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達，《穿天鵝絨裙子的自畫像》，1926年作

    弗里達·卡洛（Frida Kahlo）1907-1954
    弗里達1907年出生于墨西哥城，被公認為20世紀墨西哥先鋒藝術及現代女性藝術家代表。她曾經聲稱自己的出生年份是1910，為了呼應1910年開始的墨西哥革命，可見她的特立獨行以及對祖國墨西哥的深厚感情。她的作品被墨西哥人看作是墨西哥文化的代表；被女性主義者當作是對女性生命體驗的獨特表達；同時，她還因為充滿心理張力的自畫像被超現實主義藝術家擁簇。1938年，法國詩人、超現實主義創始人安德烈·布勒東（André Breton）曾說她的作品是“纏繞在炸彈上的緞帶”。然而，弗里達一直拒絕被歸類為“超現實主義畫家”，她曾說，“我從不畫夢境，我畫的都是我自己的現實。”
    弗里達的一生非常坎坷，她從小飽受病痛折磨，18歲時更是因為一場嚴重的車禍差點喪命，此后短暫的一生則是在病痛中度過。她一生中經過多達三十多次的手術，最終右腿膝蓋以下還是必須截肢。弗里達曾和著名的墨西哥藝術家迭戈?里維拉（Diego Rivera）有過一段不穩定的婚姻，在情感糾葛中遭受了心靈的重創，并在1954年47歲時早逝。
    正在羅馬意大利總統府斯庫德列展廳(Scuderie del Quirinale)舉辦的弗里達·卡洛大型回顧展涵蓋了弗里達的160幅油畫和繪畫作品，其中共有超過40幅精彩的肖像畫和自畫像，匯聚了來自墨西哥、歐洲和美國重要公共及私人收藏的作品。策展人Helga Prignitz-Poda是一名藝術史學者，同時還是墨西哥藝術方面的獨立策展人，此前曾參與主編過多部有關弗里達的著作。
    整個展覽分為兩部分，分別在意大利總統府斯庫德列展廳和熱那亞總督府(Palazzo Ducale di Genova)舉行。前者著重于對弗里達個人和其時代藝術運動之間的聯系，例如墨西哥先鋒藝術運動Stridentism和超現實主義，而熱那亞總督府的展覽則更關注弗里達充滿痛苦的私人生活，更是為觀眾揭開了她和丈夫迭戈·里維拉的情感故事。
    此次展覽的重點作品則是弗里達創作于1940年的著名《戴荊棘項鏈和蜂鳥的自畫像》（Self-portrait with Thorn Necklace and Hummingbird），這幅畫也是第一次在意大利展出。同時還有作于1926年的《穿天鵝絨裙子的自畫像》（Self-portrait Wearing a Velvet Dress），這幅畫是弗里達19歲時為情人阿爾杰德羅·戈麥斯·亞歷克斯（Alejandro Gòmez Arias）所作，畫中修長的脖子體現了帕爾米賈尼諾（Parmigianino）和莫迪利亞尼（Modigliani）的美學思想。
    展覽以一系列素描及速寫結束，包括1932年亨利·福特醫院的速寫（Henry Ford Hospital），1950年起弗里達在石膏胸衣上的繪畫，還有她病重時期的一些作品。展覽還呈現了一系列精彩的照片，尤其是尼古拉斯·莫瑞（Nickolas Muray）1939年在紐約拍的《白椅子上的弗里達》（Frida on White Bench），這張照片后來成為《Vogue雜志》最著名的封面照片之一。
    此次展覽中，藝術家1946年至1954年間的日記呈現了藝術家對其最后歲月的真實記錄。其中，弗里達曾寫道，“我快樂地期盼著離去，希望再也不用回來”“雙腳，我怎會需要它們，當我有翅膀可以飛翔”——可能支持了她最終自殺而死的揣測。弗里達的作品常常是個人精神世界和心理狀態的體現。從小經歷的病痛和長年臥于病榻上的孤獨也影響了她的藝術風格，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何她的自畫像如此之多，而且多數飽含一種禁錮之下的痛苦和煎熬。這些自畫像中經常赤裸裸地露出身體上的傷口或是精神創傷的象征性符號。她曾這樣解釋道：“我畫我自己是因為我一般都是一個人，我自己是我最了解的人。”
    然而，弗里達的畫作不僅僅反映了她自己的生活，同時充滿了歷史性和當代精神。她的作品能夠讓我們看出當時對墨西哥產生影響的許多重要文化運動，比如超現實主義和魔幻現實主義。因此，本次展覽還選擇了一些與弗里達的作品相關的同時代藝術家的作品，比如說她的丈夫迭戈·里維拉作于1943年著名的《娜塔莎·戈爾曼的畫像》（Portrait of Natasha Gelman）和他1930年畫的弗里達的裸體畫像。因為不羈的性格，弗里達對墨西哥的本土歷史、民俗傳統和身份認同進行了重新評估，從而發展出一種前所未有的藝術表達方式，其中融合了她的自我表達和墨西哥文化中的語言、想象、色彩及符號。此次展覽的主題就是展現弗里達通過不同時期的藝術語匯發展出的自我描繪，以及它們在傳遞圖像、心理和文化意義上的重要性。
    可以說，此次展覽為觀眾提供了一次全面了解藝術家生平和創作理念的機會，展覽通過19部影像放映、9場學者講座、4次專家導覽不遺余力地嘗試捕捉這位藝術家革命性的靈魂與筆下生動而復雜的個人、國家、以及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