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安莉
王翚(1632~1717),初字象文,后易字石谷,號耕煙散人,又號劍門樵客、烏目山人。江蘇常熟人。少時拜同里張珂為師,后被王鑒、王時敏相繼收為弟子。王翚功力全面、畫藝超絕,在當時飲譽南北,張庚著《國朝畫征錄》時直接稱其為“畫圣”。清初“四王”從王時敏生(1592年,明萬歷二年),至王翬逝(1717年,清康熙五十六年),其間一百二十六年,遭逢了明清易代和進入康熙盛世。周亮工著《讀畫錄》稱王翬為“百年以來,第一人也”,足以見其地位。王翚甚為清廷皇室推崇。康熙三十年(1691年),六十歲的他由宋駿業、王掞推薦,入京參與《康熙南巡圖》的制作。告竣后,獲皇太子胤礽接見,并賜手書“山水清暉”四字。這成為其“清暉主人”之號的由來。
“四王”的筆墨雖然各有不同,但他們在總的藝術風格上均與明末董其昌一脈相承,并且逐步將“仿”的藝術推到了登峰造極的境界。“仿作”對于中國畫的傳統起到了極大的繼承作用,其性深厚,其味濃郁。王翚對古畫的鑒賞、臨摹功力極深,宋代以來許多失傳的古畫,借其臨摹得以傳世。惲南田曾在跋其臨黃公望《富春圖》時,高度評價他的摹古水平能與原作相媲美,“直可與之并傳”。王翬生平“仿古”之作頗多,它們不僅是其探求畫學的基本途徑,也是其實現自身創作價值的獨特方式。王時敏就曾評價說:“仿古之奇妙,不徒尚其形似,而直抉其精髓,即唐宋元季諸家復起,定拜下風。”當然,王翬在仿作與原作之間時常保留出自由的空間,誠如他自己所說:“文章最忌隨人后,自成一家始逼真。”他的這種態度,與董其昌所謂巨然、黃公望、倪瓚皆學董源,“而各各不相似”,恰有異曲同工之妙。
正是在“仿古”的基礎上,王翬形成了“以元人筆墨,運宋人丘壑,而澤以唐人氣韻,乃為大成”(出自《清暉畫跋》)的畫學理念。而正是其關于集大成的鮮明見解,使之在“四王”中占有了非比尋常的理論位置。將仿古之作集成冊頁,顯然具有一種綜合之美。王翬的《小中現大冊》、《臥游圖冊》都是此類作品的經典。惲南田曾在王翬的《臥游圖冊》上高度評價其仿古是“自五代、南北宋以迄元明,凡諸明賢遺跡,隨意規摹,如鏡寫形,如燈寫影……蓋溯流窮源,獨契靈匠,驅百氏子指下,攝萬象于毫端,天下之能事畢矣。”




王翬(1632~1717) 仿古冊
設色紙本·水墨紙本 冊頁(共十二頁) 18×9.5cm×12
說明:湯敬躋、蔣棻、吳湖帆題跋,顧文彬、吳湖帆、童月蓮舊藏,吳湖帆題簽。
王翬的這一套《仿古冊》是其倣宋、元各位大家所作。模仿對象包括宋之惠崇、燕文貴、許龍湫、郭熙,元之趙孟頫、高克恭、徐幼文、王蒙。著名書畫鑒定家吳湖帆先生根據其中仿王蒙的一幀圖上所鈐“王翬之印”,鑒識出這套仿古冊頁為王翬四十歲以前所作。事實上,從清順治十四年(1657)蔣棻題跋留下的“丁酉初秋”款識,我們可以推測這套冊頁或為他二十六歲前后的作品。早在1651年,年僅二十歲的王翬就受到王鑒賞識,大約一年之后,王鑒將其推薦給王時敏。王時敏大為其技藝驚嘆和折服,遂將王翬安置在自己位于太倉西郊的鄉間別墅“西田”里,傾其家藏古畫,供其研習臨摹,還以保護者身份將其引見給其他知名收藏家。于是,王翬在王鑒和王時敏的指導下創作生活將近二十年(前者卒于1677年,后者卒于1680年),逐漸深得古人精髓。而這套《仿古冊》正是這位摹古高手在這段時期內的作品。
近現代的江南地區是“四王”書畫流散與聚集的重鎮。因此,諸如吳湖帆、龐萊臣、顧文彬等近現代收藏大家有甚多機會得到“四王”的精品。王翬的這套《仿古冊》即曾經過顧文彬(1811~1889)、吳湖帆(1894~1968)收藏,極具代表性。1957年國慶節,吳湖帆與繼室顧抱真將此套冊頁持贈女弟子童月蓮,留下跋文,此年恰為蔣棻于清代題跋的整整三百年后。童月蓮乃民國才女,1923出生于浙江慈溪,30年代畢業于上海新華藝專,先后拜唐云、吳湖帆、張大千為師,為梅景書屋和大風堂入室弟子,40年代曾參加女子書畫會的活動,并參加全國第一次美展,以及大千門人師生展。
我們如今再見王翬傳世之作,得以一窺張庚所說“畫有南北宗,至石谷而合焉”(出自《國朝畫征錄》)的風貌。而王翬仿作甚至還有醫療功效,王時敏曾通過把玩其仿王蒙的《溪山紅樹圖》治愈了咳嗽,就像宋代詞人秦觀當年借助王維《輞川圖》治病一樣。王時敏言:“石谷此圖雖仿山樵,而用筆措思全以右丞為宗,故風骨高奇,迥出山樵規格之外。春曉過婁,攜以見示……余時方苦咳嗽,得此飽玩累日,霍霍然失病所在,始知昔人檄愈頭風良不虛也。”如今我們或許可將王翬這套精美可人的《仿古冊》當作“枕中秘”,把玩之中,實現宗炳所說的“臥游”。



皖公網安備 34010402700602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