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達作品《希望之樹》描繪了藝術家的雙重形象

　　卡洛琳娜·米蘭達(Carolina Miranda)
　　弗里達·卡羅離世后，她的作品被披上了濃重的個人崇拜色彩。如今，一些學者和藝術家正試圖改變這一現象。芝加哥當代藝術博物館正在舉行的一場展覽中，策展人將弗里達的作品與當代藝術家的作品并置，引導關注焦點回歸弗里達的畫作本身。
　　走進位于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五樓的常設展廳，首先與你相遇的將是弗里達·卡羅的數幅自畫像，這些作品充分展現了卡羅標志性的魔幻現實主義風格。其中一幅里，卡羅與一只寵物猴一起出現(Fulang-Chang and I, 1937)；在另一幅中，她留著極短的頭發并身著男式西服(Self-Portrait with Cropped Hair, 1940)。展廳中還懸掛著賈科梅蒂、胡安·米羅等早期歐洲超現實主義大師的畫作，可見卡羅在藝術史的長河中占有一席之地。不過，正如英國《衛報》評論家艾德里安·西勒所寫，卡羅的地位似乎來源于外界對她瘋狂的個人崇拜，“這使得欣賞她的藝術作品變成了復雜的事。”
　　過去三十年間，卡羅從無名的墨西哥畫家變成極受推崇的圣人。她的人生故事—那讓她在17歲全身幾近粉碎的嚴重車禍、那段與墨西哥壁畫家迭戈·里維拉動蕩的婚姻以及與各種男女間發生的泛濫情史(包括野口勇和托洛茨基等)—這一切為小說、故事片和紀錄片提供了豐厚的素材。濃眉、辮子、夸張的珠寶配飾以及傳統的墨西哥服飾，卡羅的這些標志性形象早已被印刻在糖果甚至男士領帶以及龍舌蘭酒等各色商品上。
　　而這種“弗里達狂熱”實際上沖擊著卡羅在藝術圈中的聲譽。在2005年時，一位倫敦《星期日泰晤士報》的評論家就把卡羅的高聲望歸因于她是一個帶有殘疾的雙性戀墨西哥婦女。而一所美國大學的現代教育研究項目也表明像卡羅這樣的特型藝術家正是最被社會所熱衷和關注的，而其他背景過于普通的藝術家則會缺乏吸引力。最近，當我向友人提及我正在寫作關于卡羅的故事時，友人回應：不瞞你說，我光聽到這個名字就會哆嗦一下。
　　但是，一個在芝加哥當代藝術博物館舉辦的展覽試著重新強調卡羅在藝術方面的貢獻。“卡羅的個人光環已經掩蓋她作品的成就，連學術界都不認真對待她。”芝加哥當代藝術博物館的館長朱莉·威德霍姆(Julie Widholm)說。10月5日舉辦的展覽“掙脫束縛：弗里達·卡羅后的當代藝術”，把卡羅的繪畫與各位當代藝術家的作品并置，讓欣賞的重點回到卡羅的藝術成就上。“卡羅當時要面對的不單是身體上的問題，”威德霍姆解釋道，“同時她還得處理民族和個人認同等方面的問題。她有意識地選擇了墨西哥在地的表現形式，但她的作品浸潤于藝術這一國際語言中依然富有意義和前瞻性。”

瑪尼·韋伯習慣以面具示人

　　星光明滅不定
　　卡羅在世時，她的畫作頗受好評(實際上，她還是20世紀第一位作品被盧浮宮收藏的墨西哥藝術家)，但她的聲望隨著1954年她的逝世漸漸淡去。到19世紀60年代，她已經被降級成為“藝術史腳注”。
　　到19世紀70年代末，事情發生了新的轉機。弗雷德·托馬塞利是一位專注于描繪內心世界的紐約畫家，當他就讀于南加州大學時，研究過一篇關于墨西哥壁畫家里維拉等人的學術論文，在文中他偶然發現了一條關于卡羅的索引。“當時，所有的目光都聚集在‘三巨頭’身上，他們才是歷史書中的主角，”他回憶道，“但我卻被卡羅在她作品中放入的那些雖然細小但極具戲劇性的元素所吸引。”卡羅引起了托馬塞利的共鳴，而這種影響突出地反映在他日后的作品當中。“當我第一次發現她時，她就如一個不為人知的秘密，我覺得在某程度上我獨自擁有著她。但多年以后，她已經變得家喻戶曉。”
　　卡羅的藝術成就被重新發掘恰巧碰上了一個特殊的時期—女權主義學者開始關注女性藝術家的作品。1978年，第一屆美國藝術家作品回顧展在芝加哥當代藝術博物館開幕，卡羅的作品也參加了展出。
　　至19世紀80年代中期，卡羅又開始受到追捧。墨西哥導演保羅·勒杜克以她的生活為藍本拍攝了一部故事片。而匿名藝術家團體“游擊隊女孩”的一位成員則用卡羅的名字作為藝名。最讓她名聲遠揚的或許是那本1983年出版、海登·賀蕾拉所著的書—《弗里達》。

身份問題是施林·奈沙作品的重要組成部分

　　重新認識弗里達
　　芝加哥當代藝術博物館將卡羅1946年兩幅畫與近25年來其他藝術家創作的超過30件作品連接在一起，從而將卡羅作品置于更廣的背景下?？_的兩幅畫作：一幅是《小鹿》，畫中卡羅就是一只受傷的小鹿；另一幅作品是《希望之樹》，畫中描繪了卡羅的雙重形象，一個端坐，膝間放置著后背支架，另一個則是受傷后橫躺在醫院輪床上的卡羅。其他參與展覽的還包括安娜·門迭塔、辛迪·舍曼、桑福德·比格斯、加布里埃爾·奧羅斯科等人的作品。展覽被劃分為四個板塊，分別代表著卡羅作品中與當代藝術家尤為相關的主題：性別、民族認同、政治斗爭、身體。威德霍姆希望觀者可以認識到卡羅是多么純粹的藝術家，特別是她對女性身體的描繪。她解釋道：“卡羅對身體和生育、墮胎、流產這些女性生理經歷的理解超越了一般認知。”
　　卡羅對于很多現代藝術家是非常重要的存在?，斈?middot;韋伯是一位洛杉磯藝術家，她經常把自己的照片放進作品中，但這些照片中的她總是戴著毫無表情的白色面具。卡羅奪目的個人標志(超過三分之一的卡羅作品是自畫像)給韋伯上了一課。“我作品的重點應該是我想象的世界，而不是我自己，這一點非常重要。”韋伯解釋道。
　　這也是一個讓其他藝術家爭論不休的問題。施林·奈沙(Shirin Neshat)因她對當代穆斯林社會中女性地位探究的夢幻影片而出名。她會定期在影片中扮演一個角色。“我的作品并不是卡羅那樣的自傳式作品，”她解釋道，“但我發現其實很難讓作品遠離我身份的投影—一個女人和伊朗人。”
　　在卡羅的畫中，展現切開并血流不止的身體或者折斷外露的脊柱都是表現她身體疼痛的手法，這些畫面也最能引起一些藝術家的共鳴。“當你聯想到艾滋危機，費利斯·岡薩雷斯·托雷斯和凱瑟琳·奧派這樣的藝術家，我想那些身心受創的軀體或許最能反映到底發生了什么事情。”威德霍姆如此說道。奧派作為一位洛杉磯攝影師，她所拍攝的洛杉磯SM同性戀社區的照片是其最為眾人所知的作品。像卡羅一樣，奧派也有不少自拍的照片，而刻在她胸口上的“pervert”(墮落)則是她自拍的標志。奧派稱她之所以覺得卡羅的作品動人是因為“卡羅描繪身體的方式總帶著一種極致的悲愴，而這種方式往往可以把描繪的身體打開”。
　　隨著對卡羅作品價值認識，一些藝術家看到從不同面向重新考量其作品的機會。出生在墨西哥的胡戈·克拉斯維特在墨西哥蒂華納與美國紐約之間過著雙城生活。在很多人看來，卡羅的墨西哥人的形象很容易被來自歐美的觀眾所接受，克拉斯維特認為并非如此。卡羅的父親來自德國，母親則是墨西哥本土與西班牙后裔混血，克拉斯維特指出，“在她的畫作中，人們看到的不是蒂華納人，而是身著民族服飾的歐洲面孔。”
　　卡羅內在具有的象征意義，相較于傳記作家們賦予她的聲譽更有力。威德霍姆說她在卡羅身上看到了“抗爭與坦誠”的精神，在她的自畫像里她總以桀驁不馴的眼神凝視觀者。僅憑一個展覽或許無法停止市場對弗里達·卡羅的推廣與包裝，但對于那些產生“弗里達”審美疲勞的人，這個展覽則是重新審視卡羅畫作的時機?？_的前女權主義以及對身體的詮釋直接激勵著門迭塔和奇奇·史密斯這樣的藝術家，而她極其端莊富有涵養的形象也可以成為當代行為藝術的典范。“是時候將卡羅從繁復的聲名、庸俗的作品及里維拉的影響中解放出來了。”威德霍姆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