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自從弗洛伊德以來，人們在精神領域中所遇到的一切不可言說的困惑，其解決辦法隨著精神病院的設立從神界逐漸降臨人間。這也使藝術家們具備了從繪畫中挖掘潛意識、直覺、性本能、妄想等等的依托，更使得野獸派、表現主義、超現實主義等現代繪畫流派得以蓬勃發展。

《割耳后的自畫像》，梵·高，1889年，布面油畫， 51×45cm，私人收藏

《星夜》，梵·高，1889年，布面油畫，74×92cm， 現藏于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

《自畫像》，梵·高，1889年，布面油畫，66×54cm，現藏于法國巴黎奧賽博物館

　　現代繪畫天馬行空的表達方式并不是人人都能輕易看懂和接受。而被稱為“現存社會秩序的陌路人，宣泄原始沖動的自虐者，精神人格扭曲的偏執狂”的梵·高，似乎更易被中國人理解和欣賞。這與中國 “瘋癲癡狂”的藝術傳統有關，比如明代書畫家徐渭，這樣的狂放不羈似乎才是真正的藝術創作狀態。
　　梵·高：用色彩宣泄苦難生命里的激情
　　1890年7月末，荷蘭畫家文森特·梵·高放棄了精神病院的治療，在法國巴黎近郊的奧維爾小鎮對自己扣動了扳機，時年37歲。在他生命的最后數年中，梵·高飽受精神疾患的困擾，他打傷了朋友，割掉了自己的耳朵，狂躁混亂的幻聽、幻覺一直如影隨形。在文森特短短的10年藝術生涯里，他日以繼夜地進行寫生創作，畫了800多幅油畫和幾乎數量相當的素描。梵·高最令人膜拜的藝術成就———色彩，卻是在他生命的最后4年中才明亮起來。如《向日葵》《星夜》這樣的名作，色彩強烈絢爛、激情洋溢，正是創作于這急劇燃燒生命的最后時刻。
　　在此之前，西方藝術史上從未有人像梵·高這樣歇斯底里地坦露過自我。西方古典繪畫自早期文藝復興以來，逐漸形成了高度發達的視覺再現體系，在平面的墻壁、木板、畫布、紙等材料上，藝術家能夠把立體的自然造物表現得栩栩如生，完美地蠱惑人們的眼睛。但藝術的內容卻始終無法離開為教會、貴族等贊助人服務的范疇，待藝術沙龍、展覽市場興起后，又難以忽視審查制度、商業經濟的約束，藝術家的自我被壓抑得十分渺小。巴洛克時代的倫勃朗曾用自畫像含蓄地表露過自我，卻不似梵·高般瘋狂徹底；貝爾尼尼的傳奇雕塑《圣·特雷莎的沉迷》也曾用堅硬的大理石展示過修女特雷莎在幻覺中的愛欲與癡狂，然而這種神秘卻歸屬上帝。直到梵·高橫空出世，觀者直面的是各種形態的線性筆觸扭曲糾結，是非自然的主觀色彩夸張濃烈，是藝術家充滿個性的主觀情志在熱烈迸發！
　　中國藝術傳統追崇“瘋癲癡狂”
　　一般人似乎已經習慣于現代繪畫作品的“看不懂”，甚而謂之“瞠目結舌”。相較嚴謹而敏感的保羅·塞尚，多變而理智的巴勃羅·畢加索，中國人似乎更容易欣賞接受梵·高的作品。這恐怕與中國的藝術傳統有關，“瘋癲癡狂”的狀態本身就是中國藝術創作中一種源遠流長的追求。在中國傳統思想中，即使是儒家，對狂人隱者也保持著尊重。而道家思想則更為推崇這種狂放不羈，并視之為真正的藝術創作狀態。
　　以“瘋癲癡狂”之號而聞名的中國藝術家可謂絡繹不絕。唐代草書之圣張旭常醉后縱筆，號呼狂走，“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云煙”；北宋書法名家米芾，因酷愛奇石，拜石頭為兄，舉止癲狂，人稱“米癲”；南宋宮廷畫家梁楷，參禪飲酒，放浪形骸，擅長寫意畫，筆墨粗率，簡單傳神，謂其自號“梁風(瘋)子”；元代山水畫家黃公望，晚年浪跡江湖，癡迷山川美景，“皮袋中置描筆在內，或于好景處，見樹有怪異，便當模寫記之”，人云“黃大癡”……如此種種，不勝枚舉。

《墨葡萄圖》，徐渭，明，紙本墨筆， 64×116cm，現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

　　徐渭：用水墨恣意抒放個性
　　明代出現了一位精神狀態與梵·高頗為神似的書畫家徐渭。徐渭是明嘉靖、萬歷間人，出身官宦之家，年少時即負才名，然而生為庶子，幼年喪父，婚姻入贅，屢試不第，少年喪妻，一路行來，坎坷不斷。后徐渭投入胡宗憲門下為幕僚，40歲方中舉，但因嚴嵩倒臺，胡宗憲在獄中自殺，其幕僚門人被追索。徐渭一度為之發狂，可能出現比較嚴重的幻聽狀態，屢次自刺其耳，還曾椎擊頭顱、腎臟，但多次自殺未死。更因精神問題變得疑神疑鬼，以為繼妻不忠而以鈍器擊殺，因此入獄7年，逢新帝萬歷登基大赦方得出獄。徐渭一生的命運坎坷與精神偏執與梵·高異曲同工，但在中國繪畫的傳統語境中，藝術家抒發個性的武器往往不是色彩，而是水墨。墨是中國創造的最獨特的黑色，由植物焚燒過后的黑色微塵膠合而成，水化之后可干枯，可濕潤，可焦黑，可濃厚，可清淡，可變幻出樸素卻包含無數可能的明暗色階。徐渭的大寫意花鳥，筆意縱橫涂抹，墨氣酣暢淋漓，不拘一格，充滿強烈的藝術個性，與激情狂放的梵·高色彩相隔三百年時空，中西交相輝映。類似藝術的魅力，往往在當時孤獨寂寞知音少，但卻將歷經時間的沉淀，超越時代而被后人真正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