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白石作品

　　齊白石早年活動的范圍基本就在家鄉杏子塢方圓百里左右，直到三十五歲以后他才經朋友介紹來到湘潭縣城。但就是這次進城，使他得以認識了兩個對他事業發展關鍵性的人物。一個是郭葆生，一個是夏午詒。我們通過上一節談齊白石早年生活，已經明白一個道理，那就是文化是掌握在士紳手里的。齊白石早年正是因為接觸到鄉村士紳階層人物，得到了他們的幫助才增長了學識才干。在齊白石三十五歲以后由鄉村進入城市發展，他命里注定般的又遇到了一系列佐助他的人，其中郭葆生、夏午詒就是助他發軔的兩位。郭葆生的父親是位有了作道臺資格等待機會任命的準官員，夏午詒是清末曾任江西巡撫夏竹軒的兒子，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一甲第二名進士(榜眼)。這么說吧，古今一個道理，任你有天大本領，缺少了有社會地位人的幫助則一切成空。而這兩位都是有一定社會地位的人。不過人家要提攜你，你也必須有被提攜的因素。齊白石在這時期通過自己的努力，在書畫上、作詩上、治印上已經有了值得提攜推薦的水準。
　　齊白石在家鄉時曾參加了詩社，在詩社里他認識了一個叫張仲飏的詩友，這位張仲飏曾是個鐵匠，但憑著自學，經學根基很不錯，詩也作的不錯，憑了這些成就，他拜了湘潭的大名士王湘綺為師。王闿運是晚清舉人，經學家、文學家，曾任肅順家庭教師，后入曾國藩幕府。王湘綺在湖南當地名氣很大，許多人都想拜在他的名下。在齊白石三十七歲那年，張仲飏拿了齊白石的字、畫、詩、印章去讓王湘綺評閱。結果得到了王湘綺極高的評價，說齊白石是第二個“寄禪黃先生”。寄禪是宋朝黃庭堅的后裔，出家后號寄禪，在當地很有才名。張仲飏見王湘綺如此評價齊白石，便勸齊白石拜在王湘綺門下。須知，在社會上許多人都是愿意攀龍附鳳，因為人們知道蒼蠅附著在騏驥尾巴上，就可跟著成為千里蠅!但齊白石不愿意，他希望憑真本領，故此不愿意被別人說自己有附驥之心。但王湘綺卻看好齊白石，見齊白石不主動拜自己為師，便以為齊白石或許脾氣不同一般。張仲飏便將王湘綺這番意思告訴給了齊白石：“王老師這樣地看重你，還不去拜門?人家求都求不到，你難道是招也招不來嗎?”于是齊白石便拜在了王湘綺門下，成為了王湘綺的正式弟子。請注意，俗話云，“人的名，樹的影”。又云“強將手下無弱兵”。就是說當你有了一定本領后，如果得到一個美好光環的籠罩，得到社會的認知便順理成章了。齊白石的成功就與這一步有很大關系。當然，一切條件都只是成功的一部分，倘若齊白石只有這個條件而缺少了個人才氣，那無疑也是無用的。但是恰恰對于齊白石來說，這個條件就成了他成名路上的階梯，而缺少了張仲飏這個為他引薦、提醒、督促的好人，我們真不知齊白石缺了這階梯將意味著什么。
　　好了，我們上面提到了，張仲飏、郭葆生、夏午詒、王湘綺四個人物，其中張仲飏對齊白石的關愛已經體現出了，其他三個人物就是下文給與齊白石繼續提供關愛的人。
　　轉過一年，齊白石三十九歲這年，有人介紹他去湘潭縣城內內閣中書李家畫像。在地方上，朝廷的官員那是很牛氣的。這位李鎮藩中書平時對人十分傲慢，但見了齊白石卻十分恭敬!原來，王湘綺的內弟蔡枚功也是內閣中書，他知道齊白石是王湘綺的弟子并知道王湘綺對齊白石的評價。于是他對李鎮藩說：“國有顏子而不知，深以為恥。”這里蔡枚功將王湘綺比成孔子，把齊白石比成孔子的高徒顏回!在那個時代顏回是圣賢，是讀書人追攀向往的境界，能夠得到別人如此高的評價，并因此而受到別人的尊重，那心情該當如何?說幸福是否低估了?
　　在齊白石四十歲這年秋天，在夏午詒從翰林改官陜西。夏午詒是1898年清廷的榜眼，詩詞、文章、行楷極佳，尤以詞名世。他的夫人姚無雙想學畫畫，于是夏午詒打算請齊白石教自己的夫人。這里必須強調的是，一是夏午詒和齊白石已經相識了三四年了，二是齊白石人品好。夏午詒知道齊白石是以畫畫為生，因此特地把旅費和學費寄給齊白石。此時郭葆生、張仲飏也在陜西。郭葆生怕齊白石不去，特地給齊白石寫了一封信，從繪畫的角度勸說齊白石去的理由。為了說明郭葆生對齊白石的作用和齊白石有這樣的至交，請看原信中精髓部分：
　　“無論作詩作文，或作畫刻印，均須于游歷中求進境。作畫尤應多游歷，實地觀察，方能得其中之真諦。古人云，得江山之助，即此意也。作畫但知臨摹前人名作或畫冊畫譜之類，已落下乘，倘復僅憑耳食，隨意點綴，則隔靴搔癢，更見其百無一是矣。兄能常作遠游，眼界既廣闊，心境亦舒展，輔以穎敏之天資，深邃之學力，其所造就，將無涯涘。較之株守家園，故眇自封者，誠不可以道理計也。關中夙號天險，山川雄奇，收之筆底，定多杰作。兄仰事俯蓄，固知憚于旅寄，然為畫境進益起見，西安之行，尚望早日命駕，勿勞躊躇!”單看此信似乎就是一篇藝術論述小文。它直接打動齊白石為藝術離家遠游的決心。在齊白石開始“行萬里路”為藝術出家遠游上，郭葆生無疑起到了相當大的敦促作用。齊白石曾特別記述了這次去西安路途的藝術行為和感受以及對自己繪畫藝術提升的積極意義：“每逢看到奇妙景物，我就畫上一幅。到此境界，才明白前人的畫譜，造意布局和山的皴法，都不是沒有根據的。我在中途畫了很多……”我們對照郭葆生的信，就不難肯定郭葆生在齊白石藝術生涯中的積極作用。而齊白石對自己能有這樣的朋友內心一定會充滿欣慰的吧。
　　齊白石來到西安后，經夏午詒的介紹認識了名士詩人樊樊山，當時樊樊山是陜西布政使，以齊白石當時的地位根本不可能和樊樊山拉上關系。齊白石第一次去見樊樊山就因為沒給門衛“小費”而得不到通報，還是由夏午詒跟樊樊山先說好后，齊白石才見到樊樊山。當然齊白石也很會辦事，他預先給樊樊山刻了幾方印章。但是樊樊山因為有夏午詒的關系，不但給了齊白石印章潤資，同時還給齊白石寫了刻印的潤例。潤格寫道：“常用名印，每字三金，石廣以漢尺為度，石大照加。石小二分，字若黍粒，每字十金。”得一位省布政使且是名士詩人寫的潤格，那可不是一般的待遇!他是不輕易給別人寫潤格的。因為給你寫潤格就是說他給你的作品確定了品位，肯定了你的藝術價值，同時將自己的名氣送與你運用，幫你提高了社會知名度，送給了你一筆無形的資產。請看齊白石得到樊樊山潤例后的社會影響。
　　在西安的湖南朋友看到齊白石得到布政使給齊白石寫潤格，都認為這是齊白石得到了布政使的認可，就此就可以得以進入官場。當時張仲飏就勸齊白石抓住這個機會去求樊樊山。其實都沒有用齊白石自己去抓，樊樊山因為見到齊白石的作品已經有了相當的水平，于是打算引薦齊白石去作慈禧的御用代筆畫家。這就是因為齊白石認識了夏午詒、郭葆生的結果，才使他得到樊樊山的幫助。在樊樊山這里 齊白石得到了幾個好處：潤格、推薦作慈禧御用代筆畫家(注意，這代筆是六、七品官職?？h令才是九品)、樊樊山后來還為齊白石選定詩稿。我們可以看到，固然齊白石刻印作詩很好，但少了樊樊山的推薦力量很可能會被埋沒。
　　齊白石沒有答應作慈禧的御用代筆畫家，但樊樊山給他寫的潤例卻派到了很大的用場。齊白石一生中有過“五出五歸”遠游，樊樊山給他寫潤例發生在第一次中。在齊白石第二次遠游到了桂林時，這個潤例起到了很大作用。齊白石后來說：“我在桂林買畫刻印為生，樊樊山在西安給我定的刻印潤格，我借重他的大名，把潤格掛了出去，生意居然很好。”這是潤格給齊白石帶來的第一次好處。
　　齊白石從樊樊山這里更重要的還有一件事。我們知道齊白石的詩寫得好，不過在復古風氣嚴重的王湘綺眼中，只被認為是：“呆霸王薛蟠的一體。”，就是說沒有品位。但在真正的詩家樊樊山眼中，齊白石的詩卻被認為極佳。這個肯定對齊白石的藝術品格的認定來說極其重要。齊白石在回憶中這樣寫道：“樊樊山是看得起我的詩的，我把詩稿請他評閱，他作了一篇序文給我，……樊山這樣的恭維我，我真是受寵若驚。他并勸我把詩稿付印。”
　　我們上面說過，齊白石曾拜在王湘綺門下是1899年的事，得樊樊山潤格的事是1902年的事。到了1921年，齊白石在北京落戶后，在陳師曾的啟發下齊白石在畫風上開始學習吳昌碩，并取得了一定成績。這時候齊白石需要的是得到社會的認可，而最好的認可就是得到吳昌碩的肯定。在齊白石交往的人中有個第一屆國會議員胡鄂公的，胡鄂公很賞識齊白石的畫，齊白石便托請胡鄂公求吳昌碩給自己寫一個潤格。此時的齊白石尚未大紅大紫。是年上半年，得到了吳昌碩的潤格。我們看潤格有關內容：
　　“齊山人瀕生為湘綺高弟子，吟詩多峭拔語。其書畫墨韻孤秀磊落，兼善篆刻，得秦漢遺意。囊經樊山評定，而求者踵相接。更覺手揮不暇。為特重訂如左。：”我們可以看到，在這短短的前言中特別提到了王湘綺和樊樊山。我們不能單純認為吳昌碩是幫助齊白石提高身價才提到王湘綺和樊樊山的。我們可以看到的是，當胡鄂公將齊白石的情況告知，或曰當吳昌碩從齊白石提供的材料中得知齊白石是王湘綺和樊樊山推崇的人后的心理狀態?？梢赃@么說，正因為齊白石拜了名師王湘綺，繼而又得到樊樊山的潤格，在兩位一流聲譽光環照耀下，才為他得到吳昌碩的認同提供了可能。這應該是接近事實的。當然，我們也不能輕視胡鄂公的作用。
　　以上行文我們談的是齊白石在沒有變法之前在交際上得到的友朋相助，當然，我們粗線條的主要講的是在這段時間里幾個朋友對他在事業上的幫助。其它方面我們沒有涉及，因此難免掛一漏萬。但卻無妨我們了解中期時期齊白石的幸福感。
　　齊白石沒在北京定居前有過“五出五歸”，那是發生在1902——1909年。就在1900年，五出五歸前不久，齊白石經過多年賣畫，尤其是在1900年他在湘潭為一位鹽商畫了一幅大青綠“南岳圖”，他不但得到了不菲的價格而且名聲大噪。為此齊白石典住了梅公祠堂的房屋，并在此蓋了借山吟館，種了芭蕉，在祠堂外水堂內種了蓮花。此后一年多在這里讀書學詩，作了幾百首詩。此時他的幸福感當是很強的了。
　　齊白石第一次出，是到西安應夏午詒之約，夏午詒是在陜西任上;第二次是應老師王湘綺之約同游南昌;第三次是應翰林出身現行廣西提學使汪頌年之約游桂林，實際還去了廣州、欽州，為欽州、廉州兵備道郭葆生當代筆畫家。第三次歸來后梅公祠房屋典期將滿，于是他在“余霞峰山腳下、茶恩寺茹家沖地方，買了一所破舊房屋和二十畝水田。”之后將房屋翻蓋，取名“寄萍堂”，堂內造一室名八硯樓。此時又添了個孫子，可謂人才興旺，“我的心境，確比前幾年舒展得多了”。第四次依然是來到欽州，同時去了越南;第五次是應在廣東提學使衙門任職的羅醒吾之約到了廣州，刻字外尚借買畫名義為同盟會傳遞過材料。
　　“五出”基本都是應人之約，且都受到朋友的照應。當然齊白石的眼界和藝術能力在此過程中也得到了提升。歸來后“天天讀些古文詩詞，想從根基方面，用點苦功。有時和舊日詩友，分韻斗詩，刻燭聯吟，……還把游歷得來的山水畫稿，重畫了一遍，編成借山圖卷……。余暇時候，在山坳屋角之間和房外菜圃的四邊，種了各種果樹，又在附近池塘之內養了些魚蝦。當我植樹蒔花挑菜掘筍和養魚之時，兒孫輩都隨我一起操作，倒也心曠神怡。”朋友們都說，齊白石出游回來后“畫的境界比以前拓展多了。”我們從這些材料中可以體會到無論出游期間還是回來之后這段日子，大概近十年間，齊白石的生活和藝術都是循序漸進的，他的心理狀態可以說是幸福感挺不錯的。他這時期的作品個人的風格在逐漸形成，尤其是山水、人物作品及篆刻、詩，個人特色已經基本建立了。
　　在齊白石五出五歸后的1910年到1917這幾年中，他的足跡基本在湘潭一代，最多去過長沙。1910年，齊白石舊時的朋友黎薇蓀在長沙任湖南高等學堂(岳麓書院內)監督，張仲颺任教務長，所以齊白石來到這里“同薇蓀、仲颺、和胡石庵、王仲言、胡仙甫等，游山吟詩，有時又刻印作畫，非常歡暢。”再有，幾年前齊白石曾給作過閩浙總督和兩廣總督的譚鐘麟的兒子刻過印，結果其子聽了人言說不好，磨去另刻了，現在懂了，便請齊白石去補刻;再有，王湘綺請齊白石刻了幾方印章。于是長沙城頓時哄傳起來，求齊白石刻印的人接連不斷?？梢姰敃r齊白石的大名已經不小了。轉過年來，1911年清明前后王湘綺來信云：“借瞿協(瞿子玖當過清廷協辦大學士、軍機大臣)揆樓，約文人二三同集，請翩然一到。”王湘綺當時是借用瞿子玖家的超覽樓，招集友人飲宴、看櫻花、海棠。齊白石被邀參加了這次活動。
　　我們可以看到齊白石到了五十一歲，在當地已經有了一定知名度。他的內心已經感到了滿足。當時他也沒有更高的志向，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希望終老家鄉，不再作遠游之想”，為此他對自己的住處進行了布置：“鑿竹成筧，引導山泉從后院進來，客到燒茶，不必往外挑水，很為方便。寄萍堂內的一切陳設，連我作畫刻印的幾案，都由我自出新裁，加工制成。一大半還是我自己動手做的，我奔波了半輩子，總算有了一個比較安逸的容身之所了。”當時齊白石孫子已經七歲了，在那個年代，他不折不扣的就是個老人了，他的這些想法非常實際，平安的、在自己經營的安樂窩中不貧不富的度過晚年，他認為應當并不是夢想。所以面對自己經營的生活狀況，他的內心充滿了滿足。
　　以上我們分析了齊白石中期的交友狀態，齊白石以自己的老成持重和才氣得到了眾朋友老師的關愛。安于平淡沒有奢求，自重重友，他始終秉持著憑一雙手吃飯的原則，他的內心不激不厲，充滿滿足感，可以說幸福感是很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