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克爾·蘇立文（MichaelSullivan，1916—2013）是英國藝術史家，畢生主要從事中國藝術史特別是中國現代藝術史教學和研究，被稱為“中國藝術的知己”，或者更確切說是“中國藝術的西方知音”。

    蘇立文有三部重要的代表性著作：《東西方藝術的交會》《20世紀中國藝術與藝術家》《中國藝術史》。這些著作曾經由牛津大學出版社或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多次修訂再版，已成為英國高等院校的中國藝術史入門教材或西方學者研究中國現代藝術的必讀參考書。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陸續出版了蘇立文著作中文版，由北京世紀文景文化傳播有限責任公司出品。我認為，最值得我們關注的是蘇立文比較研究的國際視野、實證主義的科學方法和超越偏見的文化態度。

    所謂“比較研究”主要是指“跨文化比較”，20世紀以來廣泛應用于西方的文化人類學、社會學、歷史學和文學、藝術等學科研究。蘇立文的著作都具有比較研究的國際視野，開拓了東西方比較藝術研究的領域。在他的《東西方藝術的交會》中，從比較研究的國際視野出發，重點對近現代西方藝術與中國藝術、日本藝術進行比較研究。他試圖總結東西方藝術的相互影響，并探討造成這種影響和交流的原因。例如，他比較中國與日本接受西方藝術影響的不同態度，將其歸因于中日兩國不同的文化傳統。在他的《20世紀中國藝術與藝術家》中，仍然把西方的沖擊與中國的反應納入比較研究的國際視野，尤其是對中國藝術接受西方寫實主義和現代藝術影響的分析。他說明：“本書的主題是有關在西方文化和藝術的影響之下，中國藝術在20世紀的新生。兩種偉大傳統的相遇，已經為中國藝術帶來了難以估量的震動。”甚至在他的《中國藝術史》中，也經常比較研究中國藝術與印度、日本及西方藝術的類似與差異，在比較中凸顯中國藝術的特色。

    蘇立文身為哈佛大學博士，熟悉西方的哲學、社會學、心理學理論，卻自稱：“我沒有理論。”他深信，在人文學科中而不是在自然科學中，“理論，遠離揭示真相，甚至可能是發現真相的障礙。它們無法被檢驗。”蘇立文的著作基本上采用了實證主義的科學方法，擺脫先驗的或形而上學的理論思辨或假設的固定模式，重視搜集經驗材料，通過觀察、調查、訪問、文獻梳理等方法獲取經驗證據，對事實加以分類、比較和歸納，以求得客觀的認識和科學的結論。我們從蘇立文的《20世紀中國藝術與藝術家》的撰寫過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實證主義的科學方法。1942年，蘇立文在成都華西協和大學博物館工作期間，就開始接觸中國藝術，后來經他的中國妻子吳環介紹，結識了龐薰琹、丘堤、吳作人、丁聰、劉開渠、關山月等藝術家，到1946年回國時搜集了大量關于中國現代藝術的資料。此后，純粹出于研究的目的，他不斷收藏中國現代藝術品，多達400余件，包括齊白石、黃賓虹、林風眠等名家之作。從1972年起到21世紀初，他又與吳環多次到中國旅游，與眾多中國藝術家密切交往，掌握了更多關于中國現代藝術的圖像和文獻資料。因此，他撰寫的《20世紀中國藝術與藝術家》，是根據自己幾十年來對中國現代藝術的經驗和觀察，歸納出相對客觀的判斷。也因此，他的藝術史敘事像史話一樣，人物鮮活，細節生動，繪聲繪色，引人入勝，毫無枯燥乏味之感。

    狄德羅和列寧都說過：“偏見比無知離真理更遠。”我們要尋求真理就必須克服偏見。可是，要完全克服民族的偏見、文化的偏見、意識形態的偏見和個人好惡的偏見，幾乎不太可能，所以我們只能迫近真理，而不能窮盡真理。蘇立文說：“我是以西方人的眼光來看中國藝術”，難免產生誤解。不過，對中國文化藝術強烈的求知欲和理解的渴望，以及比較研究的國際視野和實證主義的科學方法，都促使他采取了超越偏見的文化態度。他寫作《中國藝術史》，編年體例恪守中國傳統的王朝序列，是為了更好地“把握中國人自身對于中國歷史的感覺”。在該書中他承認：“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在發掘、保護、研究和展示其文化遺產方面，做得比過去更多。”盡管他對“文革”時期破壞文物的現象深感痛心。1959年，他出版《20世紀中國的藝術》時，“多年形成的西方偏見依然非常活躍”，西方同行們批評他“為一個不值得嚴肅對待的課題浪費時間”。直到20世紀70年代，西方學術界才把中國現代藝術列為嚴肅對待的研究課題。蘇立文的《20世紀中國藝術與藝術家》，努力保持實證主義的價值中立，盡量避免意識形態的偏見。他對中國傳統繪畫、藝術革命、魯迅扶植的木刻運動等，均給以比較客觀的評述；對中國臺灣的現代藝術、移居海外的藝術家的成就，也給以適當篇幅的介紹。曾引起中國學術界和新聞界關注的焦點之一，是蘇立文對徐悲鴻的評價低于林風眠、劉海粟，說徐的繪畫作品“止于合格”。蘇立文的個人愛好確實更加傾向現代主義，不太喜歡寫實主義，但通觀他對徐悲鴻的總體評價：“他是一個有原則的人，一個理想主義者和一個浪漫主義者，在藝術技巧和目的的嚴肅性方面，為學生們樹立了崇高的典范。”“他真誠地相信他的學生所需要的不是根基膚淺的現代派，而是西方技巧的堅實基礎。他貢獻了值得贊揚的東西，或許這就足夠了。”這種態度比較公允。

    2013年8月，97歲高齡的蘇立文在他逝世前夕最后一次訪問中國期間，應邀到上海書展“文景藝文季”現場與中國讀者對話。他語重心長地告誡我們：商業化因素對中國當代藝術造成了負面影響。這表明蘇立文作為中國藝術的西方知音，也是我們中國藝術家直言敢諫的諍友，令人肅然起敬，難以忘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