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圖書館庋藏中文稿本日記文獻，大致來源于線裝古籍、私家檔案和名人手稿，現發現的稿本日記約五百余種，是上圖又一文獻特藏。
　　從元迄今的名家日記

《郭髯日記》元至大元年十月十八日客杭記聞

李慈銘《越縵堂日記》首頁

　　上圖所藏日記文獻，從版本上進行分類，大致涵蓋我國各種版本的形式。有棗梨刻本，石版、玻璃版影印本，鉛字、電腦排印本，有用毛筆、鋼筆等書寫的稿本和謄抄本。有今存最早的稿本日記，元代郭畀的《郭髯手寫日記》、晚清四大日記之一的李慈銘《越縵堂日記》稿本。有為學界所矚目的晚清清流張佩綸的《蘭駢館日記》，現代教育家、學者蔣維喬的皇皇八十一冊《蔣維喬日記》。還有一類為稿本已不存世，而據稿本傳抄的唯一留世抄稿本，有晚清邵友濂隨崇厚、曾紀澤出使俄國所記《邵友濂日記》、影響幾代人的《盛世危言》作者鄭觀應為輪船招商局考察長江航線所記的《長江日記》。

　　從元朝的郭畀，到當代的余純順，他們中有朝廷達官、外交使臣、飽學大儒、文壇作者、探險平民、書畫大家以及金石圖籍鑒賞藏家等。他們通過日記文獻這種形式為我們描述了從元迄今，他們對社會方方面面的觀聞、感受和思考。形成了記事備忘日記，如郭畀的《郭髯手寫日記》、張元濟的《張元濟日記》；游記探險日記，如安希范的《安希范游記》、余純順的《余純順日記》；校書編書藏書日記，如查慎行的《南齋日記》、吳騫的《吳兔床日譜》、張文虎的《舒藝室日記》、劉承幹的《求恕齋日記》；金石書畫日記，如潘曾綬的《紱庭日記》、顧文彬的《過云樓日記》、李鴻裔的《靠蒼閣日記》；學術考據日記，如李慈銘的《越縵堂日記》、蕭穆的《敬孚日記》、沈曾植的《恪守廬日錄》；文藝創作日記，如包天笑的《釧影樓日記》、阿英的《阿英日記》；星軺日記，如邵友濂的《邵友濂日記》；考察日記，如鄭觀應的《長江日記》、鄧邦述的《庚戌巡行日記》；差事日記，如吳大澂的《北征日記》等。

吳大瀓《北征日記》清光緒八年十一月記覆閱兵勇訓練、與俄國官員交涉歸還侵界事

　　這些名家日記不僅為我們留下了這些不同種類的日記文獻，而且還保存了大量的各類史料。如沈寶禾在《忍默恕退之齋日記》中記下了上海二十四家船商詳細名單，以及各船行分布情況的上海航運史料。陶濬宣的《稷山讀書樓日記》記有修整庭園、種植竹木花草的園林史料。盛宣懷在《補樓銷假日記》里錄有“淮軍一營餉章”，讓我們看到了淮軍的薪水情況。沈曾桐在《百研齋日記》里細致地描述了婚喪嫁娶、祭灶祭祖等民俗資料。何兆瀛在《何兆瀛日記》里詳載其平生嗜好，顧曲和賞析灘簧、昆曲、傀儡戲等，是有清一代戲曲史的第一手資料。
　　日記中的別有洞天
　　人們對日記文獻研究剛剛起步時，就意識到日記這一應用文獻具有雙重屬性，一是由于日記是作者記個人的所見所聞所感所思，具有鮮明的個性，而這種個性的呈現具有文學屬性；一是由于日記是作者記錄自己每日經歷的事情，具有明顯的備忘，這種備忘均為實錄，可備考證史實，也就是具有了史學屬性。

鄭觀應《長江日記》首頁

　　大部分的日記都是屬于“排日記事”的日記，但作者依舊能用簡練的文字、質樸的語言，在不經意中寫出他們的個性和風范。鄭觀應的《長江日記》里記載了他坐船溯長江，沿途考察有關輪船招商局航運的事宜，如向外國船長了解輪船噸位構造，通過輪船招商局沿江各碼頭的工作人員調研當地的進出口貨物，為我們呈現了航運先驅務實、敬業的形象。再有劉承幹的《求恕齋日記》，詳細記下了他采辦的各類圖書的目錄，以及全年所用的購書費用，為我們活脫脫地描述了魯迅所說的“傻公子”。盡管他們不屬于公認的文學家，但他們隨手寫來，不把它當作品來著意鋪排，刻意雕琢，用洗練的文字，隨意的幾筆狀物、寫景、抒情、記事，其功力絕對不在文學家的宏文高唱之下。鄭觀應在《長江日記》清光緒十九年（1893）二月二十八日寫道：“自此始入巴峽，拓窗一望，左右石壁矗立，拔地參天，如頹敗白堊粉垣，連絡不斷，真奇觀也。”信手拈來的寥寥三十五字，可與文學名著《水經注》“山峽七百里，兩岸連山，略無缺處，非停午夜分，不見曦月”媲美。
　　“排日記事”在六十家的日記里還為我們留下了不少詩篇。安希范在《安希范游記》明萬歷二十七年（1599）八月十二日至三十日游太湖時附有《秋游詩》十九首，萬歷三十一年九月初三至二十四日末附有《詩草》。查慎行《南齋日記》在每日下往往附有詩作，雖多已刊入《敬業堂詩集》，然前后排序時有不同，且文字也多異，更有多首詩未刊，如《題扇頭畫兔應四皇子教》、《京口蔡卓庵將軍以小照索題》等。張廷濟《清儀閣筆記》也記有多首詩，未入他道光二十八年自刊的《順安詩草》。另還在日記里記有詩評和輯詩結集之事，如袁昶《漸西邨舍日記》就有可觀的品評詩篇之言論，李鴻裔《靠蒼閣日記》也時有提及有關清代詩文輯集之事。這是詩史研究不可不重視的資料。

　　日記不僅能寫出作者的個性和風范，也能寫出帶有文采的美文，還能記錄下大量的文學資料，以及詩人作者的生活創作的寫照。在這六十家日記作者中不乏文學家，如詩人查慎行、吳騫、何紹基、袁昶、沈曾植、林庚白，作家包天笑、阿英、傅彥長、丁玲、康嗣群等。他們的日記是我們研究這些文學家生平事跡、心路歷程、文學創作的第一手資料。如包天笑的《釧影樓日記》，記有他撰寫掌故的資訊來源，以及他創作小說的目錄，為人們探究包氏的文學創作提供了路徑。這些作者還在日記里記下了他們的友朋往來的社交圈子，為我們拓展了提要鉤玄文壇逸事的眼界。如《釧影樓日記》就讓我們看到了畢倚虹、范煙橋等鴛鴦蝴蝶派文人生活、創作的狀況。
　　日記所記之事都是作者親歷親為，往往會對歷史事件過程作真實細致的記錄。劉承幹《求恕齋日記》記盛宣懷出殯，“十時以盛杏蓀出殯，至其家一拜。晤莊得之胞弟新之，略談而出，至中華書局。沿途見馬路上人山人海，萬人空巷。至中華門口，擁擠不堪，竟不得入。其后幸遇一西捕，將閑人驅開，保與予與朱姬進去。萬福以西捕不保，竟不得入。既入，內已有人滿之患，遂將鐵門下鎖，至三層樓屋頂。待至二時半，盛杏蓀出殯之儀仗陸續過，斷斷續續至四時半乃過完”。真實細致地記錄了劉氏所見，可作為了解盛宣懷出殯情形的重要資料。

張佩綸《蘭駢館日記》記與德使穆默談判庚子賠款事，李鴻章抱病作電奏

　　日記具有其真實性，可以用它所記之事來考訂史實。《于誨若先生日記墨跡》年代不詳，起十月二十日，迄十一月十二日。但據日記所記：“午橋將游明陵，作十日宿，乃知罷官之樂也。”查端方罷官之事，發生于清宣統元年（1909）慈禧出殯時，因拍照驚擾裕隆皇后，而被罷官。可據此考訂于氏的日記寫作于宣統元年。
　　日記還是作者內心世界的窗欞，清光緒十九年（1893）四月初四日，鄭觀應在《長江日記》里寫到“是晚瀚濤袖出二十七日渝局所接滬局來電示余，慟悉老父已于本月十六日壽終。方寸如割，痛極，不覺眩暈”。后又泣謂：“以后公事請君代辦，日記亦請代登。”可見鄭氏當時的心境是何等的痛苦，已至無心記日記。接下的日記便由輪船招商局總局文案吳廣霈續記。民國五年（1916）6月17日，劉承幹的本生母去世，劉氏便于此日起一改用朱印求恕齋十行箋，而用墨印求恕齋十行箋，以寄托對母親的哀悼。他們在日記里用各自的方法表示了自己的哀思，也說明了日記文獻是對人物生平、心靈研究的珍貴史料。
　　內容保密、形式靈活、選材廣泛、志感自由的日記，其真實性是其他文獻不可替代的。所以日記為史家研究歷史所重視，是探賾史事、考訂史實、補證史料的重要文獻依據，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