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1962年日記，望大陸詩手跡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大陸不可見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故鄉不可見兮，永不能忘。
　　“天蒼蒼，野茫茫。山之上，國有殤。”
　　多年前的一天黎明，在海峽對岸的那個島上，輾轉反側幾乎一整夜的詩人，終于在日記本上寫下了長長短短的句子。他老了，來日無多。遠眺故土，只有痛哭，只能用詩歌排遣心中的郁悶。后來，人們在他的遺物中發現了這曲不盡的“遺歌”。
　　今天是于右任逝世50周年紀念日。不久前，這首又稱為《望大陸》詩的日記手稿，首次回到了詩人的故鄉陜西。小小的日記本紙頁發黃，墨跡也有些淡了，而那一紙的悲壯凄切依然濃得化不開。
　　那是一代人胸中激蕩的詩句，那是一代人心底隱隱的家國情懷。
　　一冊翻開的本子，靜靜地平放在黃絹之上。幾束白熾燈透亮的光，打在發黃的紙頁上，更顯靜謐。
　　2014年10月。西安交通大學博物館。來來往往的觀眾走到屋子當中的玻璃展柜前，把眼睛盡量湊近些。本子旁邊的小卡片上寫著：“于右任先生《望大陸》詩手稿，即1962年1月24日至25日日記。”
　　無一例外，每個觀眾都會一邊看這兩頁日記，一邊喃喃有聲，吟出那幾句詩——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大陸不可見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故鄉不可見兮，永不能忘。
　　天蒼蒼，野茫茫。山之上，國有殤。
　　天明作此歌
　　“夜間想起多少好朋友都死去。實在傷心。”
　　看上去，這冊日記本不太起眼。墨藍色的封皮有些陳舊了，只有書脊上有一溜不大的楷體金字，是民國紀年和“日記”十來個繁體字。本子32開，20多厘米高，寬約15厘米，有兩厘米多厚，拿在手中頗有些分量。內頁右翻豎排，一天一頁，每頁都有十余條淺藍色的豎格，頁邊依次印好了日期、星期，還有氣候、溫度和地點。于右任并沒有填注當天是什么天氣，只是用鋼筆寫下了這首詩。墨水是黑色的，字體是于體草書。詩，是騷體，字句卻通俗極了。
　　這一年，于右任84歲。他老了，常常想到身后事。一起筆，他先寫“望我故鄉”，繼而“望我大陸”，但在三章寫就之后，又在每章下方注了數字“2”、“1”、“3”，調整了順序，改成了先“望我大陸”、后“望我故鄉”。在首行的括號里，還特別注著“天明作此歌”幾個字。看來，老人是一夜未眠。
　　輕輕翻動這本厚厚的日記，會發現于右任每天的記述都不多，卻在字里行間流露著無以言說的孤寂。
　　“1月9日。我實在支應不了。有說不出的苦。”
　　“1月21日。遠遠是何鄉？是我之故鄉。我之故鄉是中國大陸。”
　　“1月22日。葬我在臺北近處高山之上亦可。山要最高者。”
　　“2月17日。我在此時真難做人。早想辭職。種種事故做不清楚。滯留而又滯留，謂之何哉。”
　　“2月25日。昨晚七時胡適之先生逝世。”
　　“3月10日。夜間想起多少好朋友都死去。實在傷心。好朋友之死，早知我對大事之無能。”
　　“3月17日。我想，我前要葬在高山上，及今思之，如大太太何。不如說十年后非我子孫將我倆合葬。”
　　兩年后的1964年11月，于右任病逝。臨終前，他在病榻上寫遺囑，寫了撕，撕了又寫，始終沒有寫成。整理遺物時，有人發現了這本日記里的“遺歌”，就以此作為于右任的遺愿，把他安葬在臺北大屯山山頂。
　　青冢幽幽，墓碑上刻著“監察院院長于公右任之墓”，正對著西北方向，遠眺波濤萬頃，海峽那邊，就是大陸。
　　“當年青年今白頭”

　　老夫人坐在書院門老宅的青石墩上守望，“你大爺到很遠的地方去了，過幾天就回來了……”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于右任在臺灣 

　　于右任是1949年11月28日從重慶去了臺灣。
　　陜西師范大學教授霍松林記得，當時，他正在重慶南溫泉教書，11月27日晚，忽然接到老友先一天寄出的信，說于老突然從香港來重慶了，趕緊來見。當晚班車已停，又隔著一條大江，等霍松林趕到時，于右任已于28日上午飛走了。又隔了一天，重慶解放。
　　2014年3月出版的《松林回憶錄》記述，“后來得知，當時蔣介石正在重慶，于老要求蔣介石送他回香港治病，蔣答應派專機送他，但那架飛機卻把他送到臺灣去了。”
　　一去不復返。
　　2014年10月。陜西師范大學吳家墳老校區。霍松林老先生回憶起這段往事，頗為感慨。
　　盡管“年紀大了，寫字手抖”，但94歲高齡的霍松林還是寫了一篇長達三千字的懷念文章，回憶恩師于右任。在霍松林看來，于右任去臺之前，是想留在大陸；而被迫去臺之后，一直思念大陸。
　　回想起來，霍松林上一次見于右任，是1949年8月在廣州。當時，于右任拉著霍松林幾人的手說，“我很想留你們在身邊，但時局如此，不敢留，你們就去吧。”霍松林后來聽他的同鄉、于右任秘書馮國璘說，于先生曾對馮說，“娃呀，去了就回不來了……”
　　于右任離開大陸在臺灣整整15年。海峽淺淺，近在咫尺。
　　2006年9月出版的《于右任詩詞曲全集》載，1957年，有人說起辛亥時期他創辦《神州日報》的舊事，于右任賦詩感懷：“出亡戮力幾春秋，當日青年今白頭。一夜驚心眠不得，神州舊主哭神州。”
　　“神州”，幾乎成了于右任晚年詩篇的主題詞。于右任思念的神州，有他的親人，有希望“子孫將我倆合葬”的原配夫人高仲林。
　　于右任去臺灣，高仲林和長女于芝秀留在了西安，就住在南門里的書院門52號。如今，這里建起了一座于右任故居紀念館。
　　2014年10月。說起往事，西安于右任故居紀念館館長于媛女士輕聲細語：“我把高老夫人叫做‘大婆’呢。”于媛是于右任的侄孫女。當年，于媛的祖父于孝先購置了這個三進的四合院，于右任也曾在此居住。
　　生于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的于媛在這里一直住到了2004年。
　　在于媛的印象中，高老夫人衣著干凈，頭發梳得齊整整的，在腦后盤著一個髻，總是坐在大宅門左邊的青石墩上，把頭扭向西邊張望。于媛問，婆你看啥呢？高仲林就說，你大爺到很遠的地方去了，過幾天就回來了。
　　老太太最終也沒有等到。1972年，年逾九旬的高仲林在這座老宅里去世。前一年，女兒于芝秀先她的老母故去。此時，于右任已離世多年了。
　　和老友吃一碗面才能些許快慰
　　哎呀，不早說，這面也就是農村老漢吃的，并不要啥技巧，沒想到于先生是個文人，一點也不做作
　　于右任在臺灣的住所是臺北青田街7號。2014年4月，于媛去探訪過。幽靜的小巷，嫩綠的枝葉，圍墻有些斑駁了。于右任去世后，房子賣給了別人。
　　來臺之初，兒女都不在身邊，只有侄女和女婿同住，于右任只能以詩書遣興。在1962年這本日記里，就記有他的這些日常小事。“1月2日。今早寫字。未看書，歉甚。”有時，他也讀讀圣經。
　　只是，心還在故鄉親人身邊。3月13日，“今日是大太太生日，敬謹度過。”他寫詩給沒有陪伴在身邊的老伴，《思念內子高仲林》：“夢繞關西舊戰場，迂回大隊過咸陽；白頭夫婦白頭淚，親見阿婆作艷裝。”
　　或許只有和老友一起聊天吃飯，才能讓于右任感到一些快樂。還是在1962年的日記里，“2月4日。今日晚約同鄉數人吃年夜飯。經國先生親送大蝦來。”
　　82歲的日本京都人西出義心先生是于右任的“粉絲”，他留心搜集了于右任在臺灣的種種生活細節，簡單而平淡的日子——
　　早晨六點起床，早餐有時喝一碗豆漿，吃一根油條。飯后寫字一小時。九點去監察院上班。中午回家吃飯，午飯兩個饅頭，兩盤蔬菜。飯后午睡。下午三點再去上班。六點回家。晚飯常是一碗面條。晚飯后讀書寫字，常常會客。晚十二點就寢。后來年紀大些了，十點多就休息了。
　　在75歲的于中令記憶里，父親于右任喜歡吃面，越硬越好，還喜歡把蒸饃烤得焦焦的吃。
　　西出先生也聽說過于右任愛吃面條。有一次，草書社的同仁請于老吃飯。主事的叮囑大師傅，把面條做好。廚師聽說是給于老先生做飯，就使出全套功夫，把面條做得像線一樣細。
　　面碗端上桌，于老夸，好好，卻又問，有粗一點的沒有。不一會，端上來燈芯粗的。老漢又夸，好好，再粗一點的有沒有啊。廚師又做了韭菜粗的面條上來。老漢又問，比這粗的還能做不。大師傅明白了，當下折回廚房做了筷子粗的面條。于右任一見大喜，臊子一澆，吸溜吸溜吃了兩大碗。
　　大師傅半是驚訝半欣喜：哎呀，不早說，這面也就是農村老漢吃的，并不要啥技巧，沒想到于先生是個文人，一點也不做作啊。
　　“不置房子不置地”
　　“別人有求于我，不要叫人家失望，拿錢去幫。誰都有廉恥之心，不要傷了來人的自尊心。”
　　就像照片中的那樣，于右任一生都是著長衫、穿布鞋的模樣，晚年拄杖，仿佛鄰家一個再普通不過的老大爺。唯一不同的，是他的大胡子。
　　胡須給人威嚴之感。可美名髯翁的于右任是個隨和的老漢。好多老先生給于媛回憶，宅門從來不設警衛，只要是來看他的，不管是不是飯點，先做飯吃，“生怕把人餓著了”。
　　1947年，霍松林在南京中央大學中文系讀書，汪辟疆教授向于右任推薦了家境清貧的霍松林，希望找個業余工作，掙點學費。于右任說，做工影響學業，讓他來見我，我供他。霍松林常去于住處論學談藝。每次，于右任都會寫個條子，讓霍松林到財務室去，從他的工資中領一筆錢。
　　于右任給霍松林先后寫過十多張這樣的領款條。最后那次，于右任寫下一個數目，看了看，嘆說，這些金圓券現在只夠換兩個“袁大頭”了。
　　2014年10月。霍松林老先生在他的書齋唐音閣里講述這段往事，墻上掛著一幀于右任長髯飄飄的照片。
　　那是1959年4月11日，于右任在臺灣過八十大壽時所攝，用毛筆在上款題了“松林老弟”，還簽了名，囑托秘書將來俟機轉交。直到1990年，霍松林才收到這幀照片。
　　并非只有霍松林一人得到了于右任的幫助。于媛記得，有一年，一個素不相識的美籍華僑找到家里，硬要給一筆錢，說是感激當年于右任資助了他，于家人沒有收。
　　于中令回憶，臺灣當年工薪階層月薪千元上下，40元臺幣兌換一美金，于右任每月工資是五千元臺幣，按說不少了，可月月不夠花。他的工資除了家庭日常開支，其余交給副官宋子才管理。宋子才經常接到于的“提款單”，不是救濟以前的部下，就是給了找上門來求助的一些人。到了月底，如有余錢就去請朋友吃飯。
　　西出義心為于右任寫過一部傳記《視金錢如糞土》，記載了于右任說的話：“別人有求于我，不要叫人家失望，拿錢去幫。誰都有廉恥之心，不要傷了來人的自尊心。家中有路，能來能往，為啥要讓人來得很苦呢。”
　　于右任的秘書胡恒先生曾回憶說，于右任在臺灣的住處陳設儉樸，寢室很小，除了木床和書架，沒有別的家具。于媛說，這就是我大爺的風格，“不置房子不置地”。
　　臨終前伸三根手指
　　臨終前，于右任已不能言語，只是伸出三根手指……
　　于右任去世前二年，經常因病住進臺北榮民醫院。可過不了幾天他就鬧著要出院，“太貴了，住不起，我要回家。”堂堂國民黨的監察院院長，負擔不起醫療費，常常為花費憂心。
　　1960年前后，有海外華僑多次匯巨款贈給于右任。每次匯來，秘書報告，于右任總是說一句，轉給大陸救災委員會，連錢數都不問。
　　1964年8月，于右任病情加重，在家中暈倒了一次，拒絕住院。9月，他拔了兩顆牙，不料引起菌血癥，繼發肺炎。11月10日，在臺北病逝，終年86歲。
　　詩人逝去，詩作仍被傳誦。2003年3月，在回答臺灣記者提問時，時任總理溫家寶說，說起臺灣我就很動情，不由得想起辛亥革命的老人、國民黨元老于右任，在他臨終前寫的那首歌。溫家寶當即吟誦了《望大陸》，稱其為震撼中華民族的詩句。
　　可這首詩的原作手跡、于右任1962年的日記在哪里？似乎無人知曉。到了2013年，西安交通大學博物館館長鐘明善先生偶然得知，這冊日記本收藏在日本京都的西出義心先生手中。
　　鐘明善大喜過望，西出先生原是他結識近30年的老朋友。2014年4月，鐘明善作為中國書法家協會代表團成員訪日時拜訪了西出義心先生。老先生鄭重地捧出了用灰藍色麻布包裹的于右任日記。鐘明善一見，立即以大禮叩拜。
　　魂兮歸來。在于右任去世整整50年后，“望大陸”詩手跡首次回到故鄉。一時觀者如潮。
　　在歷史風云變幻的1949年，于右任曾有可能留在大陸。那是國共兩黨會談時，正在北平的張治中接到電報，“派于右任為特使，前往協助談判。”張治中復電，“于先生暫勿來平。”于右任聞此跌足嘆道，“文白(張治中字文白)誤我！”他在詩中發出詰問，“雕籠何日啟重關？”
　　囿于臺灣島整整15年，于右任要走了。臨終前，他已不能言語，只是伸出了三根手指。近侍猜測：還有三件事要說？先生搖頭；三民主義？先生搖頭；三公子于中令？先生還是搖頭。眾人不解。
　　直到于右任去世后多年，有人才恍然大悟：先生那三根手指，指的是故土三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