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魯的人生旅程與藝術風神　

　　8月25日是20世紀中國著名畫家石魯先生去世32周年，中國國家博物館舉辦了“石魯藝術研究中心”研究員聘任、石魯作品捐贈(第二批)暨《石魯全集》編輯出版工程啟動儀式。自2012年起，石魯家屬已分批將200余件石魯作品捐獻國家。本報節選美術史論家劉曦林專論文章，以紀念這位為20世紀中國藝術發展作出杰出貢獻的藝術家。

　　人物名片
　　石魯 (1919—1982)，1919年生于四川省仁壽縣，原名馮亞珩。曾任中國美術家協會常務理事、中國書法家協會常務理事、陜西省美術家協會主席、陜西省書法家協會主席。與趙望云一同創立了“長安畫派”。
　　石魯是20世紀中國偉大的藝術家之一。他在新舊文化交替的建設時期踏入畫壇；民族危亡之際，他是一位以美術為武器的青年戰士；五六十年代，他是探索中國畫新途的最具創造性的代表之一；在文化大革命那段文化專制的歲月里，他是最敢于以他的人格表現抗爭意識的杰出藝術家。他的人生旅程即藝術旅程，他的個性貫徹在全過程中，而其藝術風神又隨著時代的演變呈現出日趨鋒銳的走向。
　　人生與藝術的旅程
　　“馮門九子”是石魯后期經常畫在字畫上的“印章”之一，意在表明自己的身世——本名馮亞珩，是四川仁壽縣馮家的后代，在同輩中排行老九。據石魯生前回憶，馮氏家族祖籍江西景德鎮，其高祖避稅遷四川，販藥售棉贏巨利，并于仁壽縣文公鎮安家。其曾祖繼于松林灣治田筑屋，成為仁壽第一大糧戶。其祖父又按照《紅樓夢》中大觀園的格局修建了馮家莊園，其中有藏書10萬余冊的書樓。“五四”運動爆發的那一年，他出生在這樣一個莊園里，在這個家庭里得到過物質的享受，亦受到封建家規的桎梏；看到了這個傳統大家庭的敗落和分化，也在這頗有文化氛圍的環境里，受到了從《三字經》至《說文》、《詩經》、《古文觀止》和唐詩等一系列古文化的教育，特別受到從事美術的二哥馮建吳的影響。石魯15周歲時離開了被他認為是封建專制、俗不可耐的家庭，奔向他二哥執教的東方美專，這是“馮門九子”對封建家教的第一次叛逆。
　　在東方美專學習期間，石魯懂得了書畫是崇高的事，尤拜賞石濤、八大等文人畫家的反抗精神和雅逸的審美內涵，自謂“頗受為藝術而藝術的清高思想影響”。他曾到峨嵋山旅行寫生，并將中西繪畫技巧相結合，自創一新格調。這位孤高的學子投學不為謀職，當美專改為職業學校時，他選擇回鄉擔任小學教員。任教期間，一改埋頭作畫的作風，以極高的熱情投身工作，并在抗日宣傳活動中萌生了獻身民族斗爭的宏愿。
　　20歲時，石魯徹底地擺脫了家庭的羈絆，由天府之國轉向黃土高原。如果說，他此前接受的是中國傳統文人畫抒情寫意的藝術觀，以及在當時流行的為藝術而藝術的目的論，那么在延安時，石魯的藝術觀則逐漸轉變為為人民大眾而藝術，即為抗日戰爭服務的革命的新型藝術觀了。自到達延安，他改名為石魯，以此表示他對石濤和魯迅的崇拜，也表現出他欲將藝術的創造和革命的理想統一為一體的愿望，按照他個人當時的說法，“我的路子就是做革命的藝術家。”
　　延安10年，石魯主要是普及革命美術的一位青年美術工作者，并堅持從事速寫練習和連環畫、插圖、版畫創作，40年代后期，其木刻作品《群英會》、《民主批評會》、《打倒封建》、《說理》等，漸次形成了以線刻為主兼及陰陽體面的木刻風格。他自覺地意識到了強調藝術性的必要，即使是在那些土戲臺子上也要創造性地采用舞臺美術設計。他是把普及的美術宣傳當做藝術、學問來對待的，并在草紙上寫出了《化妝術》、《藝術論提綱》等學術性的文稿。
　　可以說，沒有黃土地，就沒有石魯，就沒有這位南方人的北方畫，就沒有日后流貫在他藝術中的堅定的藝術觀念與信天游般的自由相共生的高亢的腔調。他在1943年的《思想自傳》中說，在這黃土高原上“看到的生活是那樣民主、平等……革命理想把每個人心都系在一起”。他在這里呼吸到遠比馮家大院自由的空氣，并把根深深地扎在這片充滿生機的土地上，卻有些個人英雄主義的自負。
　　進入50年代，一直到“文革”之前，石魯從而立之年步入不惑之年。他開始恢復因戰爭而中斷了10年的中國畫的創作，從美術普及轉向藝術的提高。在50年代發生的中國畫的論爭中，這位善于從宏觀上把握方向、道路的藝術家，明確地提出了“一手伸向傳統，一手伸向生活” 的口號，試圖在歷史的文脈與現代的空間之間架起一座可行的橋梁。他通過對民族文化和傳統藝術的再度研究，批駁了“中國畫不科學”的論點，認定了民族藝術科學性的微妙、綜合性的特征以及形而上的美學品格；他認定了生活與大自然為藝術的“第一需要”，與西安的一批同仁堅持在黃土高原這片土地上尋求創作的靈感。
　　在這十七年中，他由反映生活和大自然的客觀真實，逐漸轉向突出主觀的情感和宏觀的表現，從工謹的、小寫意的手法跨向縱筆寫意的階段，以《轉戰陜北》等一批精品為標志，形成了人物、山水畫的第一個高峰期。把現代人物畫和山水畫的創作觀念引領到一個新的層次。另一方面，他作為一位學術帶頭人，同趙望云等一批長安畫家，在黃土高原上揚起了一股強勁的“西北風”。1961年的“西安美協國畫研究室習作展”震動了北京和全國畫壇，繼被譽為“長安畫派”，與傅抱石為核心的江蘇畫派(又稱新金陵畫派)攜手稱雄于當代中國畫史，從而改變了現代中國畫史上地域性畫派的重心。
　　此時，石魯對藝術的認識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層次，并撰《學畫錄》等幾部手稿，在一系列藝術問題上提出了獨到見解。他將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精神視為“繼古開今，創作批判”的綱領；提出了“生活決定精神”而“主體為人”“物化為我，我化為筆墨”的主、客觀關系；提出了“以神造形”“畫貴傳神”的新的形神觀；提出了筆墨為“主、客觀交織之生命線”，“思想為筆墨之靈魂”，以“意、理、法、趣”求筆墨的筆墨觀……這些理論和其作品相互映照，成為石魯趨于成熟的標志。
　　在極“左”的歲月里，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石魯在精神上、肉體上遭到的磨難和摧殘，以及他在思想上和藝術上的反抗表現，幾乎都是不可想象的。但歷史的進程表明，他是一位從不茍且偷生的為真理而戰的勇士，這個“瘋人”是那個發瘋的時代里最正常的一位藝術家。歷史的一度逆轉幾乎殺了石魯，卻未能改變他的志向，而只是過早地結束了前一段寫意藝術的歷程，并使其后期藝術成為高度表現型、傾泄型的藝術，構成了那個特殊時代里的“反叛”藝術。
　　“文革”結束之后，石魯有過短暫的春天，不幸是在病床上度過的，他曾經表示：“不必要腸斷，還要留下腸子工作。”但終因晚期胃癌而過早辭世。

轉戰陜北（國畫） 石魯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石魯的藝術風神
　　石魯是個大才、全才。在當代藝壇上，很少有人像他那樣同時具有形象思維和理論思維的敏銳，同時在詩、書、畫、印的綜合成就上達到如此的高度，于繪畫這一部分又同時在人物、山水、花鳥這幾大類均取得突破；也很少有人像他那樣在思想的深度和形式的張力上達到自我體系的諧和，在人格與藝術風神的統一上有那樣強悍的獨立表現。
　　就其人物畫而言，石魯強調以人為中心的現代“天人合一”觀，在其純粹或基本上以人為形象的作品中，有著類似的表現。其中從側面堅決表現歷史的《轉戰陜北》將人物與陜北高原塑為一個整體，最具代表性。《東渡》是當年同樣遭到責難的另一件代表作。如果說《歸寧》中少婦內心的喜悅與翔飛的喜鵲在情緒上形成共鳴，《快活神仙》、《抽煙的老頭》中那種農家場院里的人生諧趣，就是熱愛人生、多情善感的石魯精神的另一個側面表現。而《叉麥人》、《船夫習作》和《高原人的脊背》這類作品，尤其是題寫著“擬金剛之畫法，頗有壯美之感，惟當色墨渾然方見真力也”的那幅《船夫》，他反復表現陜北漢子裸露的背部所呈現出的力量之美，這是石魯代表性的人格和美學品格的體現。這些作品很少或完全沒有自然景色的陪襯，但人之壯美的精神性品格以及與之共生的自然環境、歷史風云，是可以通過畫外之畫的想象來實現的。自然、歷史與人的統一構成了一種被強化的美，是人的精神力量的美。
　　作為一位山水畫家，石魯主張把山水“當做人來畫”，“當成個大人來畫”，甚至認為“山水畫就是人物畫”。山水即人的思想，是人與天地精神往來的深刻思想，也是“天人合一”哲學思想的具體化，與善于以人的心態觀照自然的莊子的觀點，與石魯崇拜的石濤關于山川與藝術家相互脫胎于對方母體、藝術家與山川“神遇而跡化”的觀點一脈相承，而且在強調人的主觀意識的層面有了更進一步的拓展和表現。
　　石魯的花鳥畫創作晚于人物和山水。60年代初，花鳥畫雖不多，卻頗富新意。70年代初，“文革”中憂憤積郁的石魯仿佛突然發現了花鳥畫這個便于以比興之法抒瀉情意的利器，遂縱情于茲，并以主觀意識的高揚、內在沖動的爆發、金石力度的強化和筆路的狂放詭奇為主要特征，鮮明地區別于60年代花鳥畫的風神，成為石魯后期狂放型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
　　石魯后期的花鳥畫不限于“四君子”題材，這位情感豐富的藝術家，在“月月朝霞如夢”的月季花里，在那火紅的柿子、石榴里，依然葆有對理想的熱情；在《花卉昆蟲卷》詭奇的造型和天書般的題識里，癡瘋中透析出他對達芬奇、畢加索、雨果等文化名人的景仰；或畫《虎斗圖》以示對“文革”中派別之爭的嘲諷，或畫《貓虎鎮宅圖》以示自衛的信念，并畫“蹤而不顛，奔而信步”的奔馬以為自照，都是其情其志的真誠流露。正是在這些并非無病呻吟的作品里，塑造了當代最具憂患意識、自我意識、真誠沖動的花鳥畫家的形象。他的內涵、他的思維、他的筆墨和構成的獨特性，仍將是花鳥畫前行和深化的參照。
　　石魯過早地逝去了，但這個名字卻作為一種藝術現象成為后人永遠值得研究的課題。也許隨著時間的遷延，人們不僅更加珍視他留給世界的藝術作品，也會更加重視他的藝術精神，那些閃耀著真善美的思想和人格的光芒。他試圖將社會的理想與個性的藝術風采求得統一的思路，他試圖將深刻的內涵與富有表現力的藝術技巧完美結合的心愿，他在傳統與現代之間架起的那座橋梁，他將天、地、人合一的哲學推向現代思維的努力，他在逆境里斗爭不已的英雄主義氣概，他為當代中國畫的變革作出的貢獻……都寫在他人生與藝術的旅程上，都寫在“石魯”這兩個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