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很多過來人都有過跑腿送資料的經驗。過去信息不發達，資料傳送大都是依靠人工完成，要么是擠公交車，要么是騎自行車……總之，送資料是很件費勁的事情，不僅花費時間，也消耗體力?，F在好了，互聯網解決了這一切，足不出戶，人們便可以將各種資料相互傳遞，既節約了時間，也省略了見面時的繁節縟禮。從這個意義上說，科學技術的發展，的確是解放了人類，至少是帶來了信息往來的諸多便捷。

   不過，今天的便捷歸今天的便捷，對于我，還是很有些留戀過去送資料的情形。也許是那種上門的方式，能夠增加人與人之間的親切感吧。有時候，我甚至覺得送資料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過這種迎來送往，人與人之間加深了印象，有了彼此的了解。說起來，我跟美術批評界的一些前輩相識相知，起先就是通過這樣一種送資料的方式。這種零距離接觸，使我超越了文本，而對具體的人有了具體的感知。那還是在我從事藝術創作的時候，為了推廣自己的作品，我經常會托朋友介紹一些業內較為重要的批評家。像栗憲庭、易英、尹吉男等等，就都是通過朋友引薦，我以送資料的方式登門造訪，相繼得以認識的。盡管這種認識并沒有讓我直接受益，但通過跟他們的交往，尤其是他們接人待物給我留下的印象，卻使我對批評家這個群體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似乎也由此構成了我后來從藝術創作轉入藝術批評的契機。

   我現在還記得我與栗憲庭的初次見面，在北京后海北官房胡同28號栗憲庭的舊宅，藝術家徐一暉帶我去的，名義上就是送自己作品的照片資料。那時候，我跟徐一暉等人正在合作一起搞“艷俗藝術”，為了爭取到更多批評家的支持，我們四處尋覓知音。我記得我們還給陳孝信、顧承峰、高嶺、冷林等批評家們分別郵寄過作品資料，但大都石沉大海，沒能引起他們足夠的注意。只有栗憲庭和鄒躍進對我們的探索表現出了較為濃厚的興趣，尤其是栗憲庭，得知我們一幫年輕人正在藝術上鉆研新名堂，便約我們將作品資料匯總以后送給他。于是，我就這樣跟著徐一暉、拐彎抹角地走進了栗憲庭家的客廳。

   栗憲庭溫良敦厚，為人和善，恪守“高標處世，低調做人”的原則，對慕名而來者，無論生和熟，都從不擺架子。我跟著徐一暉初次進入他的客廳，他便讓出沙發給我們，自己則搬了個小馬扎，隔桌與我們對坐。因其個子不高，馬扎又低，坐在我們對面，栗憲庭比我們整整矮了好幾頭。這就是當年在美術界叱咤風云的人物，簡直不可想象。不過，雖然栗憲庭人在低矮處，但底氣很足，給人一種不失厚重的感覺。也許這就是人物的分量吧，越是低調，越是深不可測。

   通過那次送資料謀面之后，我和栗憲庭便熟悉了起來。后來，栗憲庭果然介入了“艷俗藝術”，成了我們的理論推手。那一時期，我和栗憲庭來往比較頻繁，經常會在一起探討藝術與人生問題。在我的印象中，栗憲庭是一位很好的聽眾，他不僅善于聆聽別人的意見，也似乎很能揣摩別人的心思。這使得栗憲庭總是能夠抓住問題的核心，要么不言，一言便成九鼎。

   我還記得1994年底，藝術家邱志杰曾以一篇涉及觀念藝術的文章震動了中國當代美術界，因為文章抽離了現實的指涉，將一些語言學的概念引入美術理論的范疇，讓人覺得新穎前衛的同時又有些晦澀不明。栗憲庭也同樣感到幾許迷惑，但他沒有對此沉默，更沒有選擇回避，而是主動請邱志杰到家里敘話，虛心聽齲。當時我和徐一暉等幾個朋友均都在場，目睹了栗憲庭的謙卑?？鬃诱f過“不恥下問”，但是真正能夠在日常生活中做到虛懷若谷的又有幾人？栗憲庭確實是我見過的少有的不矜不伐之人。我想，他之所以能夠在中國美術界遂成大氣，大概與他的城府是有著直接關系吧。

   所謂“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栗憲庭以“重要的不是藝術”立足藝壇，為世所稱道，其背后貫穿的似乎正是那些看穿了人生與世故的底蘊。

   易英是中央美術學院的著名教授，多年來一直主掌著《世界美術》雜志，翻譯過許多重要的西方現代藝術文獻。過去我們對易英的好感，主要是因為他介紹過西方的波普藝術，而“艷俗藝術”作為中國的一種流行文化樣式，與波普藝術有著異曲同工之妙。所以，在“艷俗藝術”的起事之初，我們便把易英視為了志趣相投的同道。不過，因為易英深入簡出，長期宅居在學院里，與我們這些漂泊在外的浪蕩子隔著厚厚的圍墻，不太好接近。所以，起先我們并沒有冒然去找他尋求支持。

   我與易英謀面，是拐了個彎，利用的是同鄉關系。易英和我都是湖南人，并且他在“文革”下放插隊期間曾在我們那個市里的一個農場呆過，可以說，與我有著共同的生活經驗。正是基于此，我對認識易英一直是心生迫切。事有湊巧，在一次同鄉安排的聚會上，我與易英不期而遇。當得知我正在嘗試一種新的藝術樣式之后，易英很感興趣，并約我另找時間聊聊，看看作品資料。這樣就有了我送資料到王府井老美院易英的舊居，有了接觸他的機會。易英那時候住的房子并不大，但還是騰出了一間小屋做書房，里邊有一面墻都是書架，上頭擺滿各色各樣的書籍。那時候的易英就開始用電腦寫作了，而我尚不清楚電腦這玩意兒怎么開和關。所以，易英留給我的印象是頗為超前的，與他的《世界美術》主編身份基本相附，均代表了與世界接軌的文化前沿。

   初次登門拜訪易英，我便領略了他的風彩。易英是個非常健談的人，說話很有條理，也不失風趣，能夠充分掌握談話的藝術，控制聊天的節奏。我還記得他當時給我講了許多我并不知曉的新鮮事，讓我獲益匪淺，他甚至還饒有興致地向我抖露了一個“網絡小說”的新概念，這在今天已經是陳詞濫調了，但在那時候卻還是個極其生疏的詞匯，讓人耳目一新……
   其實，我跟易英的交往并不多，因為身份的差異，身處環境的不同，勉強湊合在一起，總是難以為繼。所以，幾次禮節性的拜訪之后，我于易英處便幾乎再也沒有走動。不過，易英倒很實在，我們認識沒多久，他便主動為我的藝術創作寫了一篇評論文章。易英的身價我知道，約稿無數，能夠放下手中要緊的文章，百忙之中想起我這個小老鄉，并主動為我撰文，表明了易英是一個重情重義的人。不過，他的文章我從來沒有用過，不是因為別的，而是文章雖好，卻似乎與我并無多大關系。

   易英在理論上提倡藝術的現實針對性，但骨子里卻是個形式主義者。他傳播波普藝術，與其說是出于自己的興趣，不如說是源自對藝術史發展的理性認知。其實，易英內心推崇的還是文化精英與形式批評，這從他早年翻譯《帕諾夫斯基與美術史基礎》一書可以大致看出輪廓。帕諾夫斯基專注于視覺符號的分析，發展出圖像學理論，對后來的美術史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易英過著深居簡出的書齋生活，卻能夠對外面發生的美術思潮與藝術運動不斷作出回應，依據的可能正是帕諾夫斯基的圖像學研究方法。

   回到易英為我撰寫的那篇評論，文字是用電腦打印的，盡管沒有任何收藏價值，但我至今仍還壓在箱底。它是一段我從事藝術創作的回憶，也可以視為我與易英交往的一段歷史憑證。

   在眾多美術批評家當中，只有尹吉男不是我主動聯系的，而是他先約的我。那是在我們搞的“艷俗藝術”為世人所知以后，有一天，尹吉男的同事鄒躍進告訴我，說尹吉男想要“艷俗藝術”的一些資料，叫我務必備好找個時間送給他。那時候，尹吉男的影響力早就跨出了美術界，他不僅為著名的人文雜志《讀書》撰寫藝術專欄，同時還擔任大型人文期刊《東方》的藝術欄目主持。能夠被這樣一位掌握話語權的知識精英所欣賞，跑點路送資料又算得了什么！我欣然答應，并趕緊整理好“艷俗藝術”的全套資料，約定時間以后便連忙從北京西頭的圓明園騎車向東邊趕去……

   那時候，中央美術學院已經由原來的校尉胡同搬到了現在的望京地區，一部分青年教師也陸續遷徙到了南湖渠的臨時宿舍。尹吉男名氣雖大，但仍屬青年之例。所以，他也被安排在了南湖渠，成了南湖渠中央美院青年教師樓里的一位老資格。

我還記得尹吉男那時候是住二樓，鄒躍進告訴我他家在右邊。于是，我照鄒躍進的囑咐，爬上二樓，以尹吉男“獨自叩門”的方式敲響了右邊的房門。“進----”，里面傳出話來。原來門沒上鎖，我輕輕一推，便開了；屋里沒人，三面全是落地的書架，上面橫的豎的，規規矩矩，整整齊齊，摞滿了各色書籍。我愣了半晌，這是人家嗎？怎么像個圖書館，只有書，卻不見生活器皿？而人呢？開始的聲音又是從哪里發出來的？

   大約隔了二三分鐘，突然，我才聽到頭頂之上有人說話：“坐吧！”我急忙扭頭朝上看去，原來尹吉男正端坐在門口的一個梯子上，整理他家書架頂層的書籍。他叫我坐，可是哪里有凳子呀？我仍然站在原地發愣，尹吉男也依舊懸在高處不動。空氣頓時灼熱起來，我感到極為不適，只好主動攀話以緩解緊張氣氛。我告訴他是來送資的，“哦----”， 尹吉男在高處應了一聲，然后又是沉默無語……

   我從未遇到過這樣的窘境，簡直手足無措，不知道如何是好。那段時間到底僵持了多久？我已經想不起來了?，F在我只記得回過神來的那一刻，當我放下手中的資料，說了聲還有事先走一步，匆匆忙忙逃離尹吉男的寓所之后，真是如釋重負，有了一種從舊社會到新社會的解放之感。我還記得，直到我出門，尹吉男始終沒有走下梯子。他似乎很是迷戀著高處，誓以浩瀚的書海為家，讓我不得不刮目相待，想起了不食人間煙火，想起了高處不勝寒。真不知道尹吉男將自己獨鎖于高處，是如何抵御嚴寒，又是如何以書代食的？

   時間過得飛快，一晃而過。當我今天回想過去，想起尹吉男高踞在云梯上的那一幕時，一個引亢高歌的理想主義時代，似乎就在那里定格成型，繼而被今天的網絡世界所覆蓋，漸漸地成為了再也回不去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