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畫像石的出現，是一定歷史發展階段的產物。漢畫像石主要出現在漢代的墓葬、石闕、石棺及祠堂中，反映了墓主人的身份和地位，體現了當時的思想流變、民間信仰和葬風葬俗，因而，其產生和發展是一種社會文化現象的再現。[1]從已經掌握的資料看，漢畫像石主要出現于西漢武帝之后，而消失或沒落于東漢末年，大致經過了三百年的產生、發展和衰落過程。研究漢畫像石，可以很好地觀察其所處時代的人們的政治、經濟、文化、習俗、思想等諸多社會現象，而研究其中的車馬出行圖，可探析墓主的官吏等級、財富地位等內容。

　　一、車馬與吏治在漢畫像石中的體現

　　漢畫像石所體現的內容，是當時實際社會生活的真實反映，體現了漢代自天子至富家大戶的乘車出行狀況，彰顯著墓主人的身份與地位。

　　安徽宿縣褚蘭鎮所出的一件畫像石上，繪有車馬出行圖，共有14輛乘車，主車是駟馬軒車，車前配有伍伯、騎吏作為前導，車后有屬僚、弩手護衛和置盾棒之兵車、徒車等。[2](見圖1)

圖一 安徽宿縣漢墓畫像

　　山東沂南畫像石墓中室的南、西、北三壁上的橫額，是一幅完整的車馬出行圖，描述了自遠方歸來、回到宅院的圖景。這幅出行圖中，有一輛斧車、六輛導車、四維主車、三輛從車、一輛駢車和輜車，在斧車及輜車上還置放戈、矛；從員中有兩名持節吹管的人員、四名伍伯、十二名騎吏等。[3](見圖2-圖5)

　　濟寧市喻屯鎮城南張出土的畫像石中，畫面二層的上層所展示的是車馬出行場景，二騎前導，后一人騎羊，再后鹿車、羊車各二輛，步卒十余人。同時出土的另一塊畫像石中亦有描述車馬出行的人物與出行畫像，畫面二層：上層二十四人捧簡列隊而立，皆頭戴進賢冠，身著肥袖長衫；下層，車騎、人物出行，刻主車一輛，導車二輛，騎吏四人，步卒八人，道旁一人匍匐，一人跪迎。[4](見圖6、圖7)

圖六 濟寧喻屯鎮漢墓畫像

圖七 濟寧喻屯鎮漢墓畫像

　　四川的漢代崖墓與畫像磚石墓中對車騎出行也有較多的刻畫，如新津縣出土的崖墓石函上就刻畫了兩乘車騎，車上有蓋，各乘兩人，一為馭者，一為官員，車前有兩名伍伯開路，前面可見到闕樓的一角。[5](圖8)

圖八 四川新津縣漢代崖墓畫像

　　如果說新津縣出土的這幅高62厘米、橫達210厘米的畫像刻畫的是漢代蜀地普通官吏乘車出行情景，那么成都羊子山1號墓出土的高45厘米、橫長1130.3厘米的畫像石則對朝廷大員或地方大吏車騎出行時前呼后擁的宏大場面作了生動的描繪。該石畫面中的車騎隊伍很長，人物眾多，左端有兩名伍伯開路，接著是六名騎吏分兩列而行；后面是浩浩蕩蕩的車騎隊伍，駕單馬的軺車達九輛之多，每輛車上皆乘兩人，一為馭者，一為下級官員或朝廷大員的子女親屬；各車之間皆有伍伯與騎吏護衛跟隨，人數不等，有兩騎吏兩伍伯，還有六騎吏六伍伯的，分兩列而行；伍伯與騎吏大都手持武器與儀仗，馭者挽韁驅馬而馳，官員中有執團扇者；隊伍最后是一輛駕三馬的華蓋大車，有馭者兩人，上面乘坐的就是身份顯赫的朝廷或地方大員了，車尾還有一位騎馬的侍從。[6](見圖9)

圖九 成都羊子山1號墓畫像

　　從上述車馬出行圖，不難看出有著不同社會等級的人物，所配置的車馬數量和等級也是不同的。依據車馬的數量、等級、配置，可大致推斷出車馬主人(也即墓主)的生前社會地位。《后漢書·輿服志》對于車馬與官員品級之間的關系，有“尊卑上下，各有等級”“賈人不得乘馬車”等記載，這些制度和要求，在車馬出行圖中都有著形象而又生動的體現。當時從皇帝至普通百姓，所使用的乘車工具及配置等級，都有著嚴格的要求和明顯的區別，考察車馬出行圖，就是在考察一個漢朝的吏治等級結構框架圖，推斷出當時的漢代官吏品階及統治階級的治國愚民措施。總之，車馬出行圖可以是漢代吏治的再現，是人們生前享受與死后追求的物質需要和心理需要的反映。

　　二、漢畫像石車馬出行圖與官吏等級的內在聯系

　　馬車是權貴階級的專用乘坐工具，并不是一般人所能夠負擔的，因而，也就不是什么人都能夠坐的。最早的對于車馬等級有所限制的，是奚仲做夏車正的時候，有了所謂的“尊卑上下，各有等級”。最早的對于漢代的車馬等級有文字記載的，是《后漢書·輿服志》。它規定自天子以下至太皇太后、皇太后、長公主、大貴人、公主、王妃、封軍、皇太子、皇子、皇孫、公、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千石、六百石、三百石、二百石以下各有等差，規定得非常詳細具體。此外，對車的紋飾和馬的裝飾也作了具體的規定。[7]

　　《后漢書·輿服志》中記載了縣級以上的官吏，出行時要另加導斧車，而中高級大官吏出行時，可以乘坐施轓(一種輕快的主車)，以此來區別一般的官吏。由此可見，在漢代，即使是同時為官，也會因為官階等級的不同，采用不同的車馬出行陣仗。例如，孝堂山石祠后壁底部的“二千石”出行圖，前導是六輛單駕軺車，其后是兩名伍伯和四名騎吏，第七輛是有著四維和“二千石”題記的主車，緊接著主車的是單駕軺車和騎吏，最后是執板躬身送行者。這幅“二千石車馬出行圖”，結構完整，整幅出行隊伍，既有導車、伍伯，又有騎吏和送行者，在出行隊伍的重要位置，則是主車，體現了乘車人的地位是既定的，有著嚴格的規定，這樣的喧囂場面足以充分宣示出墓主榮耀的社會地位。[8]

　　漢代的車馬出行制度始于漢景帝時期，之后歷代皇帝都對這一制度作了相應的補充和完善，并逐漸形成了一套復雜而又完整的車馬出行乘車制度。《漢書》中有記載“貴者乘車，賤者徒行”，出行所使用的車馬是主人身份尊卑的象征，區別于普通百姓。而出行乘車的人，在統治階級中的地位和身份又有著不同的區別和劃分，乘車所選用的車馬數量、等級、騎吏、步卒的多少，又都與車馬主人的官位大小有著直接的聯系，是官吏等級的直接性象征。

　　不同的官吏等級都有明確的車馬出行規定，雖然名稱不同，但在形制上卻是基本相同的，所存在差別的，只是車馬的圖案、構件的質地、車篷的形狀、車蓋的用料和大小、駕車的馬匹數量等不相同。具體而言，車馬的構件可以分為黃金構件、白銀構件、黃銅構件等不同等級；車馬的圖案，可以劃分為龍、鳳、虎、豹等；車蓋的用料，又有著布和繒的區別。

　　此外，除對官吏本人和貴族所乘坐的車有規定外，對騎吏和導從車的規模和數量也有相關的規定。例如，官階在千石以下到三百石的，騎吏配置兩人，而在三公石以下至二千石之間的，配置騎吏四人，騎吏都騎馬、持戟在前開道。而官階在三百石以上的官吏，前面有三輛導車，后面有兩輛從車跟隨。

　　三、漢畫像石車馬出行圖出現、盛行的原因

　　發達的經濟是漢畫像石車馬出行圖盛行的物質基礎。在漢代，百姓的物質生活已經有了相當一部分的提升，隨著而來的是人們對于精神生活的需求，這為漢畫像石藝術的發展提供了前提基礎。西漢王朝建立之后，對于百姓實行休養生息的政策，國力逐漸增強。西漢中期之后，大土地所有制得到發展，形成了以大土地所有制為基礎的地主經濟，具有營造漢畫像石祠堂、墓室的豪門勢力發展得到發展，繼而為漢畫像石墓葬的興起提供了物質基礎。

　　對于儒家思想的尊崇，是漢畫像石藝術得到發展的思想基礎。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化建設思想得到漢武帝的支持，并逐漸占據了漢代思想政治制度的統治地位。儒家思想提倡“孝文化”，對于死去的長者實施厚葬，西漢中期之后，厚葬在統治階級得以確立，象征著身份與地位的車馬圖像，是厚葬中必不可少的代表性圖案，為車馬出行圖的出行與盛行，奠定了思想基礎。[9]

　　古人對于喪葬禮制的重視，也是車馬出行圖盛行的重要原因。古人認為“夫禮，始于冠，本于昏(婚)，重于喪祭”，將已故人的喪葬和祭祀，看作是最為重要的禮制。而地下墓室和祠堂，則是已故祖先厚葬和祭祀的重要場所。

　　漢代統治階級慣于將車馬作為國力的重要象征，以車馬多少來判斷國力的強弱，將“千乘萬乘”與財富和地位相掛鉤，極大地提高了車馬的地位。統治階級的倡導，使得封建富豪勢力將車馬作為自己身份和地位的代表，死者希望自己在地下世界也能夠享受到風光的生活，因而，將象征風光生活的車馬圖案描繪在棺木或祠堂中。如嘉祥武氏祠前石室三壁上的車馬出行圖，出行的行列是由兩名伍伯、三輛軺車、四名騎吏所構成的：兩名騎吏作先導，緊跟著是兩名伍伯和一輛軺車，后面是主車。第二層車馬出行圖，也是由軺車、騎吏和伍伯所組成的；西壁的第三層則分別由兩名騎吏和伍伯組成，題記為“此君車馬”。這種車馬出行圖，主車都是有別于屬車的四維軺車，對比于碑文，可以看出四壁位置最高的車馬出行圖是祠堂主人生前的官場生活及對死后風光世界的向往。(見圖10、圖11)

　　車馬出行圖的出現和盛行是有其特定的歷史原因的。發達的社會經濟在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的同時，也提高了人們對于精神文化的需要，使得厚葬風俗有了物質基礎和思想基礎。而統治者對于身份地位和社會階級的明確劃分，又使得這種圖案的存在與擴展，有了社會支撐力量。權貴階層為了表明自己的社會等級和官場職位，并且要在死后的地下世界也享受到這種風光，使得漢代的車馬出行圖得以盛行；而后人通過這些圖案，并結合文獻資料，可推斷、研析出車馬出行的規模與漢代官吏品級、地位之間的關系，以及其他一些社會歷史內容。特別是對研究漢代社會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和文化藝術有極大的幫助。[10]漢畫像石是一種藝術，是時代的產物，這種藝術所具有的宏偉深沉的氣魄，讓人的心靈受到巨大震撼。只有偉大的時代才能產生偉大的藝術。在強大統一的中央集權制國家的寬闊歷史舞臺上，各類生機勃勃的英雄人物應時而出，上演了一幕幕足以令后世感嘆唏噓的慷慨雄壯的歷史劇。[11]漢畫像石真實而形象的體現出漢代生活的各個方面，被學界稱為漢代歷史的畫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