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8藝術區
　　中國當代藝術的三十年，藝術家的身份經歷了從極其窘困的“文化盲流”到風光無限的思想精英，再到如今資本時代藝術產業鏈上的第一生產者的轉變，而伴隨著他們命運的藝術區和藝術群落同樣經歷了三十年的角色轉換；798作為典型的藝術聚集區的品牌效應所帶來的商業利益不斷膨脹，由此形成的紛爭和矛盾不斷，首先是07年798藝術區物業向798創始人之一黃銳發出驅逐令；之前798內的3818庫多家畫廊集體抗議租金上漲事件并搬離；今年11月，798藝術區的另一位創始人徐勇遭遇租金大幅上漲而被封門驅逐；同樣在今年10月作為上海田子坊藝術區的創始人之一爾冬強因無法承受租金之重被迫離開呆了12年的田子坊，而更多藝術區在當下節點中同樣都面臨著未知的未來。
　　回溯原生態的藝術群落
　　回溯上世紀90年代初的圓明園，誕生了中國最早的畫家村，栗憲庭回憶90年代的藝術村形成時介紹：“90年代初，中國的流浪藝術家，在北京西郊的圓明園成幫結伙地居住下來，被稱為圓明園畫家村。90年代中期，圓明園畫家村人滿為患，熱鬧非凡，同時也屢遭警察的驅趕和抓捕。所以另一撥藝術家，自1993年的下半年，在北京東邊的長城飯店后面聚集起來，長城飯店是北京最早的國際五星級酒店之一，在離這個豪華酒店東面的一公里處，就是沒有開發的農村，那里有成片成片的破房子，新聚集起來的藝術家就租住在這些破爛房子里，這里和圓明園，一東一西，所以這里的藝術家喜歡把這里叫做‘東村’，再者也和紐約的東村有一比，至少在藝術的圈子里，這里也是前衛藝術的發生地。”
　　從藝術家身份轉向批評家身份的楊衛經歷了從圓明園到宋莊的變化，他在接受**藝術網采訪時談到以前的藝術區和如今的藝術區的性質已經發生了太大的變化：“像圓明園、東村都是藝術家自發形成的，這種自發源于他們都是社會邊緣的人，在當時藝術家是非常邊緣的，甚至是等同于流浪漢差不多，完全進入不了主流社會，那個時候我們平常說是自我邊緣、自我流放，我們是不愿意茍同當時大一統的社會，我們尋找自己的一種生活方式，尋找自己的一種人生態度，那個時候就構成了那個時候的藝術家，尤其是職業藝術家構成了對整個時代的張力，他是一種沖突型的，他選擇獨立必須要跳出當時的社會，游離于當時的制度。”
　　圓明園畫家村催生了方立鈞“光頭”和岳敏君“大笑”的雛形，成為玩世現實主義的發祥地，越來越多的流浪畫家紛至沓來，在90年代初期社會背景下關于前衛藝術的消息散播很快，于是圓明園逐漸成為一個熱血青年聚集地，也成為前衛的文化象征；據當時在圓明園的藝術家介紹，1995年時村子里藝術家數量已經達到了三四百人，雖然沒有人統計過具體的數字，但是當時村子里每家村民都有藝術家房客，甚至有的房東干脆自己搬走，將房子全部租給藝術家，圓明園被藝術家們打造成了一個自由與藝術的圣地。
　　而東村則是行為藝術家的聚集區，1995年來自北京“東村”的自由藝術家們包括蒼鑫、馬六明、張洹、左小祖咒、朱冥等11人聯袂創作了《為無名山增高一米》，不僅成為了中國當代行為藝術的經典之作，在中國攝影史上更留有濃重的一筆。1993年的另一個事件讓東村名聲大噪，那就是英國知名當代藝術小組吉爾伯特與喬治在北京的個展之后參觀圓明園和東村，栗憲庭回憶當時馬六明現場做了即興的行為表演《與吉爾伯特和喬治對話》，使吉爾伯特和喬治以及在場的東村藝術家為之感動，也為此后東村的行為藝術強調“身體表現力”的語言方式開了先河。
　　但在90年代初中國剛剛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這樣的自由和熱鬧處處充滿了危機，湖南美術出版社副社長鄒建平形容當時的圓明園藝術家們：“一群落魄的藝術家，窮的叮當響，聚在一起有聚眾鬧事之嫌，藝術家們存在方式是半地下活動。在郊區，披頭士和禿頭，搖滾樂和裸體，著實讓郊區的鄉鄰感到忐忑不安。”于是1995年，藝術家們開始被驅逐出畫家村，圓明園就這樣消失在它的鼎盛時期，還有藝術家至今還保留了警察驅逐藝術家的影像片段。
　　當然東村最終也與圓明園一起不復存在，這就是最初的中國當代藝術家聚集區的歷史，自發形成然后消失，與商業社會距離很遠。2009年，由海淀官方發起的“圓明園畫家村藝術展”試圖為已經逝去的中國最早藝術區“正名”，這讓一路走來的藝術家們感慨萬千，從上世紀90年代初的圓明園自發形成，到1995年畫家們被迫解散流落到宋莊，當文化藝術也成為“座上賓”時，海淀政府又頻頻向藝術家拋出橄欖枝，只是十五年后遲來的展覽已經挽回不了藝術家們的青睞，“當代藝術東南飛”的狀態已成定局，藝術區從自發形成到人為打造，商業在此成為了操盤手。

    草場地藝術區
　　當下被商業同化的命運
　　或許今天的藝術區已經不再像早期藝術群落一樣由于意識形態的原因被取締，但卻只有兩條路可走，能夠推動商業發展的，被商業同化；不能帶來商業利益的，只有消失。藝術區在未來，只有這樣被瓜分的命運。
　　就目前的藝術區而言，楊衛認為產生問題的原因有兩個：“最主要的就是有很多人為的因素加入進來，比如有好多藝術區都是打造出來的；第二，藝術區已經不是從社會中游走出來，而是跟社會保持某種合作或者是默契、融洽的關系，藝術區現在都是被打造出來的。”
　　正是由于圓明園和東村的消失，才造就了今天的宋莊，很多藝術家在這里發跡，也有很多藝術家在這里落魄，宋莊在度過了近十年的風光之后，如今的身份有點尷尬。2009年，已隱居多年的栗憲庭親自出馬擔任宋莊藝術節的總召集人，以“群落！群落！”為主題召集了國內外十四個藝術區會師宋莊，他希望看到藝術家群落從早期的流浪狀態轉向落地生根，這似乎是這位中國當代藝術推手的烏托邦式的夢想和美好希冀；只是看似已經扎根于社會中的藝術區和藝術群落，在資本時代之下遇到商業和經濟利益之時依然顯得動蕩飄搖。
　　藝術的名義讓宋莊開始變得不同，地價上漲、不少知名藝術家的離去以及村民與藝術家之間的官司等各種問題不斷，尤其是藝術區體制復雜化，藝術家與村民之間、藝術家與藝術家之間收入差異帶來的貧富差異，基礎設施與保障的不完全等問題突出，從宋莊的目前來看官方介入讓宋莊已經從一個原生態的藝術區慢慢變味了。
　　當原本不屬于藝術區的運作模式帶給藝術區不同的味道之后，最早來宋莊的人都會有一種抵觸心理，對于宋莊的感情也就逐漸的淡去，當越來越多的藝術家離開之后，或許宋莊在藝術上的影響力和就會縮水，盡管此處可能在商業體系上已經被炒熱，但多年以后或許就跟藝術絕緣了，而多年來形成的品牌效應也會隨著藝術家的離去而慢慢減弱，最終走向衰敗。
    在經歷了最初幾屆宋莊藝術節的組織和策劃之后，楊衛沒有再接手宋莊藝術節的操辦，這或許因為宋莊作為藝術區的角色也越來越復雜。他談到宋莊的未來時說：“宋莊的方向不樂觀，任何以藝術的名義，以官方來打造，用藝術的名義來打造的藝術社區，我想沒有一個會有前景，我肯定不會樂觀地看這個東西，因為它終究會轉向、會變向。”
　　藝術只不過是一個噱頭而已，也只是一個名義，毫無疑問，當外在原因加入之后肯定會通過藝術聚集人氣，然后會轉向其他，例如轉向產業或者轉向別的領域，“它會變得越來越傾向于商業化，不光是中國的問題，全世界都是這個問題，過去紐約的東村，蘇荷區也都是面臨這樣的問題，結局是一樣的，大勢所趨，沒有辦法，因為商業是這樣的。”的確如此，藝術區在西方的命運早已成為定局，最初由志同道合的藝術家們選擇便宜的區域或廠房聚集，當藝術的光環帶來更多人的注目之后，房價上漲、商業介入，藝術家們開始搬離藝術區，尋找更加偏僻更加遠的區域重新開辟一片熱土。
　　這也正是798和上海莫干山藝術區兩年來矛盾不斷發生的根本原因，近來關于798未來走向的討論也愈演愈烈，顧振清向**藝術網介紹他的觀點：“798肯定會成為藝術和商業、時尚、國家文化陣地多重身份復合的一個藝術區，這是肯定會往這方面發展，而不會成為自由的藝術區，藝術家必須再去發現他的新的空間。”
　　在顧振清看來798從2001年以來一步步發展成為一種文化創意產業的載體，中國藝術區的發展方興未艾，肯定會慢慢地形成各種個性，特別是跟一個地區和城市的文化品牌會有連接，而不只是房產商圈地的工具，所以798的變化具有標志意義，可能個體藝術家和藝術獨立精神的一種不斷的流失，但是對社會的輻射和基本的一種功能還是會保持的，因為畢竟很多在中國社會所缺失的藝術教育和藝術轉換的工作一直需要去彌補，798承擔這樣的角色。這個主要是我們的教育太扭曲了，才把藝術區推到了風口浪尖上，這是一個結果。

    宋莊藝術區
　　徘徊在未知的路上
　　很多藝術區并非像798與宋莊那樣幸運受到政府和商業的垂青，大部分是藝術家群體自發形成的創作基地，這類藝術區則是最容易遭遇厄運的地方，曾經活躍著不少藝術家的東營藝術區、正陽藝術區就早已在三年前被拆，成為開發商的建設用地，而如今的草場地、酒廠、北皋等藝術區的命運依然未知。
　　北京五元橋外的草場村，在經歷了拆遷與否的傳言之后，雖然依然沒有定論，但也開始高調走向“文化產業”路線。這個離798只有兩公里遠的藝術區，從2007年部分畫廊入駐至今，已經有幾十家藝術機構的進駐，一邊是面臨拆遷風波的村子，由于藝術區的品牌效應帶來地價的上漲和知名度的提高。一邊是因藝術而名聲騷動國際的藝術區，由于村落的存在讓藝術區的生活更方便。
　　而慢慢地，草場地也在進行著微妙的變化，草場地藝術區并不像798一樣是由廠房建筑發展而來，而是依據草場地一個北京郊區的普通村落而建，它在逐漸名聲躁動起來之后，這里已經不再是原來的村落。這里不同于798那樣逐漸成為大眾關注的藝術區，草場地比798更神秘，參觀展覽的人們也更加小眾，大部分都是畫廊都很低調的經營，觀眾也大部分是畫廊約來的朋友和客戶，所以這里的人流量比798少很多，但氣氛不減，很多觀眾都喜歡草場地畫廊展覽的純粹性和實驗性。
　　顧振清作為草場地藝術區荔空間的負責人談到草場地的發展時說：“草場地的發展還是有一個疑問，就是拆遷的疑問，雖然草場地成了50家國際、國內畫廊集中的藝術區，也是專業藝術人員和專業國際人士經常光顧的一個藝術區，但是草場地在朝陽區的規劃里頭是一個拆遷之地，所以草場地藝術區的繁榮和發展的前景受限于政府這樣的一個規劃。”
　　他認為798拆遷的可能性是沒有了，只是一種改變和調整的可能性，但是草場地仍然有一個劍在大家的頭上，在幾年以后可能會產生一些效應，但是無論拆遷與否草場地藝術區的精神是很重要的，他說：“草場地的精神，追求社會批判、文化反省、思想自由和精神獨立的一種精神會留下來，在中國各個藝術區發展下去。”
　　后記：
　　如果說二十年前圓明園和東村的消失是由于社會意識形態的無奈，那二十年后藝術區的消失卻是由于經濟利益的驅使，就如上述所說藝術區的命運：“能夠推動商業發展的，被商業同化；不能帶來商業利益的，只有消失。”
　　當藝術家與藝術區不被接受的時候，藝術家們掙扎著呼吁藝術是被邊緣化的，當藝術開始逐漸被接受又面臨著新的問題，就如商業社會逐漸接受了早期藝術家們所說的游離，而這個時候使得游離實際上又面臨新的課題，而究其原因則是藝術雖然經歷了三十年的發展，但依然未能在社會中站穩腳跟，從而藝術區的命運也無定數，就如栗憲庭提出“群落！群落！”的藝術節主題所希望的，藝術家如何能夠在某些地方真正扎根下去，把他的能量和創造力才能等都釋放出來，或許才能解決問題。
　　楊衛在采訪中也談到：“這是未來的一個課題，而且最關鍵的一點就是要減少社會的動蕩，如果能使人的這種流動性在一個良性的范圍去運轉，社會還是像水一樣，它能活，而不是被動的，本來水是活的，你建一個什么東西堵住，慢慢水會漲起來，漫起來，社會的留存度都會有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