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曉飛
    1977年生于哈爾濱，2002年畢業(yè)于中央美術學院油畫系，現(xiàn)生活和工作于北京。仇曉飛重要個展包括“南柯解酲”（佩斯北京，2014）、“勞申伯格說，拐杖總畫杖長”（北京公社，2013）、“反復”（上海民生現(xiàn)代美術館，2013）、“登樓已去梯”（博而勵畫廊，2013）、“碎落的，散逝的”（博而勵畫廊，2008）、“黑龍江盒”（中央美術學院陳列館，2006）等。
    經(jīng)過了依賴“自己對于世界最初的經(jīng)驗和表達方式”作為創(chuàng)作資源的最初階段，藝術家如何進一步繼續(xù)下去？捷克作家哈維爾將這個創(chuàng)作的新階段稱為“第二陣風”（Second Wind），而對于視覺藝術領域來說，藝術家找尋第二陣風甚至意味著一定的職業(yè)風險，改換了藝術語言和表達方式，可能會讓藝術家失去之前鞏固的追隨者。

《敗絮 (灰線)》，布上丙烯，205 x 164.5 cm，2013 

    仇曉飛在佩斯北京的新個展“南柯解酲”表達方式變化之大，在他周圍的藝術圈中激起了不小的波瀾。這位中央美院油畫系畢業(yè)的70后藝術家，從2006年在老中央美院陳列館做“黑龍江盒”展覽開始，對舊照片、積木等舊時物件和過往的成長環(huán)境的描摹，倚靠個人成長經(jīng)驗的創(chuàng)作，已經(jīng)有了明顯的個人標識。

《解酲》，木頭，燈，亞麻布，木板及丙烯顏色，不規(guī)則尺寸， 2014

    “南柯解酲”是一個令人費解的展覽題目，而英文標題“Apollo Bangs Dionysus”也頗讓人疑惑，直到仇曉飛解釋，南柯指涉的是夢，酲則是醉的狀態(tài)，正所謂以夢解醉；“Apollo Bangs Dionysus”則是太陽神阿波羅與酒神狄奧尼索斯纏斗。如果將這組詞羅列開來，夢、醉、太陽神、酒神，可以找到的對應狀態(tài)是，酣暢與沉迷。從數(shù)張超大尺度的繪畫中，可以感受到藝術家在以逼近極限的方式創(chuàng)作；而色彩的撞擊、揮灑與滴淌，與過往他繪畫中的克制與平衡相比，幾乎很難發(fā)現(xiàn)這是出自同一人之手。

      
《傘塔》，布上丙烯，300 x 400 cm， 2014

    形象與喻意都消逝了，只留下純粹的色彩，他這樣描述自己的繪畫過程，在新的繪畫開始時先從工作臺上幾乎隨機地選擇顏色和工具。如評論者Iona Whittake所言，“藝術家有信心為這些繪畫打造相應的基礎，而他同時又將潛意識的因素引入到整個創(chuàng)作過程，在兩者之間，他聲稱會抵制任何一種過于清晰的傾向”。

      
《缺角方塊》，布上油畫，310 x 300 cm， 2013-2014

    在跟隨直覺進展的繪畫過程中，當畫面將要顯現(xiàn)出具體形象，也是這張繪畫將要停止時，而畫中浮現(xiàn)出來的似是而非的意象也成為繪畫的名稱，譬如《干葉》，畫布上的丙烯從粉紅到藍與綠的過渡中，寥寥數(shù)筆的橙色、墨綠、褐色，與畫面中間的白。而3米×4米的畫幅對于藝術家的控制力顯然也是一個挑戰(zhàn)。

仇曉飛，《干葉》，2013年

    從個人的成長經(jīng)驗走出來，進入到更為抽象的繪畫語言中，仇曉飛為什么會經(jīng)歷如此大的轉(zhuǎn)變？與記憶有關的繪畫，曾經(jīng)是仇曉飛抵抗外界、尋求個人“平靜”的倚靠，而在母親生病治療的過程中，他開始意識到這種對平靜的需求可能是病態(tài)的，他與外界的隔膜和對內(nèi)在控制的渴望，也許是童年時母親過度的焦慮造成的影響，而描摹成長過程有關物件帶來的“平靜”毋寧說是一種心理治療。在這段母親治療的過程中，他開始以另外的角度思考自己的繪畫習慣，而記憶的再現(xiàn)所能帶來的平靜感卻消失了。

仇曉飛在2013年的個展“反復”中再次呈現(xiàn)了2006年的作品《黑龍江盒》

    對“第二陣風”的找尋往往是創(chuàng)作者在第一個階段的創(chuàng)造失去了激情之后，而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卻并非突變。在“南柯解酲”之前，2010年博而勵畫廊的展覽“登樓已去梯”、2013年在上海民生現(xiàn)代美術館展出的“反復”以及北京公社的“勞申伯格說，拐杖總比畫杖長”，可以視作仇曉飛從對成長經(jīng)驗的描摹走向更為抽象的創(chuàng)作的過渡階段，畫面的懷舊情緒在退去，而新增添了刻意為之的不和諧音符，浮現(xiàn)在畫面中的圓錐形以及母親在治療時遭遇的診斷詞句、眼睛長出鉤子的女侍者……仇曉飛早期繪畫中的自我沉溺感，被一種不預期的荒誕感所替代。或許藝術家在理解了藝術對于個人心理的治療作用之后，開始更為靈動而隨機地處理畫面，或者此時他已有足夠的心力和自信進入某種游戲狀態(tài)。在這次迥然一新的“南柯解酲”展覽中，過往的意象則完全退去，他跟隨直覺，也在鋪設內(nèi)在的邏輯，并在這兩者之間，找到他自己所說的“路徑”，比起框架與結(jié)構，“路徑”更為自由，但也有跡可循。
    在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舉行的關于仇曉飛展覽的討論會上，收藏家周艟表達了自己的疑問——藝術家在創(chuàng)作時，抹去了“中國文化”的特征，如果作品失去了這層文化身份，它的價值在哪里？而與仇曉飛同屬于當年一群美院同學組成的n12小組成員的梁遠葦，則提到仇曉飛當初以自己的繪畫語言拉開了與上一代藝術家的距離，也為他這一代年輕藝術家展示了新的表達方式，現(xiàn)在他更為自我，更無特征的新繪畫，是否還能承擔起“這一代”藝術家的責任？
    從民族身份到“一代人”的文化責任，對于收藏家與同代藝術家的提問，仇曉飛并沒有直接回答，他與周遭環(huán)境的距離感再次顯現(xiàn)，對于外界的期許，他并無積極回應，這種不回應本身也表達了藝術只與自我的尋求有關的創(chuàng)作態(tài)度。在越來越內(nèi)化的藝術世界里，他在“夢”與“醉”交替的酣暢之中，已經(jīng)走得很遠。
    繪畫于他而言，仍是一種無可取代的存在方式，如仇曉飛所說，繪畫不是“一個項目”，“個人寫作無法與心理需求脫開”。
    繪畫方式和語言變化之后，繪畫對于仇曉飛內(nèi)心世界的意義，從沒有改變，此時他尋求的也不僅是平靜，而是在繪畫過程中潛行的激情。他將自己扔到純粹的色彩和直覺中，過往積淀的素養(yǎng)和美學經(jīng)驗，則為現(xiàn)在的貼地飛行提供了隱形的依托。找尋自由，探訪極限，他的繪畫詮釋變得更為個人化，甚至也更為晦澀，無論怎樣，這個出發(fā)者，此刻絕無回頭之意。
    哈維爾說創(chuàng)作者尋找“第二陣風”時，“他可以放棄已取得的一切，超越他到目前為止太熟悉的，最初的世界經(jīng)驗，從他自身小小的傳統(tǒng)、公眾期待以及已經(jīng)建立的自身地位中解放出來，去嘗試一種新的、更為成熟的自我界定。”
    在新的探求路徑中的仇曉飛，并非不能代表他這一代藝術家的軌跡，哈維爾的提醒不只針對一個世代——“他起先的熱忱、自信和直率已經(jīng)離去，而真正的成熟尚未到來。”“事實上他必須重新開始，這次是在更為艱難的條件下。”這種艱難，并非是缺乏寬松的藝術家的生存環(huán)境，而恰恰是已有的認可以及更為舒適的現(xiàn)實條件，更難以讓藝術家與經(jīng)驗和慣性告別。已經(jīng)或即將走入不惑之年的70后一代，必將要離開漫長的青春期，曾經(jīng)以一代人抱團取暖的方式登場的藝術家，也必得建立更為堅實的個人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