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波
“十三峰草堂”,是伊秉綬題給桂巖的書齋號,題寫時間是1815年,也就是伊秉綬生命的最后兩年,在北京做河道通判的張賜寧(1743~1817后),字坤一,號桂巖,這時也寓居揚州,桂巖能詩,善畫山水,人物,花鳥,墨竹,且與當時揚州八怪之一的羅聘齊名,紀昀深契重之,可見桂巖在當時的社會影響。題寫書齋這種事,必先恭敬之,起碼要對題寫者某一方面折服之,才會發此愿(一般沒有人主動要給別人題寫的),何況桂巖年長伊秉綬十多歲,桂巖請伊秉綬來題寫書齋名號,這也映襯出在碑學中興的嘉道年間伊秉綬的學術地位。
桂巖祖籍河北滄州,做官應該不是他的本愿,起碼官場不是春風得意,不然也不會寓居揚州。這從側面也反映出清代的官場結構,學而優則仕,學問是根本,做官的都是有學問的,當然捐官的除外。“十三峰草堂”、“閱微草堂”……,此類歸隱情結在當時很蔓延,不管是終南捷徑還是別的什幺目的,總之書齋名號總是那幺熨貼本人,透著文人氣息,保證不會有人叫什幺“墨緣堂”、“耕硯齋”之類現代書法家嗜好的名字,相信伊秉綬也不會給題的。

伊秉綬(1754~1815) 隸書 十三峰草堂
紙本 鏡片 1815年作 168×42.5cm
說明:張賜寧上款。
單從字面看,“十三峰草堂”這幾個字,極難處理,常人寫峰字定做上下結構,此幅左右并列,也透露出伊書的特別之處——大勢縱橫,小局謹慎。一根根如房梁大木的筆劃,縱橫滿紙,有序并不呆板,草字并峰字的九筆豎畫,避讓有姿,顧盼生情。以極具顏魯公筆意的行書題跋,不但增強了對比,也對作品空間做了有序的梳理,節奏的反差極大,但對比強烈,氣象高古。
伊秉綬的隸書在筆劃上與傳統漢隸有很大的不同,他省去了漢隸橫畫的一波三折,代之以粗細變化甚少的平直筆劃;漢隸的扁平結體在他手上也不復存在,只剩下粗木搭房般的笨拙造型。這種變異取決于書寫的目的。傳統漢碑如禮器,如曹全,作為廟堂刻記之用。總體規整,(西漢的摩崖石刻如楊淮表,如石門,原因摩崖的起伏,會有出人意料的空間,人工天然各占一半。)作為廳堂觀賞之用的隸書(有點類似現代的展廳效果),必須重新調整結構空間,乃至形成自己的風格。書法的風格取決于人的風格,可想而知伊秉綬是一個重大局,極有原則的人。
伊秉綬出身于“九卿世家”。其父伊朝棟,通程朱理學,“居貧實樂”,干隆二十四年舉進士,授刑部主事,在刑曹十八年,累遷至光祿寺卿。伊秉綬幼承家學,長大后從陰承方游,獲聞鄉先進士李光地、蔡世遠諸論,講求立身行己之學”。受到朱硅,紀昀的器重。他“頗究性命之學,不傍門戶,屏謝聲色,每食必具蔬曰:‘借以請君心耳’。伊秉綬入仕途后,為官清廉,不畏權勢,“總辦秋審甚久,獄無冤、滯,多所平反。因為他勤于政事,秉公執法,“大吏屢以重獄委之”。他特別痛恨豪強凌辱寡婦的罪犯,往往“立擒懲之,以撫節義”。從這些記載來看,他是受儒學教育深得群眾愛戴的一個好官。
他重教育,倡修學堂,建豐湖書院以課諸生,來發展當地的文化教育事業,且重視對民眾的教育。后來他為了平民變,請兵督戰,觸怒總督,被“以失察教匪罪論處,謫戍軍臺”。事前,又曾因博羅縣一個已判絞罪的犯人越獄而被革職,只因“士民吁留,令隨軍辦事。”這對伊秉綬來說無疑是一次沉重打擊,卻也牽動著千百顆民眾之心。恰好新任總督倭什布來巡撫惠州,士民數百千冒死哭于途中,訟秉綬冤狀。使秉綬得以無罪釋放。從這里看出伊秉綬是一位極重原則的人。所以他的書風淵源于此。
伊秉綬的隸書從漢碑中攝取神理,用筆勁健沉著,結體充實寬博,氣勢雄渾,格調高雅。伊氏自己總結為:“方正、奇肆、姿縱、更易、減省、虛實、肥瘦,毫端變幻,出于腕下……”。他用篆書的筆法來寫隸書,字字鋪滿,四面撐足,梁章鉅評其字“愈大愈好”。沙孟海先生在其《近三百年的書學》中也言:伊秉綬的作品無體不佳,一落筆就和別人家分出仙凡的界限來;除去篆書不是他常寫的外,其余色色都比鄧石如境界來得高??梢娨帘R對后世的開山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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