊則貧窮得多。
　　當時皇上居住在京城，那些王爺、貴族也生活在京城，隨著朝代的日漸落寞，很多紈绔子弟便開始盯上了自家的那些物件。李子健說：“這些紈绔子弟即便再敗家，也不敢在自己老爺子眼皮底下敗啊，去哪兒呢——天津。”他們將手上的手把件、玉器等拿到天津來，換些零花錢過得逍遙自在。而當時的天津人又特別喜歡“攀高枝”，手中拿著某位王爺曾用過的鼻煙壺，肯定得顯擺顯擺，于是在當時那個年代，天津十分盛行玩小物件。
　　清末至民國時期，中國處于內憂外患之中，所以天津一度成為滿清遺老以及軍閥們的主要避難所，這些人大多靠賣家當為生，所以就使得很多的宮廷重要收藏品流落到了天津。由此，天津的收藏圈才逐漸見識到了臻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