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鄒佩珠
“天緣”見證
1943年,受聘于重慶國立藝專的李可染先生,次年與該校雕塑系臨屆畢業的高材生鄒佩珠女士結婚。鄒佩珠,杭州人,1920年農歷7月7日生。她的直授老師是著名雕塑家劉開檠、王臨乙。結婚儀式樸素莊重——林風眠先生為證婚人,劉開檠先生為介紹人。在恩師關愛下,他倆建立了一個憂樂與共、志回道合、終生不渝、獻身藝術事業的小家庭。
婚前,可染居住的教師宿舍,一個6平方米的小屋,人門一角,忽然發現一枝青翠幼竹,從屋旁竹林連棍伸展而人,新葉拂于小小畫案窗前,神話般成了“天緣”見證。可染深愛之,思前人有句“何可一日無此君耶”,于是,靈機一動,自命畫室為“有君堂”。此“君”何人?“竹”也,“珠”也,竹珠回音。可染一生,命運憂喜交關時如,會以諧音盟誓,自鑒于心,這成了他情感隱動的獨特方式。
同一年,先生在重慶國立藝專課堂為某生示范,畫了一幅《執扇仕女圖》,運筆輕松自由,一條條細線游絲,勾畫出輕紗羅帶。半通明白羅小扇.襯托著松挽的發髻,特別是“畫眼”,適當部位留一條“白線”,讓水墨滲透恰到好處,自然閃動,美目流盼,可謂“依依脈脈兩如何,細似輕紗渺似波”。——想必是沉于愛戀之中的“神來”之筆.成就了一幅韻昧玄妙的逸品。這幅畫在可染寫意人物中是罕見的。其柔情似水、深渺無垠的情感體驗,也許可以看做是繼袖畫《失樂園》之后又一次心性歷程的超越。左下角,鈐有一枚長方形朱文小印,以篆書銘刻“有君堂”。此印絕不多見。據查,香港《名家翰墨》“李可染專號”,由“名家款印編輯小組”輯印40枚屬可染常用印款,未見“有君堂”。又查《名家翰墨》“李可染鑒定特輯”,由李可染用印研究專家馬達先生輯印64枚,同時刊發1940年至1989年,可染山水、人物、牧牛圖、書法作品用印次數綜合、分類統計表,長方形朱文小印“有君堂”竟屬獨一無二的一次印款.正是用于40年代“人物”畫,想必這就是用于人物畫《執扇仕女圖》的吧。“有君堂”長方形朱文小印,迄今所知,僅限于40年代鈐此印,當是獨一無二的了。
1956年為太陽宮體育館休息廳作大型浮雕
“天緣’,佳話
追溯鄒佩珠、李可染相知,曲折有趣。
戰爭年代,杭州藝專和北平藝專兩校師生,隨校南遷到昆明,又遷到重慶。兩校合井為重慶國立藝專,校址在盤溪,即沙坪壩隔河對岸。本來就讀于杭州藝專的鄒佩珠此時就在臨時搭建的草房教師專攻雕塑。杭州佳人、個頭嬌小的鄒佩珠,恰好和一位徐州蛄娘、個頭挺高的李畹回住一個宿舍上、下鋪。李畹低她一屆。學油畫,兩個同齡女孩成了好朋友。聽李畹說,她在家鄉失守前夕,是跟著二哥輾轉到武漢又到重慶。二哥投奔郭沬若主持的三廳,畫了不少宣傳畫,李畹的二哥便是李可染。那時,鄒佩珠還未曾見過李可染,但在李畹娓娓描繪下,鄒佩珠說:“我心里已經知道可染是什么樣的人了。”那一年,“文委會”工作受阻,成員分頭謀求新職。躊躇之際,李可染收到重慶國立藝專校長陳之佛給他的聘書,請他擔任國畫講師。他報到第一天,從沙坪壩渡河過來,到了盤溪,正在探路,忽然看到—個女生在路邊作寫生水彩。于是輕聲詢問:國立藝專怎么走?認不認識李畹?她住哪兒?埋頭畫水彩的鄒佩珠一下明白他是誰了。一位“七夕”出生的人間“織女”,一瞬間遇到了“牛郎”。她久久等來的不是“放牛郎”,而是“畫牛郎”——這在當時成了一段有趣的天數佳話。
1944年畢業作品
從此,每天下課.李可染總要路過鄒佩珠的教室,邀她和李畹三人一道往飯廳。李畹又常邀鄒佩珠,同去二哥那間小屋問藝、談畫、請教,鄒佩珠覺得李畹的二哥對書畫、詩詞、戲曲乃至雕塑都有研究,敬之為學長。當時鄒佩珠是學生會主席,她非常活躍,也喜歡京劇。可染不但為她拉胡琴伴奏,還認真教唱。本來她唱《四郎探母》中的公主,可染認為她嗓音嘹亮,音程進得遠,點撥她還是改唱老生好。鄒佩珠果然一棄青衣,苦練《烏盆記》老生。后來彩排了整本全套《奇冤報》,震驚當時匯聚全國文藝翹楚的渝都。平日里難得一睹其風采的名導演田漢、焦菊隱、名作家老舍,都前來國立藝專給演出以指導。畢業典禮正式公演,連話劇名演雖金山、白楊等也都前來觀看,稱贊不已。《奇冤報》轟動全校,李可染、鄒佩珠終于成了—家人。
斯大林像
琴瑟悠遠
1944年冬,1944年冬,兒子誕生了,取名小可。鄒佩珠巧于理家,還有著超常的配藥、護理才能,從她的祖父——一個常探深山的民間藥農那里.接觸許多神奇療法和醫方,正好為“瘦骨清相”的可染做調理,使他久久拖延的心臟病、失眠癥緩解,開始恢復健康。戰爭年代,以教師的清貧,維持三日之家,十分拮據。可染自傳提綱寫道:“,同鄒佩珠結婚,我們連購置—床新被的錢也沒有,因而我在重慶舉行了一次畫展。”這就是徐悲鴻先生為之熱情洋溢“寫序”的那次成名之展,得到多方面好評。作家老舍看畫后,激動不已,等在展廳門口,他要親自告訴可染:“在窮苦中,偶爾能看到幾幅好畫,精神為之一振”。他當面表示,要寫篇觀后感。果然,第二天一清早見報了———篇精彩之極的畫評《看畫》。文中激動地說:“幸福得很,這次一入城便趕上了可染兄的畫展,豈止幾幅,三間大廳都掛滿了好畫啊!”
清貧中,兒子小可的出生,給小家庭帶來歡樂和忙碌。可染夫婦住在藝專黑墻外農民家后院,生小可時他們安頓在大姐夫馮青侖教授家里,由李可染大姐照料。不久回到后院,小家庭為兒子養了一只奶羊,兩只母雞。小可剛兩歲的時候,他會自己天天匍匐進草窩,用胳膊肘撐住小小身體,再倒退出來,待伏在地上、未站立時.一手一個蛋已經抓獲了。這對剛剛做母親的鄒佩珠來說,似乎是小家庭生活中最難忘的—個精彩鏡頭!更重要的是小可從這時起,會畫畫了。最早一幅畫是畫蛋。拿筆的小手居然把筆跡兩端接上了,接成一個蛋圓形.這更使年輕母親欣喜無可言狀。可染談論藝術時說過:“媽媽夸兒子,總是有夸張的。夸張,是感情真摯、強烈均表現。”其中容涵著多少親情、心靈的體驗。處在新婚感覺中的李夫人,這時從可染緩慢靦腆的話語里.剛剛明白遠在徐州家鄉的兒女實情。不像鄒佩珠原先所知,前夫人早逝,留下一個小女兒,而是四個孩子。這立即成了她為之忐忑不安的話題。還很年輕的鄒佩珠同情可染,也憐惜自己,不禁長聲自嘆:“我才24歲,已經是五個孩子的媽媽啊!”

擲鐵餅
鄒佩珠是“事業型”女性,她自信、自強,有一種做任何事都非要做好不可的魄力,敢作敢當,是非分明,愛憎分明,提得起,放得下,敢于自立于“半邊天”西方諺語說“一個成功的男人背后,總有一雙推動搖籃的手”。鄒佩珠的雙手,可不只是推動搖籃,她有氣魄,有才華,有塑造力。她是中央美術學院雕塑系早期任課最多的講師,在她的感染下,出現一個頗有創造性的女雕塑家群體。20世紀50年代早期,她曾是天安門英雄紀念碑設計者、草創者之一。由她設計的《彭雪楓烈士紀念碑》,在激烈競爭中奪魁。已建成為高4米的大型紀念碑.坐落在安徽省宿縣。直到“文革”結束,自命“白發學童”的可染先生決心要登井岡山、九華山.要創作一系列大型山水畫,并完成國家重點項目:拍攝《李可染山水畫》教學片。至此,鄒佩珠女士才不得不放下手中的雕塑刀,集中全力協助李可染發展他的山水畫及其傳派藝術。這時,她年近六旬,不期然而然,開始了社會活動家的生涯。(文/孫美蘭,中央美術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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