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鈞窯瓷器素以瑰麗的釉色而著稱于世，特別是所創以氧化銅為著色劑、在還原氣氛中燒成的銅紅窯變釉，更使其名聲大振。

   宋 鈞窯玫瑰紫釉葵花式花盆

    高15.8cm 口徑22.8cm 足徑11.5cm

    花盆呈六瓣葵花式。折沿，沿邊起棱，深腹，圈足。內外施釉，口沿以內呈灰藍色，外壁呈玫瑰紫色，口沿下流釉，凸棱處釉薄呈醬黃色。外底呈深淺不同的醬色，有5 個圓形滲水孔，刻有標識器物大小的數目字“七”，并有清代造辦處玉作匠人所刻“建福宮”、“竹石假山用”款識。

 宋 鈞窯月白釉出戟尊

    高32.6cm 口徑26cm 足徑21cm

    尊的造型仿古代青銅器式樣，喇叭形口，扁鼓形腹，圈足外撇。頸、腹、足之四面均塑貼條形方棱，俗稱“出戟”。通體施月白色釉，釉內氣泡密集，釉面有棕眼。器身邊棱處因高溫燒成時釉層熔融垂流，致使釉層變薄，映現出胎骨呈黃褐色。圈足內壁刻劃數目字“三”。在宋代鈞窯瓷器的傳世品中，以各式花盆和花盆托最為多見，出戟尊則較少。目前全世界所見僅約10件左右，除此件以外，還有上海博物館收藏的宋代鈞窯月白釉出戟尊、臺北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宋代鈞窯丁香紫釉出戟尊等。
    鈞窯瓷器素以瑰麗的釉色而著稱于世，特別是所創以氧化銅為著色劑、在還原氣氛中燒成的銅紅窯變釉，更使其名聲大振。這種釉自然天成、變化萬千、異彩紛呈，按變化的程度及色彩不同被賦以玫瑰紫、茄花紫、丁香紫、海棠紅等美譽。本展覽以展示故宮博物院所藏鈞窯及仿鈞窯（釉）瓷器為主，輔以禹州市鈞臺窯址歷年考古發現所得標本及各地博物館所藏具有代表性的鈞窯完整器，力求較為全面反映傳世和出土鈞窯瓷器的風貌。
    乳光幽藍 絢爛窯變
    宋、金、元時期鈞窯產量最大的是碗、盤、洗、罐、瓶、爐、枕等生活用品，釉色以帶乳光的天藍居多，部分飾有紅或紫紅色斑塊，少見通體玫瑰紫和海棠紅器物。由于這類產品主要供民間日常所用，故人們習慣稱之為“民鈞”。
    以氧化鐵著色的青釉是我國燒造歷史最悠久的傳統高溫釉，鈞窯創造性地在釉料中加入氧化銅作著色劑，在高溫還原氣氛下燒成銅紅窯變釉。這種天藍中帶紫紅的乳光釉瓷器在金、元時期深受民間喜愛，北方河南、河北、山西的許多窯場，甚至南方浙江地區的個別窯場，都受其影響而燒造鈞釉器物，產品也主要是供民間使用。從外觀上看，鈞釉基本上都是濃淡不一的天藍色乳光釉，釉層乳濁、不透明，施釉較厚，可遮蓋胎體的顏色和缺陷。科學檢測結果表明，鈞釉屬于典型的“液—液”分相釉，釉料化學組成的特點是高硅低鋁，并含有磷、鈦、鈣等元素，因而能在高溫熔融狀態下產生液相分離，在連續的玻璃相介質中，懸浮著無數圓球狀微小顆粒和氣泡，將入射光線散射，致使釉層乳濁不透明、釉面呈現柔潤的天藍色乳光。
    鈞釉的重要特征之一是銅紅窯變現象。窯變本是陶瓷在燒成過程中，因釉料中含有多種著色劑而形成的偶然現象，但因色彩斑斕、紋理自然，遂逐漸成為一種特殊裝飾。
    鈞釉窯變效果可分為兩類 ：一類是局部窯變，即在天藍釉局部涂抹含銅色料，燒成后形成紫紅色斑塊，色斑呈色雖自然天成，且形狀、濃淡不一，但與底釉有較明顯的分界線，“民鈞”產品多屬此類。另一類是在天藍釉中加入氧化銅，燒成后，天藍、紫紅兩色交融、滲化，使整個釉面呈現斑駁陸離的視覺效果，各種色彩間無明顯界線。“官鈞”產品中的海棠紅、玫瑰紫等即屬此類。
    序列有致 清宮陳設
    鈞窯最為考究的產品是陳設用瓷，器形有各式花盆、花盆托、出戟尊等，底部、足內側多刻劃從“一”至“十”的漢寫數目字，其產地在今禹州市鈞臺、八卦洞一帶。這類器物造型端莊、釉色豐富、制作精美，傳統觀點認為是宋徽宗時期為裝點皇家園林“艮岳”而命禹州專門燒造的陳設器，故而被視為官方所設瓷窯產品，即今人所謂“官鈞”（亦稱“陳設類鈞瓷”、“數碼類鈞瓷”）。 近年來，有學者對陳設類鈞瓷的屬性及燒造年代產生質疑，提出“金代說”、“元代說”、“元末明初說”、“明初說”等不同觀點。這些問題的厘清，有待于進一步的考古發現和科學研究。
    陳設類鈞瓷底部、足內側多刻劃漢寫數目字，從“一”到“十”均有。古人對其含義作過種種推測 ：如認為刻劃“一”、“二”者為上品（明《遵生八箋》）；刻劃相同數字的花盆與花盆托配套使用（清《南窯筆記》）；刻劃“一”、“三”、“五”等單數的為紅色器（清《陶雅》）。后來，人們通過對傳世品及出土物的排比研究發現，數字應是同類器物大小規格的編號，即器物越大編號越小，“一”是尺寸最大者。
    據清宮檔案記載，乾隆時期曾在宮廷收藏的鈞窯瓷器上模仿舊有數字加刻或改刻數字，因此，對傳世陳設類鈞瓷上的數字應認真鑒別，不能一概而論。故宮博物院藏陳設類鈞瓷多為清宮舊藏，它們或是經前代宮廷傳承下來，或是在清代帝王的主導下搜集入宮。
    清代乾隆皇帝對瓷器的典藏非常用心，據造辦處檔案記載，從臣工持進、認看品級到決定陳設和收藏地點，無不按時依序進行。傳世鈞瓷底部鐫刻的筆畫纖細的銘文“養心殿”、“重華宮”、“建福宮”、“瀛臺”等，就是由內務府造辦處匠師根據乾隆皇帝的旨意鐫刻而成。
    御窯仿鈞 地方跟進
    鈞窯獨特的釉色對后世影響深遠，明清至今，許多瓷窯均視其為楷模進行仿制。景德鎮御窯廠自明宣德年間已開始仿燒鈞釉瓷器。而清雍正時期的仿品，因按宮廷發往御窯廠的“官鈞”實物仿燒而成，致使仿品在尺寸、造型、釉色等方面與宮廷收藏的“官鈞”基本一致，幾可亂真。清代御窯廠在仿燒基礎上還不斷創新，燒造出天藍釉紫紅斑、窯變釉、爐鈞等新品種。
    明清時期的一些地方窯受鈞瓷的影響，也曾結合當地實際情況創燒出頗具地方特色的仿鈞釉產品，較著名的有江蘇的宜興窯、廣東的石灣窯，產品分別被稱作“宜鈞”、“廣鈞”。
    御窯廠是明清兩代專門負責御用瓷器燒造的機構，窯址設在今江西省景德鎮市。清代宮廷檔案對御窯廠仿燒鈞瓷的記錄不勝枚舉。如督陶官唐英（1682—1756 年）曾于雍正七年（1729 年）派御窯廠署幕友吳堯圃赴鈞州調查鈞窯釉料配方，雍正十三年（1735 年）又在《陶成事宜紀略》中記錄了御窯廠當時仿古加創新的瓷器 57 種，其中“均（鈞）釉，仿內發舊器，海桂紫、海棠紅、茄花紫、梅子青、驢肝馬肺五種外，新得新紫、米色、天藍、窯變四種。”
    受鈞窯影響而大量燒造窯變釉瓷器是明、清陶瓷生產的一大景觀，不僅景德鎮御窯廠燒造，地方窯場燒造的數量也相當可觀。宜鈞釉色以天青、天藍、月白等深淺不一的藍色為主 ；廣鈞則往往以幾種色釉相配，施釉時底釉、面釉分開施，焙燒至一定溫度時釉層熔融，面釉和底釉互相滲透、浸潤，形成色彩斑斕的藝術效果。由于原料、燒成溫度的差異，宜鈞、廣鈞與鈞窯產品有著本質上的區別，鈞瓷屬于高溫燒成的瓷器，而宜鈞、廣鈞產品則屬于比瓷器燒成溫度稍低、比一般陶器燒成溫度略高的炻器。
    知識延伸
    汝鈞不分
    “汝、鈞不分”是明清以來常見的說法，主要針對部分施天青色乳濁厚釉且釉帶鬃眼的瓷器而言。禹州鈞窯和汝州汝窯地理位置接近，二者在胎釉原料及燒成工藝方面皆有相似之處，致使早期天青釉鈞瓷與汝窯產品很接近。乾隆皇帝就曾把 1 件今人認定的汝窯碗（現藏于英國倫敦大維德中國藝術基金會）當成鈞窯產品，并為之題詩。
    釉具五色
    清人藍浦撰《景德鎮陶錄》記載 ：“均（鈞）窯……釉具五色，有兔絲紋，紅若胭脂，朱砂為最，青若蒼翠，紫若墨者次之……若青黑錯雜如垂涎，皆三色之燒不足者，非別有此樣，俗取梅子青、茄皮紫、海棠紅……天藍等名。”由于釉料化學組成及燒成氣氛的差異，鈞窯瓷器釉面呈現藍、紅、紫、綠、白等色交融的窯變效果，故有“入窯一色，出窯萬彩”之說。 
    產地發現
    存世的陳設類鈞瓷主要為清宮舊藏，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其具體產地并不明確。20 世紀 70 年代，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文物部門配合基建工程，對鈞臺和八卦洞窯址展開考古鉆探和重點發掘，出土的出戟尊、各式花盆及花盆托等器物殘片，與傳世品能相互印證，從而為陳設類鈞瓷找到了具體燒造地點。 年代分歧
    陳設類鈞瓷的年代是古陶瓷研究中頗有爭議的問題。20 世紀中葉，外國學者已開始對“北宋說”的傳統觀點提出質疑。2004 年，原禹州制藥廠出土一批以出戟尊等為代表的鈞瓷殘片，有學者根據地層關系及伴出器物的特點，將陳設類鈞瓷的年代定為元代到明初。但若將它們與 1973—1974 年鈞臺窯址出土標本做對比，會發現二者存在著明顯的精、粗之別，這種區別在故宮博物院藏傳世鈞瓷中亦有體現。這兩類產品在燒制年代上是否一致，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仿內舊器
    為使御窯廠工匠更好地摹仿鈞瓷，雍正時期，清宮收藏的陳設類鈞瓷還被送到景德鎮作為范本，依樣仿燒，此即所謂“仿內發舊器”。這類純粹仿鈞瓷的產品，見有各式花盆、花盆托，釉色、造型、支燒方法等均與原物如出一轍，顯示出高超的仿制水平。有的故意不署年款，幾能亂真 ；有的器物外底刻劃篆體“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三行款。 
    新得四種
    清代御窯廠在仿鈞釉基礎上燒造出“新紫、米色、天藍、窯變”等新品種，即“新得四種”。如今，文獻記載與實物已難一一對應，就存世遺物看，新品種有天藍釉紫紅斑（即“新紫釉”）、窯變釉和爐鈞釉等。天藍釉紫紅斑與“民鈞”相似，是在天藍色底釉上分布形狀各異的紫紅色斑塊。窯變釉又稱“鈞紅花釉”，是以銅紅釉為底釉，其上覆蓋一層含鈷、鐵、錳的釉料，燒成后五彩滲化，斑駁陸離。爐鈞釉因“乃爐中所燒”的記載而得名，屬于低溫窯變釉，各種色釉交融形成五光十色的斑點或絲線狀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