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安莉
    王翚（1632～1717），初字象文，后易字石谷，號耕煙散人，又號劍門樵客、烏目山人。江蘇常熟人。少時拜同里張珂為師，后被王鑒、王時敏相繼收為弟子。王翚功力全面、畫藝超絕，在當時飲譽南北，張庚著《國朝畫征錄》時直接稱其為“畫圣”。清初“四王”從王時敏生（1592年，明萬歷二年），至王翬逝（1717年，清康熙五十六年），其間一百二十六年，遭逢了明清易代和進入康熙盛世。周亮工著《讀畫錄》稱王翬為“百年以來，第一人也”，足以見其地位。王翚甚為清廷皇室推崇。康熙三十年（1691年），六十歲的他由宋駿業、王掞推薦，入京參與《康熙南巡圖》的制作。告竣后，獲皇太子胤礽接見，并賜手書“山水清暉”四字。這成為其“清暉主人”之號的由來。
    “四王”的筆墨雖然各有不同，但他們在總的藝術風格上均與明末董其昌一脈相承，并且逐步將“仿”的藝術推到了登峰造極的境界。“仿作”對于中國畫的傳統起到了極大的繼承作用，其性深厚，其味濃郁。王翚對古畫的鑒賞、臨摹功力極深，宋代以來許多失傳的古畫，借其臨摹得以傳世。惲南田曾在跋其臨黃公望《富春圖》時，高度評價他的摹古水平能與原作相媲美，“直可與之并傳”。王翬生平“仿古”之作頗多，它們不僅是其探求畫學的基本途徑，也是其實現自身創作價值的獨特方式。王時敏就曾評價說：“仿古之奇妙，不徒尚其形似，而直抉其精髓，即唐宋元季諸家復起，定拜下風。”當然，王翬在仿作與原作之間時常保留出自由的空間，誠如他自己所說：“文章最忌隨人后，自成一家始逼真。”他的這種態度，與董其昌所謂巨然、黃公望、倪瓚皆學董源，“而各各不相似”，恰有異曲同工之妙。
    正是在“仿古”的基礎上，王翬形成了“以元人筆墨，運宋人丘壑，而澤以唐人氣韻，乃為大成”（出自《清暉畫跋》）的畫學理念。而正是其關于集大成的鮮明見解，使之在“四王”中占有了非比尋常的理論位置。將仿古之作集成冊頁，顯然具有一種綜合之美。王翬的《小中現大冊》、《臥游圖冊》都是此類作品的經典。惲南田曾在王翬的《臥游圖冊》上高度評價其仿古是“自五代、南北宋以迄元明，凡諸明賢遺跡，隨意規摹，如鏡寫形，如燈寫影……蓋溯流窮源，獨契靈匠，驅百氏子指下，攝萬象于毫端，天下之能事畢矣。”

    王翬（1632～1717） 仿古冊
    設色紙本·水墨紙本 冊頁（共十二頁） 18×9.5cm×12
    說明：湯敬躋、蔣棻、吳湖帆題跋，顧文彬、吳湖帆、童月蓮舊藏，吳湖帆題簽。

    王翬的這一套《仿古冊》是其倣宋、元各位大家所作。模仿對象包括宋之惠崇、燕文貴、許龍湫、郭熙，元之趙孟頫、高克恭、徐幼文、王蒙。著名書畫鑒定家吳湖帆先生根據其中仿王蒙的一幀圖上所鈐“王翬之印”，鑒識出這套仿古冊頁為王翬四十歲以前所作。事實上，從清順治十四年（1657）蔣棻題跋留下的“丁酉初秋”款識，我們可以推測這套冊頁或為他二十六歲前后的作品。早在1651年，年僅二十歲的王翬就受到王鑒賞識，大約一年之后，王鑒將其推薦給王時敏。王時敏大為其技藝驚嘆和折服，遂將王翬安置在自己位于太倉西郊的鄉間別墅“西田”里，傾其家藏古畫，供其研習臨摹，還以保護者身份將其引見給其他知名收藏家。于是，王翬在王鑒和王時敏的指導下創作生活將近二十年（前者卒于1677年，后者卒于1680年），逐漸深得古人精髓。而這套《仿古冊》正是這位摹古高手在這段時期內的作品。
    近現代的江南地區是“四王”書畫流散與聚集的重鎮。因此，諸如吳湖帆、龐萊臣、顧文彬等近現代收藏大家有甚多機會得到“四王”的精品。王翬的這套《仿古冊》即曾經過顧文彬（1811～1889）、吳湖帆（1894～1968）收藏，極具代表性。1957年國慶節，吳湖帆與繼室顧抱真將此套冊頁持贈女弟子童月蓮，留下跋文，此年恰為蔣棻于清代題跋的整整三百年后。童月蓮乃民國才女，1923出生于浙江慈溪，30年代畢業于上海新華藝專，先后拜唐云、吳湖帆、張大千為師，為梅景書屋和大風堂入室弟子，40年代曾參加女子書畫會的活動，并參加全國第一次美展，以及大千門人師生展。
　　我們如今再見王翬傳世之作，得以一窺張庚所說“畫有南北宗，至石谷而合焉”（出自《國朝畫征錄》）的風貌。而王翬仿作甚至還有醫療功效，王時敏曾通過把玩其仿王蒙的《溪山紅樹圖》治愈了咳嗽，就像宋代詞人秦觀當年借助王維《輞川圖》治病一樣。王時敏言：“石谷此圖雖仿山樵，而用筆措思全以右丞為宗，故風骨高奇，迥出山樵規格之外。春曉過婁，攜以見示……余時方苦咳嗽，得此飽玩累日，霍霍然失病所在，始知昔人檄愈頭風良不虛也。”如今我們或許可將王翬這套精美可人的《仿古冊》當作“枕中秘”，把玩之中，實現宗炳所說的“臥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