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墉 《新娘》 67cmX68cm 中國畫

　　曾幾何時，中國人物畫給世人留下的印象是優雅而美好的。然而“85思潮”以后，人物畫卻變得越發“異彩紛呈”，其中不時有“顛覆之作”令觀眾直呼看不懂：卡通化的有之，漫畫式的有之，“審丑”、“審痛”甚至格調低俗、挑戰人類視覺承受力的恐怖之作亦有之。
    那么，獵奇、“審丑”等是弊病還是代表了當代人物畫的發展方向?個中原因又是什么?本期品味，我們請圈中人士展開討論。
　　正
　　著名畫家 林墉——有些動機不純畫家想從“審丑”風中撈一票
　　在我的繪畫生涯當中，一直都在接受質疑。早期經常被人批為“淺薄”和“甜俗”。因為我畫了一些清麗脫俗的“美女”，就有人發問：畫滿目滄桑的西北老農不是更加政治正確而且立意深刻嗎?
　　幾十年過去了，反對的聲音仍在，只是表達內容有了變化。比如有人問我：您真的認為我們的生活是美的嗎?我可以斬釘截鐵地回答：不美。真實的人生一點也不美，生老病死、天災人禍、爾虞我詐充斥其間，令我們的生活太丑、太苦了。事實上，我年輕時就意識到了這點，而這也是我成為一名畫家的重要原因：生活那么丑，我必須得去尋找一點美出來。如果不去為美做一些事情，人生又有什么意義和樂趣?直到現在，我不敢說真正找到了美，但我內心對美的憧憬從未消失，用畫筆來尋找美的努力也從未放棄。
　　面對人生的苦，也有畫家做出別的選擇：梵·高割掉耳朵的自畫像、畢加索描繪的臉部變形的女人，都是在用不同的方式把人類所承受的痛苦展現出來。這是一種個性化的表達，他們展現的痛苦中蘊含著深刻和偉大。但我覺得，如果每個藝術家都以揭示痛苦的傷疤為己任，也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而我的選擇就是要在作品當中展現美。我相信無論在什么年代，這種美是不會過時的。一個剛剛出生的小孩，我們明知道他長大一定會承受或多或少的苦痛，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要抱著他大哭一場，哀悼他即將展開的人生，而是要溫柔地呵護他、祝福他。我們就是要這樣抓住每一點似乎是幻覺一樣的美，明知人生缺乏美，卻依然執著，這里面同樣蘊含著深刻和偉大。
　　中國人的焦慮感和痛苦感，幾千年來從未消失過。我相信歷史上也曾經出現過不少“以丑為美”的畫作，但它們沒經受住時間的錘煉。我們現在看到的傳世畫作，大部分依然是以美來打動人。當代中國人物畫所呈現出來的面貌卻不太一樣，各種突破想象的獵奇，確實使得人物畫有越來越丑的趨勢。我們的老祖宗面對痛苦，有時候是不敢言說的，就算是在畫面當中有所流露，也大都含蓄而隱忍。但現在這個“審丑”的年代，當“以丑為美”變成一種風氣的時候，丑是可以賣大價錢的，藝術家們也就不憚于爭先恐后地去展露自己的“丑”了。
　　“審丑”的藝術家當中，我相信有一群真誠的人。我尊重他們，就像在任何年代我們都需要有藝術家用美好的畫面來撫慰人心一樣，我們也的確需要另外一些藝術家用他們痛苦的方式來記錄這個時代。但在這種獵奇、審丑的風氣當中，我也看到了很多喪失良心的藝術家，他們是在“假裝深刻”，本質卻是想在這“審丑”的風氣當中撈上一票。說老實話，現在這些畫得越來越丑的人物畫到底有多少深刻性?我真是沒有看出來。
　　反
　　廣東畫院畫家 黃國武——美到甜俗的畫作有今天未必有明天
　　當代人物畫的創作中，一些被世俗標準認作是獵奇乃至丑陋的形象，并不見得是真丑，倒可能是更高層次的一種審美形態。在這方面最令人耳熟能詳的例子，是超級大師梵·高的作品。他畫中的人物形象，在剛剛出現的時候，也被很多人認為是奇怪而丑陋的。但時間證明并非如此，梵·高只是比同時代的人站得更高、走得更快罷了。一切的事物都要經歷時間的考驗，包括審美，今天你認為丑的事情，明天也許被證明是美的。而那些美到甜俗的人物畫，雖然今天在市場上很受歡迎，但到了明天并不一定仍舊如此。
　　上世紀五十年代之后，我們國內的美術教育一直很崇尚西方的造型體系。新中國的人物畫也因此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人物的結構關系和比例很準確，形象很美好。但這真的是進步嗎?我持保留的態度。過于強調準確，反而會削弱中國畫的寫意性，而這又恰恰是中國人物畫的精髓所在。
　　對中國古代人物畫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人物“變形”是古已有之的傳統，“變形”既然是傳統，就不可能設定一個邊界，這個“形”一定要隨著時代變幻出更多的樣式。當代藝術發展到今天，對人類精神世界的關注被提到了一個更高的高度。特別是當代人的生活普遍處在一種焦慮的狀態中，那么這個時代的藝術以一種夸張的、變形的，甚至是會引起人們不適的人物形象來表現這種“社會病”，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是對這個時代人類精神狀況的忠實反映。
　　所以我有點想不明白，既然這個本來就是咱們的傳統，為何今天的老百姓就接受不了“變形”的人物畫呢?我個人也曾經接觸過這樣的藏家，他接受不了太“離奇”的人物形象，希望得到更“美”的作品。遇到這樣的需求，時間允許的話我可以滿足。但我不會讓這種需求改變我主要的努力方向，我深知自己的藝術追求不止于此。一個稱職的藝術家，在審美上必須要有前瞻性，如果被大眾的趣味牽著鼻子走，將是很要命的事。
　　天津美術學院中國畫系主任、畫家 李孝萱——“審美”離不開“審丑”和“審痛”
　　我們上大學的時候，學習和創作只有一種手段，就是“寫實主義”。當時文革已經過去，不過文革標榜的“紅光亮”仍舊在人們的意識中揮之不去，但實際上這種創作風格與個人情性毫無關系。
　　畢業那年，我著手創作《1976年7月28日晨……》，這是一幅表現唐山大地震的作品。因為我親歷過這場災難，所以創作起來很有激情，將很多自己的真實感受融入其中，但這幅畫完成之后被認為是“黑畫”、“淫穢”。為此，我被打入冷宮，分配到根本沒有畫畫條件的天津塘沽圖書館，我的人生跌到了谷底，包括母親在內的許多親人也在那幾年離世。接踵而至的不幸令我的潛意識發生異變，與曾經建立的寫實能力產生了對抗。再后來，我的畫中所呈現的人物在審美上就自然指向了“審痛”與“審丑”。從此展開了我的離經叛道之旅，一個伴著艱辛、壓力、謾罵且又自由的世界。
　　我的畫作和傳統有關聯，貫休、陳老蓮都是我非常喜愛的畫家，同時我也受到西方一些畫家的影響，比如蒙克。我這個人消化能力比較強，見到好東西就往口袋里裝，而到了最后它們都混在一塊成了我的東西。然后我自己形成了標準——關于什么是好，什么是壞，以及審美的認同。對我而言，這種審美的認同不再是狹義的“美”，而是有一定的審丑、審痛的意義。如果拋開“審丑”和“審痛”，“審美”不會存在，所謂“審丑”、“審痛”，其背后有文化和精神在支撐。
　　中國歷史上的審美，往往很強調一群人的和諧、文化的秩序，但是對個人生命的價值、精神上的痛苦與承擔關注不夠。1949年以后，我們又長期提倡一種“俗”的審美標準。直至今日，這種“俗”的審美標準在各地美協、全國美展中都占據著重要的地位，符合這些俗的審美標準的人和作品，也就變成了精英。包括我們目前的教學也有這個問題，教學的標準已經不是藝術標準，而是世俗標準——這種標準往往是狹隘的。事實上，如果我們只強調粗淺的、平面化的審美，而把“審丑”、“審痛”去掉，這樣的狀態是進入不了當代藝術世界的。
　　中
　　廣州畫院院長 方土——寫實和變形都是為人物畫做貢獻
　　中國傳統人物畫的形象是“變形”的，而且畫中的男子就算沒有脖子也顯得很有丈夫氣度，我認為這與古代人對命理學的信仰有關系，也從側面反映出：古代的人物畫家不是在用眼睛畫畫，而是靠著他們的審美趣味，用心靈甚至是想象在作畫。
　　人物畫變得特別寫實、準確、美好，是上世紀初西方造型體系傳入之后發生的事情。一批老畫家以這種方式對人物畫的創作進行了變革，涌現出一批非常精彩的作品。但幾十年過去，這種風格的人物畫無論是在審美還是造型上都逐漸趨于程式化。當代人物畫家如果繼續沿著這條路走下去，很難創造出富有個性的好作品。
　　而在經歷過“變形”和“寫實”的潮流之后，包括我在內的很多人認為，人物畫還是應該以“變形”為主。老祖宗說：“畫你要像我”，讓人物反映出“我”的內心世界，這才是人物畫至關重要的目的。一味寫實可以把人物畫得很準、很好看，卻失去了趣味，也就失去了水墨人物畫的精髓。
　　有人認為受眾對于“變形”的人物畫接受起來有難度。君不見，中國的民間藝術自古就有“變形”的傳統，無論是泥塑、剪紙還是木雕都不難找到夸張“變形”的人物形象。因此，不要低估老百姓對于“變形”的人物畫的接受程度。當然，也有一種潮流，不少搞當代水墨的畫家所創作出來的人物形象，已經不能用簡單的“變形”來概括，而是某種程度的“獵奇”：卡通的、漫畫的甚至是令觀者極度不適的“丑陋”或者“低俗”。如果把它們放在藝術史向前推進的大背景下來考察，他們是在以自己的實踐探索水墨的邊界——在很大程度上，藝術是以獨創性作為最大的價值存在。當然，一個人想要凸顯個性有很多方式，故意砍掉自己一條腿也是一種“個性”，但這種殘缺的、可怖的風格與真正的“大美”是有差距的，也不是大眾所能接受的藝術的美，因此這種實踐注定是小眾的。
　　中國畫要想向前推進，嫁接不同的理念、思潮、手段是必然要做的功課。在這個過程中，可能會誕生一些非常有意義的方法，也會出現一些問題，但這種嘗試本身的意義不能否定。歸根結底，無論是寫實的人物畫，“變形”的人物畫，眷戀于傳統審美的人物畫，還是明明白白就要“審丑”、“獵奇”的人物畫，都在為藝術的多樣性做出貢獻。而一個藝術家要做的不是去指責那些和自己走不同道路的人，而是學會與其和諧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