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方春明
    中國畫講究“留白”的藝術，這是創作和欣賞中國畫的常識。然而，在這種常識的背后，卻深含著哲學的意蘊。馮友蘭在他的《中國哲學史》在分析魏晉哲學時，有一段精辟的論述：“富于暗示，而不是明晰得一覽無遺，是一切中國藝術的理想，詩歌、繪畫以及其他無不如此。”他以《莊子》作為中國藝術理想的哲學背景，解釋說：“道不可道，只可暗示。”“言一旦達到了目的，就應該忘掉。”“詩的文字和音韻如此，畫的線條和色彩也是如此。”馮氏之言，確實指出了中國古代各門藝術的妙處——借用南宋嚴滄浪論詩之語，即所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花，言有盡而意無窮”。如果我們以實證的方法，在中國傳統畫史上，尋找一位畫家來印證馮氏的高論和“言有盡而意無窮”的妙處，那首先讓人想到的便是明末的八大山人。
　　八大山人（1626—1705），原名朱耷，是明朝南昌寧獻王朱權的九世孫。1644年明朝滅亡，起于白山黑水之間的滿族清軍突破山海關、定鼎中原，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二個一統天下的少數民族政權。作為前代王孫的朱耷，自然在這種家國之變中難免性命之虞，所以他隨即便攜家流亡，輾轉顛沛，避居于南昌城西40里之外的新建縣洪崖山中。清順治五年（1648），蕭然削發為僧；順治十年（1653）正式于進賢介岡燈社，拜曹洞宗傳人釋弘敏為師，從此棲隱禪林近三十年之久。至康熙十九年（1680）55歲時，忽然癲狂發作，裂服還俗。病愈后蓄發謀妻，清貧自守，賣畫為生。晚境頗為凄涼。

    八大山人（1626～1705） 魚
    水墨紙本 立軸 1694年作 
    104×47.5cm
    出版：
    1.《明末四僧選輯（十）》P2，半島中國書畫出版社，1968年。
    2.《八大山人書畫集（上冊）》P4，香港開發股份有限公司，1969年。
    3.《八大山人全集》P15，藝術圖書公司，1974年。
    4.《八大山人及其藝術》p15，藝術圖書公司，1974年。
    5.《Pa Ta Shan Jen》P76，SWINDON BOOK COMPANY，1974年。
    6.《八大山人書畫集》P160，東京堂出版，1975年。
    7.《八大石濤書畫集》P76，臺灣國立歷史博物館，1984年。
    刊載：《茶雜志》創刊號P124，華藝文化。
    著錄： 《改訂歷代流傳繪畫編年表》P173，人民美術出版社，1996年。

　　八大山人此軸所畫《魚》，完成于1694年68歲時，正是其晚年心緒的意象化寫照，亦堪稱中國畫“留白”藝術的佳例。具體而言，作者于畫面向上三分之一、略偏左處，僅僅以水墨畫魚一條，其余除了留題處外，皆不著一筆，可謂惜墨如金。這在構圖上，比較與天津博物館所藏《河上花》之類的水墨荷花筆墨酣暢、盡情揮灑的構圖，一為至簡，一則至繁，二者可謂反其道而行之，可以體會到八大在經營位置上的達乎通變的造詣。當我們不妨將這幅立軸掛起來觀賞時，彷彿一條失群的游魚在澄明的水中兀兀而行，由留白處理而來的虛實相生的妙處頓時而生。
　　就畫法而言，一幅畫物象與空間有虛實，物象本身也有虛實。作者以濕墨滃淡魚背、魚尾，靠水墨自身滲化入紙，體現出魚的自然質感。魚腹則以淡墨筆勾出輪廓，其余留白，魚眼以深墨點之，尖嘴冷眼，生出一種悠悠的情緒。
　　作者以魚為題材，而魚在上述所說《莊子》中，也是一種具有深刻意蘊的自然意象。莊子與惠子游于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之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莊子借魚而言的這種哲學思辨，在后來被轉化為一種隱逸回歸自然的修辭。顯然，博學如八大山人，肯定知道莊、惠這段“魚之樂”的辯論，但是他身世難言，既然濠梁之樂不可企及，何妨不以之而鳴不平呢？
　　畫中魚作冷眼之狀，顯然是八大平生遭際的一種自我觀照，其題詩曰：“到此偏憐憔悴人，緣何花下兩三旬。定昆明在魚兒放，木芍藥開金馬春。”八大多用此詩題所畫游魚圖，意思隱晦。其中，“定昆明”蓋典出唐中宗女兒安樂公主因請求將長安縣西南的昆明池賜給她，中宗不同意，于是她找民夫自鑿定昆池之事。“金馬”指漢代宮門金馬門，系學士待詔之處，后常用以代指朝廷。顯然，形神憔悴的畫家在寄托一種渺茫的理想，家國身世之感流露于筆端。
　　此軸題詩之書法，乃八大行草之典型風格，用筆圓勁，結體斜側，章法參差。乍觀之下，形若飄零之秋葉自空中紛紛下落，視覺上形成一種巧妙的平衡感覺，暗示出游魚之所處之留白乃澄明之水，空而不空，所謂“言有盡而意無窮”之妙、“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含蓄之美，至此便體現無遺。又此軸曾經徐邦達《改訂歷代流傳繪畫編年表》著錄，并屢經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