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死與戰死》，刊載于1933年第49期《越國春秋》。

　　漫畫“富有深意”，廣告“別有用心”，每個時代遺留的圖片就好似當時社會的哈哈鏡。10月25日，復旦大學中外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舉辦“看圖說史：近代中國的身體、政治與視覺再現”工作坊。來自大陸、香港、臺灣的高校學者從五花八門的圖片說起當時的民眾意識、思想和文化。從這些清末到民國時期的廣告、漫畫中，能解讀到當時的社會風貌。
　　民初醫藥廣告：“東亞病夫”的塑造與強化
　　進入20世紀以后，醫藥廣告往往能和“強種”、“益智”、“病夫”密切相關，且最后都能一躍上升至民族或國家的“高大上”層面：先痛心疾首地表達中國人身體有多衰落、中國現狀有多不堪，以至于外國人都來諷刺我們是“東亞病夫”；再以充滿高尚情懷的口吻引出藥品之奇效——吃了它就能改變自己、改變中國；最后從個人身體與國家民族利益息息相關的角度描繪出一幅“大家好才是真的好”的美好圖景。

補血藥廣告詞：消費者服用后即可馬上洗雪“東亞病夫”之恥。

藥商“永安堂”突出自家藥品能令消費者免為“東亞病夫”。

　　復旦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張仲民表示，當時藥商對于晚清知識精英正在鼓吹的文明論述、社會進化論，以及由此派生的衛生論述、強種論述都非常熟悉。他們也深諳廣告策略及其妙用，并在藥品營銷中運用得如魚得水、游刃有余。于是，時人急于救國的心理便成為這些藥商屢試不爽的“生意源”。盡管五花八門的廣告詞對于藥品成分、配制過程、副作用等一般只字不提，但還是能把藥品吹得神乎其神，要么是“祖傳良藥、獨家秘方”，要么是“源于異邦、風行西方”。
　　結果呢？不少初到中國的外國人見報紙藥房廣告之多，由衷感慨中國人真是“東亞病夫”，國人自己也越加習慣“東亞病夫”式印象。如1935年《康健世界》在創刊號中稱：“中國人是東亞病夫，這句話的確不錯，你但看報紙登的廣告，就拿可以代表全中國的大報《申》、《新》兩報來講，每天這么多的廣告，醫藥廣告倒占了十分之七八，無疑的，先有了許多看病吃藥的人，才有了這許多供應的醫藥。”
　　“廣告販賣的不只是商品，而且還是觀看世界的方式。” 張仲民認為，“這些廣告會強化時人已有的‘東亞病夫’記憶，并且進一步塑造和鞏固國人舊有的‘東亞病夫’形象。”
　　舶來化妝品廣告：打造時尚氛圍和“摩登”文化
　　于1926年在上海創辦的《良友》畫報是當時的時尚風向標，被定位為“讀者日常生活的親密伙伴”。香港浸會大學近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員、歷史系講師羅婉嫻發現，當時《良友》畫報中的廣告商成功利用“摩登”一詞，創造出一套令時人無可抗拒的消費文化。

《旁氏白玉霜》，《良友畫報》，1934年第99期。

　　據羅婉嫻研究，《良友》于1926年8月15日第7期刊登首個舶來化妝品廣告，廣告中美國珂路搿廠滬行所出產的“金頭香水”引人注目。之后，各式各樣的舶來化妝品廣告——主打香粉、香水和面霜等面部產品，浩浩蕩蕩而來。這些廣告往往營造出女同胞們超級向往的溫馨畫面：郎才女貌的“摩登夫婦”雙雙出席不同的公共場所，丈夫對妻子處處流露關愛之情。如“旁氏白玉霜”廣告中的三幅連環畫描繪一對夫妻乘車外游，丈夫問妻子：“今天風這樣大。你的皮膚會受傷嗎？”妻子答曰：“不礙事。因為我抹了旁氏白玉霜，所以不怕風吹日曬。”最后，反而是丈夫的皮膚被風吹傷，妻子勸他日后一起用旁氏白玉霜。這不，“摩登”女子成為美麗與關愛的化身。

《滬上各界閨秀名媛一致樂用三花香品》，《良友畫報》，1936年第116期。

　　久而久之，舶來化妝品廣告界努力并成功塑造了出一種“摩登”女子最美的時尚氛圍。“人靠衣裝，佛靠金裝”、“先敬羅衣后敬人”、“改善容貌從而改變人生際遇”的說法也越來越深入人心。當時好萊塢電影已然十分受歡迎，好萊塢女星成為上海女人的模仿對象。于是，卡洛郎白、瓊哈勞、曼琳奧蘇里文等好萊塢女星皆成為舶來化妝品廣告的主角。除了她們，上海名媛和潛在消費者——女大學生也是這些化妝品代言人的熱門人選。比如在三花牌的“滬上各界閨秀名媛一致樂用三花香品”廣告里，上海名媛唐家三姐妹（唐瑛、唐雪、唐琳）等被刊出靚照，還附上了她們使用產品后的感言。總之，得益于這些廣告，舶來化妝品在1930年代國貨運動席卷全國前夕成為“摩登”女子的等號與上海“時尚圈”的核心。
　　民國自殺漫畫：隱含的階級意識、國族想象和性別歧視
　　民國時期，有關自殺的話題往往是上海新聞的一大熱點。據華東師范大學青年學者侯艷興研究， 1935年上海的自殺人數為歷年之最，甚至有人戲稱該年為“自殺年”。侯艷興從當時《上海漫畫》、《中國漫畫》、《良友》、《申報》、《民國日報》等報刊中選出張樂平、廖冰兄、丁悚、郭建英等34位著名漫畫家的120余幅自殺漫畫，發現這些自殺漫畫其實隱含了強烈的階級意識、國族想象和性別歧視。

《阮玲玉犧牲在資本家的胯下》，《時代電影》，1935年第8期。

　　在一幅有關阮玲玉自殺原因的漫畫中，背景是摩天大樓，前景是一只齜牙咧嘴卻假裝慈眉善目的狼，狼的胯下便是抱著一個受驚孩童的阮玲玉。侯艷興解讀漫畫中狼象征著資本家，孩子能以天真童心慧眼識出狼吃人的真面目，而阮玲玉卻在金錢面前迷失了自我。“從而表達漫畫家對資產階級的厭惡。” 侯艷興告訴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在描繪因失業、失戀而自殺的漫畫中，階級社會的壓迫往往流露無遺。
　　侯艷興還注意到，自殺在很多漫畫家看來并不只是社會問題，更上升到了民族前途和國家命運的高度。在1933年的一幅漫畫中，畫面左邊是一對自殺戀人，右邊則是將士戰場廝殺。前者背景是實體的大黑體“死”，后者背景是虛體的“死”。漫畫的弦外之音便是諷刺當時年輕人奉行愛情至上，而置國家興亡于不顧。
　　此外，部分自殺漫畫也隱含了性別歧視，女性往往成為男性漫畫家創作筆下的常用“道具”。比如一幅漫畫中女子通過假自殺騙取兩位男士的救濟，獲得救濟之后居然打扮時髦地去從事不體面的工作。侯艷興分析：“整個作品可見作者在性別意識中存在對女性刻板印象，即女性就是感情用事、視生命為工具，是弱者的隱喻和不潔身自好的象征。”

《圖畫晨報》，1935年第13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