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江南 藝術之鄉

　　北京誠軒2014年春季拍賣會油畫雕塑專場將于5月16日在北京昆侖飯店舉行。

　　“我和誰都不爭，和誰爭我都不屑。我愛大自然，其次就是藝術。我雙手烤著生命之火取暖，只要火苗還在，自有春暉滿懷。”這首由楊絳所譯，英國詩人蘭德作的《生與死》，是蘇天賜晚年最愛背誦的一首詩，他甚至親自動手改寫了最后兩句。這首詩很好地契合了畫家當時的心境，也包蘊著他對人生的感悟。他確乎是自然的迷戀者和記錄者：“我是屬于上一代的，只能做以前藝術家所做的事：贊美上帝所創造的大自然。我從小愛看樹發芽、草發綠，感到大自然的一切都充滿了生命力，它使我忘掉了一切人間的煩惱。現在，我更是越來越感到未被破壞的大自然的可愛了，離開了大自然，無論怎樣現代，世界都是可憐的。”

　　他將藝術經驗的根據地，建基于廣義的“江南”山水間，其中最重要的是：陽江、富春江、西湖以及太湖。陽江是他童年和少年記憶中的美好故鄉，西湖是學藝生涯的起步之地，富春江見證了他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后藝術感覺的恢復，而太湖則是長期滋養性靈的所在，是他口中的“第二故鄉”。

　　晚期風景 爐火純青

　　他也是藝術的信徒和力行者。在杭州國立藝專“調合中西藝術，創造時代藝術”主張的影響下，他自覺地踏著恩師林風眠所開創的道路，一生致力于將西畫形式與中國傳統寫意精神相融和，從而創造出自己所追求的“東方的意趣與西方的實感”及“西方的繽紛和東方的空靈”共冶一爐的詩意意境。自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的巴黎之行以后，他的畫風更為自由凝練，畫中意象的主觀性更為強烈，尤其是在最擅長的風景題材作品中，真正達到了“物色雖繁而析辭尚簡”的爐火純青之境。

　　他的風景畫又以表現春季和秋季的畫最為杰出，《春風》(1993年)及《秋詩初雨》(1996年)正是畫家晚期風景創作中的典型。畫面中能看到他常用的獨特的灰藍調子，豐富而微妙，又具有象征意味。房屋、山巒的虛化處理，樹枝那律動的線條，“大面積低純度的色彩上對比高純度的小色塊，猶如鑲嵌的寶石”，這些形式語匯無不體現出蘇天賜成熟的個人風格：游走于具象與抽象邊緣，既不失客觀真實，又呈現主觀的詩化印象。

　　《春風》色韻 線隨意動

　　《春風》(拍品編號865)突出近景的樹，其枝干的畫法正如吳冠中所說“蘇天賜先生的油畫就是講究筆墨的。”這來自于畫家對線條的深入研究：“除了在油畫寫生中嘗試以外，我還用毛筆勾勒臨摹波提切利和拉斐爾的作品，我研究其作品中處理形體邊緣和內部結構的方法，以線條的輕重、徐疾的互相轉換來表達形體和空間，頗有心得。”深刻的體認加上多年的實踐，使他能夠游刃有余地駕馭線條元素，即使“顏料的黏稠度高，使得其順暢行筆用線并非易事”，他照樣“一波一折皆得自如，時而流轉飄逸，時而古拙蒼勁，依照抒情寫景的需要，隨形變幻，得心應手。”而畫面的色彩明亮澄澈，一切都顯得新鮮、美好，季節更替中蘊藏的生機，令人欣悅。遠天筆觸的刷抹痕跡，充滿流動感，與傾斜的樹冠相呼應，勾畫出春風的來去。畫面一角的小樹欹側角度特大，似乎是被風吹動，又像是要擠進畫面里來，增添了一絲擬人化的趣味。其構思恰是清人劉熙載在《藝概》里，“山水精神寫不出，以煙霞寫之;春之精神寫不出，以草樹寫之”一語的印證。

　　《秋詩初雨》 天光水影

　　《秋詩初雨》(拍品編號864)在構圖上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林風眠的某些作品，但其表現手法又純然是蘇天賜風格的。畫面中的物象更為朦朧抽象，幾乎沒有線條，只有色彩的塊面與交融，色調亦較《春風》深沉，著力于霧靄中的空間營造與空間中漫射的光，其效果確實像是一首“天光與水光的協奏”，煙雨迷漫，莫測高遠，而透露的意緒則更具哲理性，似乎在幽微地沉思中指向了對生命和宇宙的關照。他深刻地認識到東西方藝術的取徑差異：“西方重‘物’……東方一向重‘意’，意在于對自然萬物的感悟與神交，在于境界的高遠，所以安然于在平面上的馳騁，讓筆姿縱橫，追逐那個無垠廣闊的意中世界。”

　　守望東西 出入古今

　　評論界給蘇天賜的創作冠以“意象油畫”之名，認為他大膽移用傳統圖式與筆法，溝通了傳統的寫意山水精神，為油畫民族化之路作出了有益探索。在仔細品味這兩幅作品后，有必要指出的是，蘇天賜溝通與融匯的努力沒有以犧牲“油畫味”為代價，其對于傳統的接受主要是精神層面的。

　　作為油畫家，他清楚地意識到：“色彩是油畫的魅力所在，也是我們傳統的薄弱環節，色彩不只關系到視覺，還關系到心理、生理諸多因素，其疆域深如淵海，如要在油畫領域馳騁，對此要下大工夫。”他也不贊成學生用油畫顏料模仿中國畫的用線方法，他認為油畫的線只是對色塊形體的一種韻律強化，除了樹枝這種自然界存在的形態濃縮物，其余的邊線都是要符合形體相依的空間原則。

　　這些認識使得他的作品始終是自然的、活潑的，絕不是生硬嫁接而成的僵死之物。而相比于迷人的畫幅，畫家守望東西出入古今的自覺更值得我們重視。或許，只有達到那樣的理論高度，才能獲得如此的洞察：“當我們從東方眺望這些西方藝術的高峰時，覺得遙不可及，經過細細尋找，始辨認出來都是人類的延伸。它們所達到的高度都是有跡可尋的，無論東方、西方都是一樣。它們相距，其實并不遙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