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白石于民國6年(1917年)從湖南湘潭漂泊至北京，后來他結識了陳師曾，改進畫法以適應民眾對繪畫的偏好，聲譽日隆。圖為齊白石《畢桌盜酒》立軸，20世紀40年代末作，96×35厘米，2013年保利春拍成交價920萬元

　　民國北京政府官員大多附庸風雅，他們不僅追捧古代書畫，當代書畫家的作品也被納入其購求之列。當時有個叫徐燕孫的畫家，其作品受到市場青睞并成為政要競相購買的對象。圖為徐燕孫(1899～1961年)《梧桐侍女》鏡心，119×44厘米

　　北京，一座具有悠久歷史文化的古都，千百年來一直是北方乃至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清朝覆亡后，大批的達官顯貴、文人墨客以及鬻畫為生的畫家聚居于此，形成濃厚的藝術氛圍。同時，皇室貴族的古玩書畫大量流出，

　　加上眾多的古玩店鋪，交易活動十分活躍，由此造就了藝術品市場的高度繁榮。

　　市場的供給群體

　　民國初年，北京參與書畫市場的群體眾多，舊皇室貴族、遺老遺少、社會名流、政府官員和傳統收藏家，無不涉足其中。而作為藝術品市場流通首要鏈條的供給者，主要還是以北京地區的書畫家為主，他們是市場商品來源的主力。北京畫家群體有著自身的特質，其構成頗為復雜。京城作為明清帝都，存在有大量宮廷書畫家、謀職的傳統文人畫家以及民間的職業畫師等，他們創作的無數作品進入到市場流通，使得北京的書畫市場商品異常充足。

　　其時出身貴族的畫家，他們參與市場的目的和心態是不一樣的。如溥佐、溥雪齋、溥松窗、于非闇、余紹宋等人，他們作為滿清皇室貴族之后，均受過良好的傳統文化教育，書畫造詣相當深厚。到了民國初年，這些失去俸祿的貴胄子弟，有的不得不以鬻字賣畫為生。但他們本身具備有一定的物質和社會資源，雖然也賣畫，卻都能堅持個人的藝術主張，不為市場情形所左右。

　　還有些具有民國政府官員身份的畫家。代表性人物如金城、陳師曾、周肇祥和徐鼐霖等。這些人廣泛利用其自身所掌握的各種資源從事書畫活動，雖然也定制潤格，但卻不以盈利為其主要目的，書畫家的身份也只是他們所扮演的眾多社會角色之一。

　  當然，市場還是以職業書畫家為主。如俞陛云、齊白石、陳半丁、柳青、陳少梅等，他們處于民國書畫市場供給方的最底層，但本身藝術修養頗高，為了謀生，時常會根據大眾的喜好進行創作，以迎合市場的需求。

　　除了居住在北京的本地畫家之外，南方地區的畫家也紛紛涌入北京。民國17年(1928年) 秋，張大千由上海到北平，經陳三立介紹，認識了居住在原恭王府的溥心畬。從此張大千與溥心畬常在一起談書論畫，吟詩作賦，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他們的畫作也多次在北平的琉璃廠共同展出，銷路甚暢，因此有“南張北溥”的說法。同時，民國24年張大千在北平賣畫時，又結識了于非闇，于非常賞識張大千的畫作，在報紙上寫文章大加贊賞，在藝壇引起不小的轟動。此后張大千在北平多次舉辦畫展，獲得了極大成功。由此可以看出，張大千的成名與北平的畫家群體及繁盛的藝術市場是分不開的。

　　齊白石和黃賓虹兩人也曾于同時期寓居北平。齊白石于民國6年為避兵亂從湖南湘潭漂泊至北京。當時已是53歲的齊白石棲身古寺，在附近琉璃廠的南紙鋪刻印賣畫，以謀生路。在人生地不熟的他鄉，生活異常艱辛：“朝則握筆把刀，目不暇給，惟夜不安眠，百感交集，誰使垂暮之年，父母妻子別離，親戚朋友不得相見!”由于其學八大的冷逸風格不對市民口味，作品的銷路不好。后來他結識了陳師曾，陳建議齊應自創風格，改進畫法以適應民眾對繪畫的偏好。其后，陳還將齊的作品推向海外，從此齊白石聲譽日隆，求畫者不斷(圖1)。而黃賓虹定居北平，已經是民國26年，因受北平古物陳列所之聘鑒定書畫，隨后又應北平藝術專科學校之邀任國畫研究室教授、中國畫學研究會評議，于是便移居北平。抗日戰爭時期，北平淪陷后黃賓虹的生活陷入困境，經常三餐不濟。

　　畫家的作品除了以賣畫方式流入市場外，清宮書畫大量外流也是市場藏品的來源之一。當時在清宮中，上自皇帝下至太監，都把皇室收藏的古書畫當作發財之道，紛紛盜竊出賣，以致琉璃廠宮廷藏品交易異常繁忙。同時催生出造假的風氣，特別是在地安門一帶，形成了專門偽造宮廷書畫來賺取利潤的造假作坊聚集區，俗稱“后門造”。

　　這時期北平還有大批舊官員失去俸祿，成為遺老遺少。這些人以前大多都有著收藏古玩的嗜好，為了繼續維持奢侈的生活，便開始變賣家中世代所珍藏的古董字畫，成為市場的供給者。并且每一公卿去世，其家所出售者，必書籍字畫。“如怡親王載垣，自被爵后，其子售書畫三十年始盡”。這種現象在當時較為普遍，有些貴族顯宦之家已經坐吃山空，日趨潦倒。如恭親王之孫溥心畬無錢為母親辦喪事，被迫將家中祖傳的陸機《平復帖》賣給當時的著名收藏家張伯駒。

　  經營場所與交易方式

　　市場之所以繁榮，除了擁有一批畫家等藝術品生產群體之外，還應有作為中介機構的古玩商鋪及一些書畫商人。這時期的書畫交易方式多樣，主要有通過藝術品經營場所或中介人購畫、畫家制定潤例賣畫、直接向畫家定購、舉辦展覽售畫等。

　　當時北京經營書畫的古玩市場主要有琉璃廠、前門、大柵欄、隆福寺等。其中尤以琉璃廠最具特色。琉璃廠自清代興盛，民國時期已成為北京古玩交易的主要場所，北京的古玩店大都集中于此，如文祿堂、蜚英閣、松筠閣、保古齋等，它們各有特色。很多文人都到這里淘古董書畫，像魯迅就好幾次在其筆記中提到來此購買碑貼拓片和古舊書刊。孫殿起也經常光顧這里，并留下了《琉璃廠小記》等詳細記錄此地經營交易狀況的書。此外，還有一種是北京市場所獨有的中介機構——掛貨鋪，天橋掛貨鋪經常出佳品，索價較廠肆為廉，這也是掛貨鋪在京城長盛不衰的原因之一。

　　除專門的古玩市場外，這時期北京一直還存在著地攤式經營的舊貨市場，即所謂的“鬼市”。 事實上，這種集市早在唐代就已存在。唐鄭熊在《番禺雜記》中說：“海邊時有鬼市。半夜而合，雞鳴而散，人從之多得異物。”民國的北京“鬼市”主要集中在天橋、西小市、東小市、高粱橋、朝陽門外等，曾興盛一時。清末民初，一些皇室貴族的紈绔子弟常將家藏古玩珍寶偷出來此換錢，也有一些雞鳴狗盜之徒把竊來之物趁天黑在這里賣出。這里的古玩商販總是半夜時分打著燈籠趕來搶位設攤，很像鬼影隨行，于是就被人們稱為“鬼市”。由于鬼市經營的古董大都來路不正，因此價格十分低廉，是人們撿漏的好地方。但鬼市至1949年之后基本絕跡了。

　　市場書畫交易方式不一定僅限古玩市場等經營場所。這時期畫家選擇進入市場的途徑已是多種多樣，礙于面子，大多數畫家會選擇傳統的中介機構，如古董鋪、箋扇莊、南紙店、茶樓及裝裱店等代理懸掛筆單宣示潤例。書畫家掛筆單(潤例)多見于南紙店，紙店可從中收取一至二成酬金。另外，有的畫家把潤例直接張貼于其住所，亦或刊登于報刊雜志，這在當時已是十分普遍。潤例的多少是以書畫家的名氣、地位等因素決定的。

　　還有一部分書畫家是通過參與社團展覽這種新興中介進入書畫市場的。北京地區有中國畫學會、北京大學畫法研究會和湖社等社團組織。各社團定期或不定期舉辦各種美術展覽活動，一方面宣傳了社團的藝術主張，擴大社會影響力，壯大社團力量，另一方面，由畫會的成名者代訂潤格，通過畫會進行宣傳出售作品。如湖社第四次成績展，售畫所得款項近2800元;第六次成績展售畫所得款項千余元。還有的成員一次展覽就銷售達百余件：“本社干事金蔭湖，最近赴吳興原籍掃墓，便道滬濱，將所攜帶湖社同人畫件，于十二月二十九日起公開展覽，聞售出之畫，有百件之多。”另外還有天馬會歷屆展覽中，畫作都標有價格出售，并且規定所售畫作須繳納20%用于社團資金。

　　眾所周知，成熟的市場都會有相應的書畫經紀人出現，民國時期的北京也不例外，并且群體相當龐大。書畫經紀人又稱牙儈、牙郎、牙人、掮客等。牙儈早在唐宋時期就已出現。至明代時活躍有一大批牙人，如吳其貞、張黃美就是當時的典型人物。這些人奔走周旋于書畫作品的買賣雙方之間，牽線搭橋，評鑒真偽，協調價格，收受轉交潤金等，成為書畫家進入藝術市場銷售其畫作的又一條重要渠道。

　  購藏群體與書畫作偽

　　繁榮完善的書畫市場除了供給群體和中介外，收藏群體則是藝術品交易能否完成交易的關鍵，處于整個市場體系的終端。北京的購藏群體包括政府官員、王公大臣、社會名流、文人學士、市民商販以及外籍人士等。

　　民國北京濃郁的文化與政治氛圍，使得政府官員和文人學者在書畫市場中占有較大比重，這在其他城市較為少見。北京政府官員大多附庸風雅，他們不僅追捧古代書畫，當代書畫家的作品也被納入其購求之列。當時有個叫徐燕孫的畫家(圖2)，其作品已受到市場青睞并成為政要競相購買的對象。徐回憶起在中山公園舉辦畫展的情形：捧場者頗多，賣出各件，多大字標貼某局長定或某處長定。既然徐的畫作這么受歡迎，惹得眾人眼紅也在所難免，以致有許多人甚至包括徐的徒弟，偷偷地復制老師的作品和印章，暗中作偽賣畫。

　　其時還有個叫邱震生的人，是虹光閣古玩鋪的弟子，他經常跟文物收藏家打交道。據他觀察，店里主要的顧客有前清翰林莊蘊寬、袁勵準，北京政府官員汪大燮、易培基，鑒賞收藏家朱幼平、葉恭綽、張伯駒等。即便是在看似檔次不高的掛貨鋪，也時有軍政界人物及文人學者前去搜集購求。他們購買書畫、文房四寶和其他古玩。比如像盛宣懷這樣的官員就非常喜歡收藏，其藏品有一定的規模。

　　至于傳統收藏家群體，一般也以具備一定的文化修養的文人居多，如張伯駒、張允中等。當時北京書畫市場的繁榮，甚至吸引了一些外地收藏家專程前來購買，據報道：書畫藏家蔣毅生氏夫婦來平避暑，近來字畫購入甚多。上海大藏家龐萊臣，現已來平，收購舊畫之興甚豪，王亮之《吳仲圭漁夫圖》，已有龐萊臣君購去矣。

　　此外，普通市民也喜歡購買書畫，而且群體非常龐大。由于他們是社會中收入居中的階層，其購買書畫作品主要為裝點居室所用。他們思想開放，并擁有較穩定的收入，具備文化娛樂消遣的素質和資本，購買藝術品成為其提高生活品位的標識。

　　市場的高度繁盛，也催生了偽造古書畫的風氣。像上文提到造假作坊和從事贗品造假的書畫商人在北京不在少數。還有一些畫家亦紛紛通過摹古制假，以牟取暴利。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張大千的名聲還不如今天這樣高，他臨摹古畫卻能達到以假亂真的程度，就連精通鑒定的黃賓虹也曾被騙，拿著自己收藏的石濤真跡來換取。張大千同京城琉璃廠古玩字畫商趙盤甫、蕭靜亭、靳伯聲、周殿侯等人有交往，這些人給他銷售臨摹的古畫。當然，他的“假畫”由于水平高超，現在依然有很高的藝術價值。

　　當今，北京儼然已成為全國書畫藝術品市場的交易中心，其市場的冷暖已成為各地的風向標。但我們不應忘記民國的北京，那個大師輩出年代，他們為求生存而創作的作品已成經典，成為拍賣場上炙手可熱的爭奪對象。那些寶貴的市場經驗和完善的市場運行機制，給了我們很多的感悟和啟示。雖然那個時代已漸漸遠去，但所帶給我們那些色彩斑斕的記憶卻是永遠抹不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