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良知的藝術家與理論家感嘆美術創(chuàng)作與美術史領域里的問題，感嘆當下急功近利狀況嚴重與尚無一套“適合中國問題與美朮經(jīng)驗的闡述理論和闡述當下美術現(xiàn)象的理論話語體系”，潘公凱從理論的角度試圖解釋這種狀況并提出一些建議恢復學術研究與繪畫創(chuàng)作的嚴肅性，并力圖在此基礎上恢復或重新建立所謂公正性的“權威機構”或由國家專門住資的“權威”學術雜志等，并強調(diào)“社會應采取措施促進學者，美術史論家們自覺保持社會的公正立頃，體現(xiàn)學術的理性尊嚴，這樣的社會才是健康的。”在我看來，在當下中國的文化藝術環(huán)境里，作為身居要職，又頗具影響的專家學者，能發(fā)出這樣的聲音，是希望，是一種理想境界，是呼喚畫家、學者和與此相關能影響學術機構領導者良知的正能量的吶喊，但正如前好些年也類似有曾“官、名兩旺”的人呼吁在中國書畫領域恢復學風正氣，倡導“正本清源”以恢復他所認為的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繼承中國畫傳統(tǒng)是一樣的：那只是愿望，或者說是身兼官職的畫家、學者必須要做的思考，也或者是身在其位的政績觀使然，其實意義是不大的。

　　為什么呢？近十來年的中國美術創(chuàng)作與美術理論領域，出現(xiàn)的問題遠遠比上述理論家和藝術家所感覺到的要復雜得多，而且，美術領域里的問題是近十來年中國社會的文化、藝術、教育、經(jīng)濟以及由此觸及人的心靈滋生出的價值觀、道德觀和名利思想在轉(zhuǎn)型過渡時期動蕩發(fā)展階段最真實的反映。至于這種反映在中國畫創(chuàng)作與學術研究的狀況，筆者十年前曾從花鳥畫的角度發(fā)表文章“當代花鳥畫藝術問題談”觸及較深，反響強烈，然而，終究還只是得到一個“敢從學術角度上堅持原則并不畏壓制敢說真話的教授”的評價而已，并且在一定程度引起很多圈內(nèi)外“有權有勢”既得利益者們的反感甚制被“穿小鞋”與“落單”，坦率地講，于筆者個人而言，由于創(chuàng)作觀、學術觀與價值觀是建立在追求純粹而嚴肅并能體現(xiàn)學者教授尊嚴之基礎上，并認同與理解藩公凱及其有良知學人們的擔憂與呼吁的“正能量”，于己“一笑了之”，但是，我想強調(diào)的是：縱橫觀察比較，無論是中國歷朝歷代還是其他發(fā)達國家現(xiàn)在的繪畫創(chuàng)作與學術研究，要真正做到廣義上的嚴肅與公正，無論你是否動用國家的力量，都只是較理想化的愿望。因為追求藝術真理并有獨立見解的理論家與追求個性化的創(chuàng)作表現(xiàn)方式手法并有獨立審美取向與審美價值體現(xiàn)的永遠是少數(shù)人的事情。

　　深究可知，伴隨著中國社會計劃經(jīng)濟向商品經(jīng)濟的轉(zhuǎn)型，約十年前漸成氣候的商品經(jīng)濟與藝術品投資的融洽，畫廊、藝術機構以及各種層次收藏群體與個體的出現(xiàn)，出現(xiàn)了“職業(yè)畫家”與“繪畫經(jīng)濟人”，拍賣公司及其評估體系和此起彼伏的拍賣會，隨時都在翻倍增長的“落錘定音”拍賣單價與簽約畫家價值不菲的收入，無時無刻、多多少少地影響并逐漸顛覆著美術學院里的院長和教授，美術研究機構里的院長、所長或研究員的價值觀念，使那些原本還較有堅持學術公正信念的評論家和較為純粹追求學術和力圖完善豐富繪畫要素、并且藝術個性突顯的畫家們在他們習以為常的沉潛探究狀態(tài)里感到了困惑。比如那個時期，在學術研究和山水畫方面全國突出、藝術個性明顯，且擔任全國畫界較高學術機構領導的某著名畫家，在北京的王府山莊寓所畫室內(nèi)，與我學術交談至次日晨曦漸至，除學術研究與繪畫形式內(nèi)容探討外，也言及我們做學術探究的專家，不如不學無術或?qū)哟巍⒓寄艿土拥谏鐣虾苣?ldquo;混”的人，當年某王姓業(yè)余畫竹者，因機緣至有與黨和國家重要領導人接觸的機會，熟悉后某領導人在其畫上題“高風亮節(jié)”4字，爾后這幅作在香港被某企業(yè)界人士1千2百萬港帀收藏，于是王姓畫家名利雙收，洋洋得意，一時招搖過市，甚是氣盛也！當時令人不解的是，都什么時代了，為什么封建社會時期某人偶遇皇帝得寵的景致在20世紀末期還會重演？為什么那些藝術水平一般甚至很差的人只要攀傍權貴或注重專營，其生存境遇甚至其所謂的學術待遇較潛心研究的專家學者要優(yōu)待得多？想想看即便是專家也有這樣的惶惑，對于大眾或當時大眾的后人(或許己是現(xiàn)在正當年的畫家和理論研究者)的價值觀判斷，會產(chǎn)生什么樣的影響。

　　其實，學術與市場的結合之所以早在其他發(fā)達國家發(fā)展有序，世人能夠以平常心視之，正是因為其經(jīng)濟發(fā)達和社會文明程度和普遍高度，要比中國進入得早，起點也較高，因而各方面的社會文朋秩序也井井有條，這是發(fā)展途中的中國當下時期達不到和尚待加強努力學習和改善的地方。在一定的程度上講，是尚待時日和非常困難的。眼下，期望國家出招或采取手段來思考和管理文化藝術方面的學術與市場的規(guī)范問題，顯然是不可能的事情，因為我們現(xiàn)階段的主要任務仍然是經(jīng)濟發(fā)展或經(jīng)濟發(fā)展途中轉(zhuǎn)型所出現(xiàn)的種種問題，因為不解決好這樣的問題，中國的社會生產(chǎn)力和十多億中國人的生活水平就會下降，甚至還要波及依賴中國經(jīng)濟發(fā)展的其他國人。如果是這樣，文化藝術更談不上發(fā)展和繁榮，我們還在這里空談學術的尊嚴與公正便會顯得毫無價值。所以，在當下中國特定的時期、特殊的文化語境里，在還沒有相對真正的穩(wěn)定的學術評定機制和機構(但是，即便是在歐美等發(fā)達地區(qū)，這種機制與機構往往也是由既是學術權威，又自覺地維護自已學術尊嚴的學者們自發(fā)形成的)，討論學者的尊嚴與學術問題，完全只能依照學者和畫家自已建立起來的學術觀、價值觀去進行，并且只能是在寬松的狀態(tài)中憑借人們的判斷和學者、畫家自己對自已人格理想品質(zhì)和對學術尊嚴理解的程度去衡量。在當下中國的美術界和學術界，你說有沒有權威呢？似乎有，似乎又沒有。這要看你從哪個角度去認知和理解，在普通大眾和一般美術工作者、愛好者和眾多畫家看來，中國的文化部、中國文聯(lián)、中國美協(xié)和省市美協(xié)應當是官方的權威機構，；中國的美術學院以及帶“國”字頭的藝術機構里專家多所以是權威機構，在里面工作的人官大的最權威，就象一個普通病人去看醫(yī)生，某某科的主仼被認定是最權威，教授次之，副教授再次之，所以掛號費價格不一樣。曾一度(甚至現(xiàn)在還在延續(xù))收藏界里用這樣的理解去收藏繪畫作品，主席的平方尺價格大于副主席，副主席的平方尺價格大于常務理事，常務理事的平方尺價格又大于理事，理事的平方尺價格大于會員……教授>副教授>講師……研究員>副研究員……你說有權威嗎？有！但是從專家學者和具有相當學術水準的繪畫名家眼里看，卻是另外一回事，這一點大家都很明白，心照不宣。但大多數(shù)情況下，具有學術高水平的專家教授對這種狀況采取的態(tài)度要么是不屑一顧和冷眼旁觀：“看你幾爺子在臺上如何表演”。因為在中國，官的位置和榮譽及其利益很吸引人，但真具水平和能力的人當不了官，誰都知道這是體制的問題，誰都知道要當上那官暗地里會發(fā)生和會干什么事情，但那都是有學術與人格尊嚴專家學者不愿意為的事情，也有真正具有水平的畫家、學者潛心探索與研究不愿做官也是事實。所以，有不有權威？從這個角度看：沒有，即便是有，也鮮能服人。

　　我們再來談談那些所謂的“權威”機構。首先要強調(diào)指出的是，權威機構里的確有些具有學術水準的名人，但他是否談得上有學術尊嚴就不一定了。因為像帶國字頭的學術機構與團體最大的“頭”不是由專家學者認定或選舉的，是由政府指派的，副職一大堆但都是有所謂“人脈”或這樣“圈”那樣“伙”的關系，即便能進去當成員，大多也因為某種利益關系，拼命擠進去的動機就是希望這機構那團體的光環(huán)能夠關照他或給他那一般水平的作品渡上一層權威般的光輝……舉個例子：前天我與油畫家高小華、龐茂琨、批評家王林等人在《“素問”創(chuàng)意素描作品巡回展之重慶站》開幕式后討論問題時，高小華先生談及一事頗與我現(xiàn)在討論的話題有關。馮遠打電話要高小華參加第二次“重大題材”創(chuàng)作，因全國很多畫家不主動參與，高小華給馮遠提了三點建議，馮遠認為很好予以采納。哪三點呢？1、讓自認為代表國家最高美術水平的國家畫院畫家參與，因為國家現(xiàn)在需要他們；2、讓近十年經(jīng)常參加“重大題材”的畫家參與；3、留約三分之一的席位全國“海選”。最后“重大題材”創(chuàng)作任務完成，高小華以其扎實的繪畫功底和學養(yǎng)出色地完成了重大題材命題中最抽象和最難以繪畫形式表現(xiàn)的“周易”作品，且不論。我們注意一下，高小華特別反復幾次強調(diào)了“自認為代表國家美術水平的國家畫院畫家”中的“自認為”三字的語氣，帶有明顯的調(diào)侃意味。看看吧，這就是大眾認知的“權威機構”和國字頭畫家在真正的專家學者眼里地位。從學者或畫家的學術水準與人格尊嚴的角度思考，真正的學術權威，只要真有學術水準和維護學術純粹公正的人格尊嚴，而且能夠堅守“過普通人的日子，做有價值的事情”的真實的“權威”生活，無論他在什么位置，其專業(yè)水準和學術的權威性是能夠得到廣泛認知的。

　　不可否認，那些國字頭的所謂權威機構和其成員，美朮學院及其擁有的報刋雜志、媒體資源、學報有權威性的使用權、傳播權和引領性，擁有的信息量，其出版發(fā)表的文章和作品一般來講水平也不低，但并不意味著他們具有權威性。再權威的機構和學者、畫家都是人，而且只有是具有高尚文化藝術精神境界和高專業(yè)水準和職業(yè)操守的人才配稱權威，美術領域里的權威不是也絕對不可能是“領導”，也不一定是“職稱”，更不可能有“權威機構”的一錘定音，這是由藝術領域里美術學科的特性所決定的，任何裝腔作勢的機構或欺世盜名的所謂權威其暫時張狂表向后的虛脫后遺癥暴露只是遲早問題。潘公凱介紹歐美史論界狀況時說：“在歐美健康的學術環(huán)境下，美術史論研究基礎上能保持非商業(yè)盈利的純碎環(huán)境，歐美的美術史論家都有一個學術小圈子，每個人都遵守行內(nèi)不成文的規(guī)則，不會輕易為經(jīng)濟利益改變自已的學術觀點，或說一些言不由衷的贊許、吹捧”。
　　當下中國的學術環(huán)境不健康、甚至畸形的原因很多，其最主要的原因有兩方面，一是所謂國字頭機構或央部直管的學術單位過份集權，有政策體制和一定的經(jīng)濟保障為支撐點,旗號響亮待遇優(yōu)厚又占有籠斷傳媒出版、帶政府意志的學術活動策劃與組織權利和資源，且主要集中在北京。無形中便滋生了這些單位的優(yōu)越感，這種優(yōu)越感再加上部門優(yōu)勢，便形成了這些部門領導“自認為”其單位其個人地位擁有學術的最高權力、是某某學科的學術掌門人。要知道在當今中國這樣的機構或單位里當上了掌門人，收的是大名大利，由于手持“權威機構”和“權威”領導的“尚方寶劍”，他們甚至還用以“收人”。此話窄一聽有些恐怖，細細想來的確如此：怎么“收人”呢？中國畫領域，從來就沒有將“禮品畫”或言客廳畫與展覽館作品分開認知，深入人心的名人字畫的概念里便有：只要是名人，不一定要有多高深的學術的含義在里面，我們常常聽說的各行各業(yè)里有名的人(哪怕尖叫有名，喂豬有名)，只要他們能寫能畫，所留下的筆墨都可以叫名人字畫。更不要說政府官員間互弄風雅，舞文弄墨者不在少數(shù)。再想想，國禮、省禮以及追求高端生活品質(zhì)的各界人士需要的禮，只要是繪畫，那肯定是找國字頭“權威機構”里最“權威”的頭兒用意準備。而且，在這樣的禮尚往來中，與各種高官富翁交往頻繁，友情遞增(盡管多數(shù)高官、富翁根本不懂繪畫水平的高低)，諸多事情也受到相互照應與庇護。所以，有搞頭！有奔頭！何樂而不為。甚至，在這樣的風尚影響之下，全國有很多畫家、學者經(jīng)不住誘惑，耐不住寂寞，更受不了冷漠，分別利用多種人脈關系、采取多種手段建立起關系，關系到位手段合適便被收編。本來還能保持一點學風正氣的自尊與人格，本來還有一那么點的藝術個性追求，逐漸在拜門的規(guī)矩中遺失得干干凈凈，心甘情愿地當配角。李小山感嘆陳平的一幫學生對其老師毫無節(jié)制的吹捧和賈又福的弟子們對老師的頂禮膜拜，一針見血言道要不是老師想做掌門人，便是其弟子們以造神的方式和手段為自己謀福利。這位在上個世紀80年代就撰文討伐當時中國畫“窮途末路”而引起強烈反應的學人，再看再評當代中國畫時感嘆：幾十年過去了，如今連當時批評的對象如劉海粟、李可染“這等人物”也很難尋，并驚呼：中國畫怎么就成了江湖？！

　　是不是與當今中國文化藝術語境下的學術混亂有關系呢？是不是中國畫體系里諸如上述，那些自認為代表國家最高學術權威機構和集“各層次學術權威與領導”的體系和想法與行為是否過于囿于封閉自戀與盲目自大呢？其實當今中國文化藝術各行各業(yè)的作品，正如學人韓東所言：“中國沒有高端作品，因為不能全神貫注。”因為在以獲得生活福利為大多數(shù)奮斗目為追求的人看來，所謂書畫，也只是一種手段，這種手段和書畫水平高低和是否具有學術研究能力無關，誰占有權力和地位就是老大，就能名利雙收，跟隨這樣的人也能沾光獲利，何樂而不為？想想看，受這樣的文化藝術價值取舍觀念影響，舉國上下，又有多少畫家與學者能夠全神貫注呢？又有幾個畫家具有真本事在自己的作品里從精神層面上展現(xiàn)對現(xiàn)有秩序的挑戰(zhàn)與反抗、爆發(fā)出個性突出，不同一般的藝術創(chuàng)造性呢？又有幾個理論家或史論家能夠在落漠與孤寂中撰寫出體現(xiàn)學術公平的文章或評論呢？誠然，那些被簇擁立為掌門人的畫家或理論家，在專業(yè)領域和學術領域里也有那么一些過人之處，也有德高望重的專家，他們也想做名副其實的權威。但如上所述在當下中國的社會現(xiàn)實和學術氛圍中，學術的發(fā)展與權威的認定恐怕并不像一般人理解的那么簡單。
　　談學木公平正義，肯定離不開學者個體人生價值觀里有無奉獻精神和高深藝術思想境界，并在其基礎上堅持不破不立，繼承創(chuàng)新，通過長時期研究探索尋找到的創(chuàng)造性力量，還能夠?qū)⒆约旱乃囆g表現(xiàn)融入時代審美需要的潮流之中，讓時間，讓觀眾，讓社會各界從方方面面去觀察、去認識、去評判和認定其學術水平跟藝德人品。只有這樣德藝雙馨的畫家與學者才配談學術公平，才可以視為是“權威”，盡管這樣的“權威”是個體的，是分散的并且十分具有個性特征的，是分散的，其多數(shù)是不戴官帽子的，是圈內(nèi)外眾多觀眾與讀者自覺認定的，但恰恰“公平”的涵義往往只有在這樣的層面上才能得到最真實的闡述，從這個意義上講，學術公平不是空中樓閣，而是觀者讀者通過評判識別而享有的權利和自覺維護學術公平的正義的必然體現(xiàn)。就象當下中國社會財富分配不均所引發(fā)的社會諸多負面現(xiàn)象那樣，學術界的資源分配不均，學術上不負責仼的打胡亂說必定會引發(fā)出美術領域思想界更大的混亂與動蕩，如果說想要做到學術公平，首先要重新審視實現(xiàn)這種公平的機制，或者說對現(xiàn)有機制進行必要的改革，其核心的問題便是如何處理龐大而雜亂“權威機構”及其演生的“權威”的權力和權力的關系，當然這是雙向的，一面是限制、規(guī)范和約束，另一面是維護和保障大眾評判學術及其權威的權利。自20世紀80年代中國社會方方面面的改革開放以來，歷經(jīng)30來年，改革與發(fā)展關鍵詞越來越聚交在公平正義，政府上層也越來越意識到在當前世風下，在社會的方方面面和各領域?qū)崿F(xiàn)公平正義的價值與作用，也積極采取手段和措施，我們殷切期待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