珂勒惠支的版畫作品《犧牲》（《戰爭》組畫）

　　20世紀以來，現代西洋版畫開始進入中國。尤其是因為一代文豪魯迅的大力推介，木刻(版畫)受到了一大批青年藝術家的熱愛。1931年，魯迅等人在上海開辦“木刻講習所”，介紹并出版了包括丟勒、珂勒惠支、麥綏萊勒、蕗谷虹兒、比亞茲萊，以及一些蘇俄版畫家等在內的西方版畫藝術，為青年版畫藝術家提供了學習、借鑒的樣本。其中，凱綏·珂勒惠支—這個名字，始終屹立在中國新興版畫的開端。對于中國版畫家而言，她就是版畫界的拉斐爾和倫勃朗，是凡·高和畢加索。
　　作為一位女性藝術家，愛是珂勒惠支的版畫的基本主題，這一點并不難理解。然而，用鋒利的刻刀和黑白兩色來表達愛的主題，這卻是一樁艱難的甚至是不可思議的事情，況且，珂勒惠支刻刀下的線條常常是那樣的直接、明快和犀利。一般來看，愛總是柔和的和絢爛多姿的，尤其是在當下這個時代，愛更容易被理解為甜膩和花哨的樂趣。然而，珂勒惠支藝術中的愛的主題是那樣的濃厚和驚心動魄。
　　對于珂勒惠支來說，她的愛卻總是與苦難和犧牲聯系在一起。很顯然，這與她所處的那個充滿貧困、饑餓、戰亂和死亡的時代有關，不僅如此，也與她的個人際遇有關。她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及戰爭期間的困苦和混亂，而且，她那很年輕的大兒子就戰死在戰場上。
　　當然，并非所有的苦難都是藝術，但偉大的藝術常常跟這些人類苦難相關?？嚯y造就了珂勒惠支的藝術，富于它們震撼人心的表達力。如在《面包！》一幅中，幾個饑餓的孩子，目光中充滿了懇求和渴望，而一無所有的母親卻只能背向孩子們，她那高聳的肩背，僵硬而又扭曲，透露出深深的絕望和痛苦。魯迅在論到珂勒惠支的版畫時，寫道：“……她以深廣的慈母之愛，為一切被侮辱和損害者悲哀、抗議、憤怒、斗爭，所取的題材大抵是困苦、饑餓、流離、疾病、死亡，然而也有呼號、掙扎、聯合和奮起。”(魯迅：《〈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序目》)
　　另一方面，珂勒惠支又不只是停留在一般意義上的苦難宣示。在她的作品中，苦難被賦予特別的精神深度。在她作品中，生命的痛苦被引向了深刻的愛，成為苦難救贖的寓言。而其通向愛的途徑，則是犧牲。有一幅就直接命名為《犧牲》(《戰爭》組畫)。一個身體有些衰頹但仍堅韌的母親，伸出瘦削的雙臂，托護著一個柔弱的嬰兒，仿佛是從母親的肢體里生長出來的一部分。在大面積的黑白色塊的比較中，強與弱、柔軟與堅硬、奉獻與不忍、愛與犧牲，諸般對立的狀態和情緒交織在一起，顯示出人的精神世界劇烈震蕩的情感沖突和悲憫的宗教情懷。
　　凱綏·珂勒惠支進入中國藝術家的視野，算是恰逢其時。1930年代，當魯迅將珂勒惠支的作品介紹進來時，正是民族經歷巨大災難的前夜。隨著抗日戰爭的爆發，藝術家的命運與生死存亡和國族命運密切聯系在一起。新興木刻在工具和傳播手段方面的優勢立即顯示出來了。復制性和形制規格較小，這本是木刻藝術的局限所在，但在戰爭年代，這恰恰成了一種傳播上的優勢。油畫、國畫、宣傳畫等藝術形式雖也可以用于抗戰宣傳，但單幅繪畫傳播面有限，印刷傳播雖可大量復制，但需要印刷所專門制版印刷，周期長。一把刀，一塊板，一瓶墨，幾張紙，這些就可以構成一個小型的印刷所。在艱苦的戰爭條件下，木刻藝術不僅成本低，而且傳播迅捷。
　　木刻的表現力也與戰爭環境相適應。珂勒惠支的那種表現苦難和力量的刀法，很容易引起中國藝術家的共鳴。在戰爭狀態下，公眾更需要的是對意志的激發和鼓勵，對于力量的贊美，政治和道德立場也相對簡單和明晰。
　　追求“力感”和黑白分明的價值判斷的美學，是在特別環境中珂勒惠支對中國版畫家最重要的啟示。但這種啟示卻是片面的。許多人能夠有效地習得珂勒惠支式的充滿“力感”的刀法和黑白分明的價值立場，但始終無法傳承珂勒惠支的那種(尤其是在銅版畫和石版畫上表現得較為充分的)細膩、柔軟的母性，哀傷、憂郁的情懷和深邃、廣博而又無私的悲憫與慈愛。久而久之，就難免陷于情感和藝術上的雙重粗糙和簡陋。
　　現在，珂勒惠支再一次來到中國。有了較長的時間距離，我們應該有機會重新打量這位偉大的藝術家，領受來自她的藝術世界的更為豐盛的饋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