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英雄--鄧世昌 214x146cm　　

文/劉致（中國海軍史研究會）

　　又快到9月17日了。自然，對于我們的許多同胞來說，在更加重視個人利益的今天，即使“九一八”的國恥日，他們也沒有太深的感觸了，罔論更加久遠的9月17日。
　　但是，今年的9月17日是有些不同的。
　　不僅僅是因為今年是甲午戰爭120周年，更重要的原因是在120年前中國第一支近代海軍悲壯地戰敗之后，中國終于開始真正的走向海洋了，中國海軍正處于一個新的發展高峰，例如第一次遠赴亞丁灣參加國際海軍護航任務，第一艘航空母艦“遼寧”號服役等等。因此，在這個特殊的日子里，再回顧一下我們這個古老的大陸國家上一次走向海洋時的那些先驅們，是很有必要的。
　　也恰在此時，我看到了著名畫家陳可之先生的新作《中華英雄鄧世昌》，與之前反映英雄人物時盡量用睨視、怒吼等藝術手法體現其氣概不同，陳先生筆下的鄧世昌，給我的第一印象是悲愴的、孤獨的。在他的身后，朝夕相伴的愛艦“致遠”號艦首已經完全下沉，艦體完全籠罩在熾熱的火焰中；在他的身前，同甘共苦的全艦官兵靜靜地站在碧色的海水里，仿佛還在等待他的下一個命令；鄧世昌堅毅的面孔上滿是水痕，有的是海水，有的是鮮血，有的或許是眼淚……。
　　關于鄧世昌，國人們大體是熟悉的，其英勇撞擊敵艦的悲壯事跡是中國近代海軍史上不朽的豐碑。但是近些年來，很是刮起了一股翻案的歪風，海戰中無恥逃跑還撞沉友艦的“濟遠”艦長方伯謙被粉飾成了智勇雙全海軍名將，其被依法處決反而成了受害蒙冤；而鄧世昌則被潑上了有勇無謀、業務水平低下、戰敗第一罪人等污水。指鹿為馬，顛倒黑白，莫過于此。
　　其實，鄧世昌在生前就是一個被歧視、被孤立的人。在遍布閩籍學生的福建船政學堂中，他是為數不多的廣東人，雖然因為成績優異，在同學中第一個任職大副、開始指揮軍艦，但是卻沒能和像其他表現好的閩籍學生一樣得到前往英國留學的機會。
　　不過，由于多年在國內駕船經歷風濤，業務素質過硬，加之其紀律嚴明，帶兵有方，北洋大臣李鴻章以其“熟悉管駕事宜，為水師中不易得之才”，賦予了前往英國接收新式巡洋艦“揚威”號的重任。雖然途中屢經波折，但他虛心學習、盡職盡責，保證了軍艦安全回國。七年后他再次奉命赴英、德兩國接收更先進的“致遠”、“靖遠”、“經遠”、“來遠”四艘巡洋艦，這次作為“西學湛深”、“精于訓練”的海軍專家，鄧世昌已經是整個接艦行動的華籍最高指揮官，第二年北洋海軍成軍時被任命為記名總兵、中軍中營副將，成為僅次于皖籍提督丁汝昌和兩位閩籍留英總兵林泰增、劉步蟾的海軍四號人物，經過十多年的奮斗，沒有背景、靠山的鄧世昌終于憑借自己的能力達到人生仕途的頂峰。

畫家陳可之在他在2006年創作的甲午海戰素描草圖前介紹黃海大戰。

　　但是，地位的提升并沒有改變鄧世昌孤獨的處境。當大多數海軍艦長都沉醉于“烈火烹油、鮮花著錦”的中興時代，帶著家眷住在岸上享受較為安逸的和平生活時，唯有鄧世昌始終不帶家眷、不飲酒賭博、不看戲、不到制度規定時間絕不離艦登岸，與官場積習格格不入，一心一意治軍練兵，從軍27年僅回家探親3次，最長的一次也只住了7天，與熱衷于納妾、置地、建房的方伯謙形成了鮮明對比。中法戰爭期間其父親去世，他眼見海防局勢緊張，忍痛不回家奔喪，只是默默地在住艙里一遍遍手書“不孝”二字。和當今社會的潮流一樣，這種恪盡職守的行為必然會受到“假清高”、“爭表現”等惡意中傷，因此鄧世昌雖身居高位，但始終是一個與同僚、與社會、與時代格格不入的獨行者。
　　1894年9月17日，北洋海軍和日本聯合艦隊在大東溝不期而遇，由于裝備上遠遠落后，北洋海軍漸處劣勢。激戰3個多小時后，旗艦“定遠”號艦首中彈起火，遭到日本艦隊圍攻，情勢萬分危急，鄧世昌毅然駕駛沒有任何側舷裝甲防御的“致遠”號擋在了旗艦之前，為其爭取寶貴的自救時間。目睹此情此景，不知道作為閩籍海軍軍官團領袖、曾長期有意無意孤立打壓鄧世昌的“定遠”號艦長劉步蟾會是何等的心情。
　　在猛烈的日艦炮火下，身軀單薄的“致遠”號多處中彈起火、進水，艦體嚴重右傾，此時鄧世昌如果退出戰場救火堵漏，即使無法挽救軍艦，也能保證自己在內的大部分艦員的生命，但在整體不利局面下的撤退很可能會引起多米諾骨牌式的崩潰，于是鄧世昌駕駛戰艦突然高速沖向了噸位為自己六七倍、火力為自己數十倍的日本第一游擊隊4艘最新式的巡洋艦，爭取使用魚雷或撞擊與敵同歸于盡，轉敗為勝。
　　最終他失敗了，撲火的飛蛾沒能滅掉火焰，而是粉碎了自己，鄧世昌和200多名官兵一起長眠在了海底，化為中國海軍不朽的魂魄。這天，正好是鄧世昌45歲的農歷生日。
　　在鄧世昌死后，他仍然是孤獨的。他的壯烈之舉并未引起多少共鳴，反而使得怯懦者心碎膽裂。因八面玲瓏而與閩系軍官團和提督丁汝昌皆和諧融洽的方伯謙開戰伊始就在友艦背后東躲西藏，這時索性可恥的轉舵逃走，頓時引發了一場大潰退，大多艘軍艦紛紛撤出戰場，而方伯謙由于慌不擇路，還撞沉了重傷的友艦“揚威”號，落單的“經遠”號也被日本第一游擊隊追上圍攻擊沉，若不是“定遠”、“鎮遠”兩艘裝甲厚重的鐵甲艦死戰不退，北洋海軍恐難逃全軍覆沒的結局。也正因如此，所以海戰中同樣或自殺或陣亡的“超勇”、“揚威”、“經遠”三位艦長，并沒有得到像鄧世昌那樣高的評價，因為他們都在重傷狀態下脫離隊列自救，雖然無可厚非，但顯然遠不及“致遠”的壯烈。

致敬甲午，陳可之落筆持重繪英雄

　　史實昭彰，黑白分明。但是某些人卻對此視而不見，居然能理直氣壯、天經地義的巧言令色，試圖按照自己的意圖來裝扮歷史，使得我今日方以魯迅先生所言為確：“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試問陳可之先生筆下的鄧世昌又孰能不悲、孰能無淚？
　　鄧世昌自然是不會為自己的不公遭遇而悲愴流淚的，“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我們無法要求所有人都成為鄧世昌，那樣既不可能，亦無必要，但是這種民族脊梁式的精神，是不應該被不肖子孫所玷污的。就像我們的海軍已經有了先進的裝備，但再先進的裝備也是需要有技術、有操守、有精神的人來操縱才能發揮效能的，如果沒有鄧世昌的精神，甚至嘲笑這種精神，裝備再好的軍隊也只會落得一觸即潰的下場，我希望從中得到反思的，并不僅僅限于軍人，在我們的身旁，排擠遵章守紀、嫉恨盡忠職守、嘲弄舍己奉獻，又豈止幾個跳出來抹黑鄧世昌的人呢？
　　在文章的結尾處，再提一下方伯謙。誠然，目前也是和平年代，也是講究情商、交際、關系的社會，這點和甲午戰前的大清帝國是頗有相似之處的。在現實生活中，能夠和上級、同僚、下屬都處好關系，能夠利用職權謀取利益、損公肥私，似乎才是值得艷羨的對象。甲午不止一個方伯謙，當今的方伯謙也并不少見，所以總會有人出來為其辯護，因為這樣就是為自己辯護。但是，我們的民族要復興、我們的國家要強大，究竟是依靠方伯謙，還是依靠鄧世昌？我們的社會要進步、我們的文明要升華，究竟是選擇渾渾噩噩、和光同塵甚至同流合污，還是選擇勤勤懇懇、兢兢業業？希望能有盡量多的人會和我選擇同樣的答案。
　　甲午120周年，惟望歷史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