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書畫界、學術界，多把蘇軾、李公麟、黃庭堅等稱作“文人”；他們的書畫，也被稱作“文人畫”、“文人書法”；他們的雅集活動，更被稱作“文人雅集”。總之，宋代讀書界的代表人物，一概地都是“文人”。然而，蘇軾們真的是“文人”嗎？他們樂意別人、包括當時人和作為后人的我們稱他們為“文人”嗎？
　　顧炎武《日知錄》“文人之多”一節中提到：“宋劉摯之訓子孫，每曰：‘士當以器識為先，一號為文人，無足觀矣。’然則以文人名于世，焉足重哉！”可見，宋代的讀書人，其主流是恥為文人的。
　　我們來看蘇軾自己的文字，他從主流面所評論的讀書人，幾乎沒有稱“文人”的，而都稱“士”、“士人”、“士大夫”。如《書李承宴墨》：“近時士大夫多造墨，墨工亦盡其技。”《書王君佐所蓄墨》：“今時士大夫多貴蘇浩然墨。”《書外曾祖程公逸事》：“蜀平，中朝士大夫憚遠宦，官闕，選士人有行義者攝。”《跋司馬溫公布衾銘后》：“士之得道者，視死生禍福，如寒暑晝夜，不知所擇，況膏梁脫粟文繡布褐之間哉！”《書黃道輔品茶要錄后》：“博學能文，淡然精深，有道之士也。”《題劉景文所收歐陽公書》：“乃知士大夫進易而退難，可以為后生汲汲者之戒。”《題歐陽帖》：“以是知士非進身之難，乞身之難也。”《跋歐陽文忠公書》：“士人歷官一任，得外無官謗，中無所愧于心……”《又跋漢杰畫山二首》：“觀士人畫，如閱天下馬，取其意氣所到。”《跋李伯時卜居圖》：“士大夫逢時遇合，至卿相如反掌，惟歸田古今難事也。”《凈因院畫記》：“蓋達士之所寓也歟。”《書杜氏藏諸葛筆》：“善待諸葛氏，如遇士人，以故為盡力，常得其善筆。”《書吳說筆》：“筆若適士大夫意，則工書人不能用，若便于工書者，則雖士大夫亦罕售矣。”《書王定國贈吳說帖》：“去國八年，歸見中原士大夫。”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那么，對于真正的文人，他又如何稱謂呢？由于在北宋的讀書界，文人并不被看重，所以，他一般不稱“文人”，但也決不稱“士”、“士人”、“士大夫”。如《記子美八陣圖詩》稱杜甫“真書生習氣也”；《書朱象先畫后》稱閻立本“始以文學進身，卒蒙畫師之恥”。包括李賀也說：“若個書生萬戶侯。”一言以蔽之，在唐宋，尤其是宋，文人們決不把自己歸屬于士人，而士人們更不會把自己歸屬于文人。
　　雖然，我們習慣上將“文人士大夫”并稱，但實際上，“文人”和“士人”（即“士大夫”）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兩者都是文化人、讀書人，但文人以賦詩作文的才華擅長，士人卻以志道弘毅的學養處世；文人所標舉的是個性的風流倜儻，士人所標舉的是天下的是非風范。
　　文人，其釋義有二。上古時指有文德的人，《書·文侯之命》：“追效于前文人。”《疏》：“追行孝道于前世文德之人。”重在德行 。漢魏以后，專指擅長文章詞賦的讀書人，王充《論衡·超奇》：“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為文人。”相當于今天的“文秘”。曹丕《典論·論文》：“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則衍而為以吟風弄月、傷懷感時的文采辭藻為勝的人了，相當于今天的“文學家”。今天，更發展為囊括文學創作和研究的“文化人”了，包括“文學家”和“文史專家”。士人，在北宋之前有多種釋義，包括一切從事耕種和軍旅的青壯年男子、習文習武而取得官職者、讀書人，包括作為文人的讀書人和“志道弘毅”的讀書人。北宋以降則專指“志道弘毅”的讀書人。直到晚明，則把兩者的概念混淆，而把一切讀書人、尤其是有文采的讀書人統稱為文人，很少再用“士人”這一名詞了。
　　并不是說，凡是讀書人、文化人就是文人，無非有些文人“學優而仕”當了官，而兼有士人的身份。這是今天專家的認識，在唐、宋、元人并不這樣認識，包括文人和士人；在顧炎武、黃梨洲、傅青主也不這樣認識；在魯迅等同樣不是這樣認識。像蘇洵、司馬光、揚補之、吳鎮、顧炎武一類讀書人、文化人，他們的根本身份是士人，做上了官不是文人，做不上同樣不是文人；而像李白、徐渭、董其昌、袁中郎、袁子才一類讀書人、文化人，他們的根本身份是文人，做不上官不是士人，做上了官同樣不是士人。“《通鑒》不載文人”。并不是說《資治通鑒》中沒有記載讀書人、文化人，恰恰相反，讀書人、文化人在《通鑒》中占有重要的比重，但因為他們的根本身份多為士人而不是文人，所以說“《通鑒》不載文人”。如果以讀書人、文化人即文人，又何來“《通鑒》不載文人”一說？
　　幾年前，讀到一篇書評，評的是一位老外的著作《這個世界被知識分子弄得一團糟》。所指的知識分子，不包括科學家、工程師、醫生，而專指從事文藝創作和文史哲研究的各類專家，大體上相當于我們所講的文人。文人無行，聞一多稱作“詩人的蠻橫”，一兩個，可以使這個世界更精彩；普遍了，這個世界就被“弄得一團糟”。所以，自古至今，文人不僅與有知識、有文化的科學家、工程師、醫生不是同一類人，更與士人不是同一類人。兩者的區別，不在于有沒有文化知識，尤其是吟詩作賦的才華，而在于，實的方面，所從事的具體工作，是賣弄風雅還是經時濟世；虛的方面，有沒有文化的學養，尤其是“志道弘毅”的器識。顧炎武以文人為“不識經術，不通古今”，也就是缺少“器識”的根本，故其骨頭亦軟。魯迅認為文人的本性即“奴性”，梁啟超則稱作“上流無用，下流無恥”，正是魯迅所指“當上了奴才”和“沒有當上奴才”的兩種文人的不同表現。昔人評李白、蘇軾之異同，認為：“太白有東坡之才，無東坡之學。”“才”者，詩文的才華；“學”者，經濟的學識。雖然，蘇軾也以賦詩作文的才華名世，但他更以道德忠義的學養貫日月而妙天下，他是士人，決不是文人。顧炎武甚至認為，韓愈如果不做詩文，其“原道”的形象將更高大。
　　混淆士人和文人的概念，誣蘇軾們為文人，是從晚明盛行的。“明三百年養士之不精”，造成了讀書界的“何文人之多”，士風大壞，儒學淡泊，文人無行，不可收拾。文人們一面離經叛道，推出與士人迥然相反的價值觀，如士人“以天下是非風范為己任”（漢李膺）、不計個人的榮辱得失“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宋范仲淹）；他們則鼓吹人活著就是為自己，不為自己而為別人、為社會，這一輩子就白活了，“雖夷齊等同塵埃，雖堯舜等同秕糠”（李贄）；人生一世，“五大真樂”、“三大敗興”，就是個人能否盡興地吃喝玩樂，“破國亡家不與焉”（袁宏道）。一面又把與他們的價值觀根本不同的士人也稱作文人，如董其昌明確提出“文人之畫”的觀點，把從唐王維到“元四家”的繪畫稱作“文人畫”。事實上，不要說唐代，就是宋代、元代，根本就沒有“文人畫”這個術語。“文人相輕，自古而然”，文人雖然很早就有了，但迄止晚明之前，只有畫家畫、畫工畫、士人畫，而絕無文人畫，不是說當時的文人中沒有一個偶爾也畫畫的，至少他們的畫根本不成氣候。蘇軾所講的是“士人畫”，已如前述；吳鎮、黃公望所講的，同樣是“士人畫”、“士夫畫”而不是“文人畫”。唯一的例外，是南宋鄧椿在《畫繼》中所講的一段話：“畫者，文之極也。故古今之人，頗多著意。張彥遠所次歷代畫人，冠裳大半。唐則少陵題詠，曲盡形容，昌黎作記，不遺毫發。本朝文忠歐公、三蘇父子、兩晁兄弟、山谷、后山、宛邱、淮海、月巖，以至漫仕、龍眠，或品評精高，或揮染超拔。然則畫者，豈獨藝之云乎？難者以為自古文人，何止數公……”云云。但是一，這里所側重的，并不是繪畫的創作，而是繪畫的評論，所提到的人物，除蘇軾、米芾、李公麟外，均非“揮染超拔”的“畫人”，而是“品評精高”的觀畫人。其二，當時對繪畫的評論，多用詩文的形式展開，不僅文人杜甫用詩文評賞繪畫，士人韓愈、蘇軾、歐陽修、黃庭堅也用詩文評賞繪畫，由于不是從學養的有還是無來論證他們不同的身份，而是從詩文評畫的精高來論證他們共同的貢獻，所以，用“文人”來統稱之，雖然不妥，但也是不得已而為之。這就像我們討論20世紀的書法，不妨把毛主席、弘一與白蕉一并稱作書法家，但論根本的身份，毛主席是政治家、思想家，弘一是高僧。同樣，談論詩文時，不妨把韓愈、歐陽修、蘇軾們一并稱作文人，但論根本的身份，他們都是士人。
　　但晚明之后的文人們把蘇軾們也稱作文人，性質就完全不同了。大抵任何創新者，包括打著“創新”旗號的腐敗者，都要把自己與前賢等同在一起。或者將“我”向“他”靠，如“四人幫”明明搞的是封建法西斯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根本不同，卻把自己說成也是“馬克思主義”；或者拉“他”向“我”靠，如晚明的文人們把蘇軾等一大批士人稱作是“文人”。其用心，就是通過誣蘇軾為文人，推崇其才華而泯滅其學養，進而放縱自己的個性人欲。今天美協畫院的某些當權者，把吳冠中“解散美協畫院體制”的“真實意思”，解釋為“把美協畫院做大做強”與之同一套路。
　　“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且不論這一觀點是否正確，讀書人在社會各階層心目中的印象之高則是毋庸置疑的。從而，不僅士人以天下是非風范為己任，可以表率社會的風氣；文人以個性人欲訴求為天理，同樣可以表率社會的風氣。士人、文人，各有優長，也各有缺陷。士人可敬、可畏，淪于迂腐則可厭；文人可愛、可憐，淪于無恥則可恨。這個“無恥”，在士人看作貶義詞，“行己有恥”，是圣人的教誨；但在文人，卻是褒義詞，如袁中郎便說過，人生的最大快樂就是“恬不知恥”地享受個人物質的和精神的人欲，“用足政策”死去后不為別人、社會留下一分錢。所以，當讀書界以士人為主流，文人只是少數，士人為社會的和諧織成了一塊錦，揚雄、李白、周邦彥等文人便為這塊錦上添加了幾朵美麗的花。而當讀書界以文人為主流，士人成了少數，社會和諧的錦便被光怪陸離的花搞得支離破碎。“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將不成將”（顧炎武），文化的腐敗，結果導致的便是“國將不國”。顧炎武有“亡國、亡天下”之說，“亡國”就是政權的更迭，“亡天下”就是文化的腐敗，讀書人不僅不再成為構建社會和諧的正能量，反而成為敗壞社會和諧的負能量。明朝的覆滅，有多方面的原因，軍隊的腐敗，政治的腐敗，從中央到地方的官場的腐敗……根本的則是因為文化的腐敗。顧炎武歸于“何文人之多”，文人之多又歸于李贄“叛圣人之教”的“異端邪說”，“異端邪說”的熾興又歸于王陽明的“心學”。梁啟超則認為，陽明心學對于解放程朱理學的束縛還是有功的，但對于李贄以后“上流無用，下流無恥”的文人們，那些“花和尚”，確是“一個也不能饒恕的”。
　　一言以蔽之，把蘇軾們稱作“文人”，正標志著從此拉開了文化腐敗的序幕。從此，讀書界豐富了文人的性靈，卻蕩然了士人的風骨。所以，“天下興亡”的責任也就需要由“匹夫之賤”來承當了。
　　我們看看晚明的社會，內亂外患，風雨飄搖，那些文人們在干什么呢？在朝的超塵脫俗，逍遙于市井風月；在野的憤世嫉俗，放蕩于市井風月，酒肆、茶樓、妓院，盛極一時，是發達者奢靡的場所，同時也是失意者放浪的場所。李闖入京，清移明祚，“開門迎賊者生員，縛官投偽者生員”，風雅所致的，竟是斯文掃地如此！將蘇軾與之同伍為“文人”，誣蘇軾亦甚矣！所以，不扭轉“蘇軾是文人”的觀念，對讀書人的才華認識縱然有益，對讀書人的學養認識則必定有害。而沒有對讀書人應有的學養即社會責任、社會擔當的認識，文化的腐敗便沒有底止。一切腐敗，始于文化的腐敗，亦莫甚于文化的腐敗。即使在今天，也還是如此。無非相比于其他的腐敗之有法律條文可依從而可治，文化的腐敗是無法可依的，無法可依也就是不犯法，不犯法也就沒法治。
　　今天，當我們口口聲聲稱蘇軾是“文人”的時候，或許正自知或不知地繼續推動著晚明文人的文化腐敗。當然，這絕對不犯法。在士人風骨支撐著社會之錦的時候，它還可以為之增添更優雅的花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