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798”藝術區的室外涂鴉　

　　中國的藝術區，以798為代表，要么不成熟，而一旦成熟，便瞬間爛熟，接下來便是速朽。當我們回溯798過往十年的時候，卻禁不住陣陣虛脫感。這虛脫并非由于過度亢奮所引發的虛脫，而是正在登高望遠、準備大展宏圖之時，突然發現腳下的梯子被人撤了的那種虛脫。
　　798的“前史”，是一間軍工廠，從1955年建廠算起，有將近六十年。作為新興藝術區，則是近十數年的事情。如果從央美雕塑系教授隋建國在706廠(今798的一部分)租用廠房做個人工作室，美國人Robert Bernell租下回民食堂，作為藝術出版機構Timezone 8的辦公室算起的話，有十三年的時間。而從藝術機構成批進駐，“非典”時期，藝術家們首次以“藍天不設防”的名義集結，然后徐勇、黃銳等藝術家發起“再造798”活動，藝術家們開放工作室，自行舉辦“大山子藝術節”(DIAF)，以藝術之力推動798從傳統工業區向現代文化創意產業區的功能轉型算起，則整整過了十年。
　　所謂“十年樹木”。十年，半代人，剛好是盤點一個企業、檢討一樁事業或終結一個虛幻愿景的節點。可當我們回溯798過往十年的時候，卻禁不住陣陣虛脫感。這虛脫并非由于過度亢奮所引發的虛脫，而是正在登高望遠、準備大展宏圖之時，突然發現腳下的梯子被人撤了的那種虛脫。
　　十年前，798尚未徹底“去工業化”，除了位于核心區的“時態空間”、“東京畫廊”、“@ Cafe”等幾處設施外，絕大多數廠房里還有機器設備在運轉，高聳的煙囪還冒著黑煙，光頭或長發的藝術家與身穿工作服的工人一道進進出出，互不見怪，相安無事。
　　2003年，“非典”襲來，京城肅殺，天藍得出奇，城市安靜得堪以“死寂”形容。798的藝術家們策劃了一個名為“藍天不設防”的藝術活動，以藝術的形式為深陷疫病中的城市加油。那天上午，當大家從四面八方驅車來到亦莊開發區那塊未開發的空地上的時候，眾人紛紛摘下口罩，握手寒暄，互致問候，仿佛“非典”從來不曾存在過一樣。我清楚地記得，自己也摘下了口罩，直到“非典”結束，也沒再戴過。從那一刻開始，在每個人的心中，“非典”被擊退了。我頭一次知道，藝術居然有神奇的怯病功能，感覺好極了。下午，活動結束后，全體藝術家班師回798，在黃銳的@Cafe，慶祝成功。我在日記中記錄下了這一幕：
　　人們熙來攘往，幾乎沒有空座位，藝術家、策展人、撰稿人、藝青和老外們在大聲說笑，侍者端著冰咖啡和冰紅茶在人群中穿行。非但全然沒有“非典”時期的壓抑，從氛圍上說，倒更像是一個狂歡。筆者四下一望，幾乎可以看到中國前衛藝術三代藝術家的面影。一時間，竟平生一種恍如置身塞納左岸，不知今夕何夕的感覺。
　　不過，錯覺歸錯覺，我可從來沒把798當塞納左岸。現代主義藝術運動的中心從戰前的巴黎到戰后的紐約；巴黎時期，從早期的蒙馬特到蒙巴納斯；紐約時期，從格林尼治村，到東村，到蘇荷區，都經歷了少則二三十年，長則半個世紀以上的發展，從漲潮到退潮，都有一個完整的過程，其間孕育了獨特的藝術流派，代有大師，各領風騷。而中國的藝術區，以798為代表，要么不成熟，而一旦成熟，便瞬間爛熟，接下來便是速朽。
　　回過頭來看，那真是798的黃金時代。“非典”過后，從2004年到2006年，藝術家們又自行舉辦了三屆“大山子藝術節”，其間還穿插了各種形式和規模的藝術展，798功能轉型的大方向終于得以確立，并獲得了社會的承認，朝陽區、北京市也打出了所謂“創意產業園區”的發展戰略，798儼然一夜間“主流”化了。
　　在此情況下，798想不商業化恐怕也難。大約是2006年冬，一個周末的傍晚，我去798的“江湖”西餐廳赴《朝日新聞》文化記者的飯局。一進西門，便感到與通常的氛圍不大一樣，主路兩側站了很多警察、保安。再往里走，大約從“江湖”前面開始，一直到“時態空間”，便道上擺著一大溜長條桌，一張挨著一張，張張罩著潔白的桌布，上面擺放著同樣潔白的餐盤和外國品牌的香檳酒、葡萄酒，簇新、優質的不銹鋼刀叉在路燈下泛著寒光，每張桌子后面，都立著一位身著黑色燕尾服的彪形大漢，雙手背后，清一色型男模特范。這陣勢，當時我就震驚了。立馬打電話問了朋友才知道，是瑞士歐米茄鐘表公司馬上要在“時態空間”舉辦商業活動，歐米茄的代言人、超級模特辛迪·克勞馥將登場亮相，還有瑞士等歐盟國家的大使出席……原來如此，難怪如臨大敵。
　　十分鐘后，我坐在提前預約的“江湖”西餐廳靠窗的座位上，跟日本記者朋友用波爾多白葡萄酒碰杯，這件事自然成了最初的話題。照實說，雖然我并不認為歐米茄、辛迪·克勞馥等商業符號與798及其所代表的前衛藝術有什么關系，但能商業化到如此“正點”，內心還是覺得挺牛逼的，我甚至為未能擠進“時態空間”，一睹全球頂級超模的芳容而抱憾。
　　時尚工業對資本主義文化會產生積極的推動作用，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從齊美爾、維爾納·桑巴特，到居伊·德波、本雅明等思想大家，都曾對時尚工業作出過正面評價：維爾納·桑巴特在其經典著作《奢侈與資本主義》中，為被污名化的奢侈品正名，肯定“奢侈消費的革命性力量”，甚至認為正是“奢侈——它本身是非法情愛的一個嫡出的孩子，是它生出了資本主義”；本雅明通過對19世紀中葉巴黎時尚的標志——拱廊的研究發現，“正是在這樣的世界里，閑逛者適得其所。他們給‘散步者和吸煙者喜歡逗留之地、平民百姓經常光顧的好去處’提供了編年史家和哲學家”。“對于閑逛者來說，街道變成了居所。他在商店包圍的拱廊上，就像公民在自己的私人住宅里那樣自在”。至少在本雅明的意義上，就城市公共空間的功能而言，19世紀中葉巴黎的拱廊，基本相當于今天北京的城鄉接合部。而798，正是史上最大規模的城市化進程所制造的廣大城鄉接合部中，一處堪稱經典的“拱廊”。
　　事實上，798與本土時尚工業的互動，從它“去工業化”的轉型之初就開始了：劉索拉的音樂工作室是最早進駐798的時尚文化機構之一，洪晃旗下的《樂》和《I LOOK世界都市》則是最早進駐的時尚雜志；過去十年來，798院內高聳的煙囪、包豪斯式廠房的屋脊和運煤貨物列車的機車頭，真不知裝飾過多少本土時尚系刊物的封面。在某種意義上，時尚文化是一種有效的“酵母”，恰恰是其無所不在的滲透、發酵，加速了前衛藝術的政治正確化：那些曾幾何時，在藝術家表演行為藝術的現場虎視眈眈、隨時準備取締抓人的警察叔叔，搖身一變，轉眼間就成了為明星藝術家展示活動維持秩序、保護作品而站臺的保鏢。
　　當然，這種合法性背書的背后，首先意味著當代藝術品行情的看漲。隨著北京奧運的迫近，從2005年到2007年，中國前衛藝術迎來了前所未有的大牛市。在拍賣市場上，千萬級已不在話下，數千萬，乃至上億元標的的作品紛紛落槌。強勁的牛市居然帶動了沉寂多年的傳統中國書畫市場。
　　但是，任何事情都有兩面性，所謂物極必反：過熱的藝術市場，在讓藝術家們迅速致富并短暫受用了一把致富后致幻般的快感之后，便以長期的泡沫和低迷狠狠地報復了他們。于是，我們看到2007年以后，拍賣行情的“過山車效應”。而更多的情況，則是莊家們為力避出現暴跌的血腥場面而使出種種做局的招數，可到頭來，仍難避免大面積流拍的結局。更悲催的是，本土藝術家身價居高不下的狀況，反而妨礙了他們的競爭力，制約了其進一步發展的空間。如在一些國際拍賣活動中，中國藝術家的標的遠遠高出海外藝術家，甚至動輒高出一位數。可無論是藝術家其人的國際知名度，還是作品本身的藝術價值，其實都遠不及價格大大低于他們的外國藝術家。如此狀況，使那些原本就高度依賴國內市場的青年藝術家們，越發形成路徑依賴，最終只好乖乖就范于國內商業機制的捆綁，其作品充其量也只能成為內地土豪客廳里的裝飾，從此休做國際化之夢。
　　另一方面，隨著本土前衛藝術的全面政治正確化，作為合法化資源兌現的“報償”，以798為代表的本土當代藝術圈，終于迎來了與體制共舞的嘉年華巔峰時刻。盡管這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共謀”游戲，但藝術家們愿意與否壓根就不是一個問題，唯一的問題是人家帶玩與否。再說，也絕少聽說有哪位藝術家站出來抵制，因為他們知道一來抵制也沒用，二來局做得越大，藝術家的價碼被吊得越高，何樂不為？2006年，798被北京市確立為“文化產業創業園區”，此前由藝術家們自行舉辦的“大山子藝術節”，開始由朝陽區政府和798管理方共同接手，政府“反客為主”，藝術家則成了砝碼。但絕大部分藝術家仍蒙在鼓里(或自愿被蒙在鼓里)，反正行情看漲就是牛逼——伴隨著尖叫聲和香檳酒泡沫的，是市場化的泡沫，這種狀況直到奧運閉幕，金融危機襲來，才戛然而止。
　　接下來的五年，形勢驟變，且越來越詭異。表面上看，當代藝術的行情并未暴跌，但卻有價無市，各種“做局”的傳言不絕于耳。可普遍蕭條之下，獨地產業高騰，通貨膨脹緊隨其后。798的藝術家雖然奧運前賺了不少銀子，但架不住市場的持續蕭條和通脹壓力，無名藝術家早就扛不住了，撤退的撤退，轉行的轉行，非有相當成功度的藝術家，若想繼續在798租工作室，練畫廊基本屬于“中國夢”。于是，早年那種行為藝術、露天小劇場、藝術書店、隨處可見的裝置雕塑、各種“野路子”藝術展不見了，代之以美協書協系中國書畫聯展、山水畫展、行畫專賣店，原先的前衛畫廊賣起了T恤、紀念品，攝影櫥窗改小賣部，兜售瓶裝酸奶和冰激凌。昂貴的租金，使大空間的存續越發艱難，于是條塊分割——798的小商品市場化發展前景已日漸清晰。
　　自“文化產業創業園區”始，以小商品市場終。播下的是龍種，收獲的是跳蚤——還有比這更悲劇的嗎？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有人說，一切都是商業化惹的禍。但筆者從來不認為商業化本身是壞事，問題的關鍵在于究竟是什么樣的商業化和由誰來練。既然這是一個拿“藝術”說事的游戲，那為什么不能由著藝術家們自己練下去呢？“一個令人痛心的悖論是：開始是藝術家自個玩；玩出點名堂之后，資本介入；資本介入的結果，引來更大的資本；然后就是資本跟資本玩，就不帶藝術家玩了。從藝術始，以資本終——藝術只在中間充當了一個由頭。單就結果而言，其實跟開始就拆遷，搞商業開發沒有任何本質不同，區別只在于藝術與資本共舞的時間長短。”(劉檸：《中國藝術何妨“悠著點”》。見《前衛之癢》，第252頁。安徽教育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版)
　　回首798十年的發展歷程，令人不勝唏噓。作為一名愛藝術的老藝青，我多么不希望自己十年前的一篇舊文(劉檸：《“倉庫生活”能爽多久》，見《前衛之癢》，第231頁。)中的話一語
　　在永遠由權力與資本聯袂叫莊的局子里，藝術家只能充當無關宏旨的可憐籌碼，被禮送出局只是時間的問題。說具體點，那些尚未出局的幸運者也許只是尚未進入城市建設規劃的輻射半徑而已，一旦資本到位，必被圈入。到那時，藝術家將不得不再次騰空產業工人們為他騰空過一次的倉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