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世紀90年代起，“卡通一代”的創始人黃一瀚先生就成功地把卡通引進入中國水墨，合理解決了傳統水墨與卡通元素、藝術觀念的融合，并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藝術史上前所未有的卡通風潮，美術意義不言而喻。
　　然而，與敬畏傳統的李孝萱相比，之一的黃一瀚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卻表示：“如果"新水墨"再不跨過西化這一關，如果還不斷地強調其民族化，這個畫種將患"貧血癥"。”

　　大家簡介
　　黃一瀚，1958年生于廣東陸豐，1982年畢業于廣州美術學院中國畫系，1985年獲廣州美術學院中國畫人物專業碩士學位，現為廣州美術學院中國畫系教授、“卡通一代”創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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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水墨”需跨過西化關
　　記者：近兩年，中國藝術界持久掀起了“中國新水墨”熱。作為杰出的“中國新水墨”畫家，您如何看這股藝術思潮?其亮點在哪里?
　　黃一瀚：就中國的當代藝術而言，最早、最成功地走向世界的是油畫。從85美術新潮開始，以方力鈞為代表的油畫勢力和裝置、行為藝術在中國取得了勝利。但是，經歷了30年的奮斗后，大家突然醒悟：他們不過是在模仿西方的當代意識!幾乎每個畫家的每件作品都可以在西方的當代藝術中找到對應品、摹仿品。這樣的醒悟讓整體的當代中國藝術家非常失落。畢竟，藝術(尤其是當代藝術)應該站在本土的第一線，及時反映當下的問題，更需要中國原創性(特別是藝術語言)。從這時起，批評家探索出路時，從最前沿的向西方靠攏開始往后退。這樣，原來退居二線的、一直被主流藝術排斥的當代水墨，因民族化、藝術語言本土化的問題再次成為熱點。“中國新水墨”經過30年的探索因此被推到了藝術前沿。
　　在我看來，這股思潮的亮點是：作為當代藝術模仿西方的參照系，“中國新水墨”如何將民族的東西與西方語言對接、能不能反映和呈現現實生活，特別是激烈的現實問題，可能會激化成一種新的藝術資源。
    記者：如果將民族的東西和西方語言對接，那會不會影響中國水墨的純粹性?
　　黃一瀚：當然不會!在30年來的中國當代藝術當中，當代水墨一直處于邊緣位置，與油畫、裝置、行為藝術相比，水墨的話語權、揭示的問題相對狹窄，影響力較弱。雖然說當代油畫界的幾位代表畫家丑化了國民形象，成為中國當代藝術的流行病，但他們的火力集中，所以產生了國際影響。而當代水墨題材和造型(人物畫)的局限性、技法的難度(需要二三十年的磨煉才能運用自如)等妨礙了中國畫的更新—反映當下生活慢，觸動人心的視覺效果小。因此在我看來，油畫要加緊民族化，而“新水墨”反倒要加緊西化。如果“新水墨”再不跨過西化這一關，如果還不斷地強調其民族化，那這個畫種將患“貧血癥”。
　　在這個問題上，李孝萱先生表示當代水墨畫家要敬畏傳統，要民族化，但我認為不僅要西化，還要整體西化，因為我們這代人多數在高校做老師，天天拿毛筆，筆墨功夫不會差，民族意識不會差，可我們期望補充西方的新鮮血液和營養，即折衷中西。
　　記者：如果把這場“新水墨”運動放到中國美術史中審視，您認為它解決了什么問題?
　　黃一瀚：這個問題伴隨著“新水墨”的發展一直爭論不休。“新水墨”發展30年，要進行西化，關系到水墨技法的問題。說到底，沒有新觀念，就不屬于當代水墨，這也就爆發了吳冠中的“筆墨等于零”。在中國畫的探索中，有觀念沒筆墨有可能是垃圾;沒觀念有筆墨可能會成為二流藝術;有觀念有筆墨才是精品。那么在實驗過程中，“新水墨”可能會超出水墨的邊界：邵戈、李孝萱等用了西方的元素，強烈表現社會生活;劉子健、南溪、蔡廣斌等試驗了拼貼、拓印。他們都在拓展著水墨邊界，都在收獲。但這些探索都存在問題，即對社會公眾話題、突發性的問題表現不夠。
　　記者：我覺著當下的水墨概念有些亂，那么您反復強調的“新水墨”與其他提法，如實驗水墨等有何區別?
　　黃一瀚：現當代水墨的發展基本可以分成“文革”時期水墨、85新潮后的新文人水墨和皮道堅先生倡導的實驗水墨等幾個流派。“新水墨”應該是指在抽象水墨以外的力量。簡單來說，就是以都市水墨為代表的這股力量，它反映都市的表象、心靈、大生活和小生活，每個時期有其偏重、實驗方案和代表人物，屬于當代水墨的范疇。而可以遠離生活、在技法上兜圈子、反映超現實、哲學和虛無的實驗水墨屬于現代水墨。
　　其實，在水墨的發展史上，我一直覺得魯虹先生和王璜生先生所創立的“都市水墨”概念也很重要。都市水墨與社會多次碰撞和交融以后，被批評家轉化為另一個詞語，就是“新水墨”，像邵戈、黃一瀚、劉慶和、李津和李孝萱，都是在畫都市。
　　“卡通筆墨”解決了人物畫大潑墨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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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傳媒把您和李津、李孝萱、劉慶和并稱為。那么，F4和“徐蔣”(徐悲鴻和蔣兆和)體系之后的以楊之光、劉文西、方增先、黃胄四大人物畫家為代表的中國水墨有什么區別和聯系?
　　黃一瀚：就我而言，楊之光大師那一代都是我們的老師，我們和他們各是中國畫發展階段中的一個小高潮吧。楊之光這一輩人，更多的是解決藝術如何為政治、為工農兵服務的問題，他們四個人或多或少都跟“徐蔣”體系有關。“徐蔣”體系探索的是中國畫如何融進素描，從而進行演變，而我恰恰是在從徐悲鴻到楊之光這條線上，是他們的一個延續。當然，我一直在努力超越他們。
　　每一代畫家都有自己解決問題的方向，如楊之光解決的是徐悲鴻沒完成的“素描如何改造中國畫”、法國的素描與中國的文人畫結合能否產生新畫種的問題。到了我，反映的是都市、電子和新人類卡通一代。我的“卡通水墨”中最基本的技法，就是源于我的導師楊之光和我的老師尚濤的水墨技法。
　　記者：您20多年前提出的“卡通水墨”在中國繪畫史中似乎是前所未有的。當時您的理念是什么?
　　黃一瀚：“卡通一代”的觀念是當年我反對方力鈞他們的創作時提出的。當時，北京有“痞子文化”，他們叫“新生代”，湖南有“尋根文化”，南京有“新文人畫”，上海有“美女文學”，那么廣東呢?我在思考……
　　1991年，我來到深圳，強烈地感受到深圳特區的青年由于受中國港臺地區、日本、美國流行文化的影響，在服裝、發型、語言、觀念等方面都發生了與內地青年截然不同的變化，正在成為一種新的社會人類現象。我意識到這是非常偉大的事情，我要把這一代人用藝術的形式固定下來，于是就提出了“卡通一代”的概念。“卡通一代”后來從南方開拓、演變成全國潮流，近二十年來更是蔚然成風，最后成為世界性的和歷史不可回避的文化現象，這是我所沒有想到的。我認為，藝術家敏銳地感受到一代人的成長，并將他們提出來作為發展的母題，成為藝術史上的一個章節，這是藝術家的責任，也是一個藝術家要做的事情。
    記者：用大潑墨表現新鮮的卡通題材，這可不是件容易事，您又是如何用自己創造的水墨新體系來實現的?
　　黃一瀚：在進行觀念水墨創作時，我遇到的最大問題是筆墨如何表現卡通?通過多年的探索，我認為大致分為三個方向：一是把筆墨拆散，然后組成電腦碎片圖式，產生筆墨異樣感;二是把色塊取消，完全是大潑墨，將梁楷的大潑墨與卡通新人類結合;三是大潑色，把顏色按大潑墨的方法在宣紙上渲染。
　　我們知道，人物畫大潑墨一直是中國畫的一個歷史難題，歷史上只留下梁楷的一張大潑墨仙人圖。我試著把它大型化、復雜化、現代化、徹底化，無論是人物、卡通還是機器、怪獸，我全都用的是大潑墨技法，不用一根線條，卻呈現出一種極端逼真的寫實效果，同時又保存著中國文人畫的寫意精神。很慶幸，我的這一套筆墨語言在我50多歲時已經成熟。
　　記者：那么，“卡通一代”將把中國水墨創新帶向何方?
　　黃一瀚：一個人的藝術實驗，不要看他一時的效果，要看他在這個時代中把他的水墨帶向何方，他影響的程度有多長、多寬。回過頭來看新時代水墨的發展，新文人水墨過去了，實驗水墨過去了，一種文化被創造出來，一旦沒有發展就會結束，但我認為都市水墨還沒有結束。中國現代化、城市化、一體化進程還在前進和快速地發展，當代水墨的問題還是水墨都市化及都市化不夠的問題，都市水墨還將占有嶄新的篇章，它還僅僅是開始，將來我完成不了，還有我的學生能完成。他們也決定了都市水墨的長度，能發展四五十年甚至一百年，那它就比其他水墨的影響力要偉大。
　　讓卡通形象更加中國化
　　記者：盡管您1992年提出的“卡通一代”概念領先于村上隆的卡通文化，比他更早地把卡通引進當代藝術，但是日本的“卡通文化”在亞洲卻最為發達。您怎么看這種現象?
　　黃一瀚：這沒關系。卡通變成日本的標志，就像韓國在打造他們的韓流文化一樣，而中國的卡通文化雖然晚步于日韓，但它系數的發展是三十年來前所未有的。舉例來說，波普文化最早起源于英國，但最后成熟于美國，代表人物不在英國，而是安迪·沃霍。藝術沒有唯一和必然。
　　記者：2000年，“卡通一代”風潮影響了北京、四川、上海等地的各大藝術院校和創作團體;2004年至2009年，中國當代藝術界出現了一個“卡通一代”藝術高潮。那么，您覺得在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當中，這股“卡通一代”風潮還會影響到80后、90后的水墨藝術家嗎?
　　黃一瀚：從2003年起，四川美院及很多藝術學院和前衛藝術派一直風行著卡通藝術，成為“新卡通一代”的發祥地，而且發展的勢頭比廣州還要強大，讓批評家感到疑惑。卡通藝術也是全國的，2003年到2008年，整個中國都在畫卡通，這證明了“卡通一代”的影響力：它已經不是一個地區的力量，而是整個民族潛意識的響應。這也證明“卡通一代”是有力量的，卡通國際化勢在必然，而“新卡通一代”的水墨畫家也在成長，逐漸形成了他們的藝術語言。黃一瀚、響丁當、江衡等是老“卡通一代”，更多的是用一種俯視的角度，憂慮他們、反對他們，把他們當作“武器”;而新“卡通一代”是平視，是自己畫自己，他們自己就是“武器”。他們的形象更加甜美化，傾向于唯美、純真，更加成人兒童化，心里是平面的、薄的、淺顯的。
　　記者：您對未來的“卡通水墨”創作又有哪些思考?
　　黃一瀚：從前對卡通一代的平面化的、熱情的表達轉化成深深的憂慮，因為怎樣塑造這樣一代人，引導這些人，整個國家、社會和世界風潮都在塑造他們的靈魂，那么，揭示、批判他們的生活狀態，就是我的方向。我接下來的卡通形象，將更加中國化，中國當代藝術的方向剛剛開始去西方化，我的筆墨也要緊跟時代，吸收傳統，讓水墨味道更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