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位著名的政治家、書法家和學者。他的《廣藝舟雙楫》求新尚變，為晚清書法藝術的發展開辟了新的天地。可以說，《廣藝舟雙楫》給中國的書法藝術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具有深遠的文化意義。康有為提倡臨習六朝碑刻，力斥帖學的披靡之風。當然，他的論述也不失有一些偏頗和激越之處，如他的“揚碑抑帖”、“尊魏卑唐”等態度和結論作為爭論的焦點，引起了當世及后世學者的諸多爭議。其中的偏頗論述引發了后人的很多批駁和思考。然而康有為作為一位博學的學者，必然知道學術研究所最為重要的就是論述的客觀性。可是他的這本書學理論卻恰恰表現出其學術研究的客觀性的缺失。何哉?康有為形成這種書法理論以及帶有偏頗性質的論述是有其內在原因的。探其原因不外乎社會原因和個人原因。筆者此處試從主、客觀兩方面的因素進行分析。

　　（一）晚清書法藝術柔媚無力、面貌單一

　　書法發展至魏晉南北朝時期，諸體已備。書家在開創新字體方面已幾無建樹。于是更多的書家都紛紛下功夫于個人風格的樹立。后世的書家都以“二王”的書作作為典范，將其書作中的高雅靈動的氣息作為自身修養和追求的畢生目標。于是先賢的墨寶被翻刻描摹了幾百年，至明清時，自然面目非矣。其間書家們又不斷參入個人風格。由此觀之，辨其源流尚難，更不必說再變出新的風格了。鑒于這種狀況，阮元首先提出了“碑學”之說，要求以此來補救帖學的弊端。自此，中國書法的風氣大變。阮元的學說適應了時勢的需要。這個理論又得到了包世臣的肯定和進一步發揮，取得了較大的成就。當然阮元的理論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他主觀地把碑、帖對立起來，因此得到的結論也難免牽強。這是后世學者所共識的，這里不再贅述。時至康有為，阮元的《北碑南帖論》的學說被康有為否定。包世臣的理論也得到修正和補充。

　　另外，此時為符合科舉考試的要求所形成的“館閣體”書風也反映出此時清代書法的疲靡之風。這種書風千人一面，單調呆板，是對思想的禁錮，不利于書法藝術的發展。道光以后，死守帖學者大多筆力柔媚，面貌單一，日漸衰微。“館閣體”書法進一步走向僵化，帖學也逐漸衰落。阮元、包世臣的碑學思想是正處在帖學的衰微而碑學蓬勃興起之時，思想先進，不恪守陳規陋習，推崇一種自由的放達之風，這與康有為的維新思想有所契合。康有為便順應了這個潮流，把碑學思想理論系統化，進而將碑學推向巔峰。但要指出的是，康有為并非完全地拋棄這種官方字體，在《廣藝舟雙楫》中，他專門開了一個章節《干祿》來進行論述學習“館閣體”的方法。由此可見，康自身也是存在著矛盾的，既反對唐書的法度森嚴，又不得不對學習這種書體進行專門的論述，這反映了康有為追求自由卻被現實情況所束縛的矛盾心理。

　　（二）金石學興起推動碑派書法 仿古奇趣受追捧

　　眾所周知，清朝尤其是康、雍、乾三朝的思想統治是嚴酷的。這三朝大興文字獄，弄出了許多冤假錯案。經世致用之學充滿了危險，動輒便招致殺身之禍。于是，為了明哲保身，許多學者都轉為研究考據之學，使考據之風風靡一時。考據學的興盛帶動了文字學、金石學的發展，這大大地刺激了書法藝術的創作，并為之開辟了更為廣闊的創作空間。金石學的興起和發展直接推動了碑派書法的逐漸繁盛，從而扭轉了傳統帖學書派的取法范圍和審美取向。“仿古”的奇趣成為很多書家所追捧的對象。金石考據學的興起和發展為碑派書家尋碑問石，進而推廣碑派書法提供了有力的條件。

　　（三）列強的入侵激發了民族的自強心理

　　這一時期，正是中華民族外受列強侵略，內值奸臣當道，國勢衰弱的時代。仁人志士渴望著國家的興盛、雄強的心理也影響了文人墨客以及書法界人士的審美情趣。柔靡的帖學書法在清初人們對董其昌的極力推崇下走向末路，這種媚態畢露的書法已經再無力表達書者心中面臨亡國的悲愴。而此時正興起的碑學書法恰恰以其雄強古樸的氣質發展起來，并得到人們的青睞。這一點直接符合了康有為救國圖強的志向，因此倍受康的推崇。

　　（四）政治苦悶的轉嫁

　　康有為寫《廣藝舟雙楫》時，適逢上書不達，頗遭攻擊之時。“自黎純齋后，無以諸生上書者，當時大惡洋務，更未有請變法之人，吾以至微賤，首倡此論，朝士大攻之”。其友黃紹箕與沈子培勸他“少發議論”，于是他才“翻然捐棄其故，洗心藏密，冥神卻埽。攤碑摛書，弄翰飛素。”康有為這里所說的“翻然捐棄其故”并非真的心甘情愿的“捐棄”，而是一種不得以而為之的暫時妥協。康有為在《康南海自編年譜》中還曾提到：“以知天下事無難易，專問立志何如，昔之極難者，后或可竟行焉。……故學者必在發大愿，既堅既誠，久之必有如其愿者。”由此可見康有為并非輕易放棄自己志向的人。

　　再如，《廣藝舟雙楫》開篇即提到“可著圣道，可發王制，……，則刻鏤其精，冥縩其形為之也。”說的是“可著圣道，可發王制”的事就要不遺余力地去做，表達其忠君報國的思想并未因為現實的阻撓而動搖。接著他又說自己“旅京師，淵淵然憂，悁悁然思”。如此直抒胸臆地表達內心的苦悶。正是因為變法圖強的事一直縈繞心頭，才使得他“淵淵然憂，悁悁然思”。這樣，他又怎能真的“翻然捐棄其故”呢?正因為他對心中的大志既放不下又無力表達，郁結于胸，終要發泄，才有了《廣藝舟雙楫》這通篇的“求變思想”和激越言辭。

　　文中即有例證：“蓋天下世變既成，人心趨變，以變為主;則變者必勝，不變者必敗，而書亦其一端也。”前幾句先談“變”，而末一句指出“書變”也是這些“變”中的一種。顯然前者的“變”范圍更大一些。康氏在這里已經有意或無意暴露出他的政治傾向。因此，也可以說《廣藝舟雙楫》是康有為政治苦悶的產物。

　　（五）個人的價值取向

　　康有從小就志向遠大，在《康南海自編年譜》中，提到自己十一歲的時候就已經“頻閱邸報，覽知朝事，知曾文正、駱文忠、左文襄之業，而慷慨有遠志矣”。

　　康有為的志向在于救國圖強，在于成為一個有所作為的政治家，而非一個杰出的書法家。可以說康有為絲毫不避諱自己對書法藝術的輕視和鄙薄。

　　“夫學者之于文藝，末事也;書之工拙，文藝之至微下者也。學者蓄德器，窮學問，其事至繁，安能以有用之歲月，耗之于無用之末藝乎?”

　　“趙壹《非草書》曰：‘鄉邑不以此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講試，四科不以此求備。’誠如是說，書本末藝，……”

　　由此可見，在康有為看來，還有比書法藝術更重要的事情，這就是他畢生所追求的政治信仰。因此，他在《廣藝舟雙楫》中通篇談“變”，也只是借談論書法而抒發其政治情感而已。而現實狀況的阻撓導致其內心的壓抑，才使得他的論述頗為慷慨激越甚至是偏頗。

　　（六）個人的審美趣味

　　康有為之所以大力提倡碑學，推崇魏晉南北朝碑而貶斥唐碑，是因為魏碑的書風雄強茂樸、奇逸恣肆，有一種陽剛之美;而唐碑相比之下則顯得纖弱拘謹，更顯出一種陰柔之美，且法度森森，有束縛自由之意。唐代的書法規則恰恰是與康氏的博大志向和自己思想相抵觸的，因此必然會受到康氏的貶黜。

　　綜上所述，《廣藝舟雙楫》雖然存在著爭議，卻仍是晚清最重要而又最全面的書學理論專著。我們應該充分認識其藝術價值，對康有為及他的這部理論著作予以客觀公正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