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簋

《宣示表》

 灑藍釉缽

　　作為北京地區的大型綜合性博物館，首都博物館于1953年開始籌備，1981年10月正式對外開放。當時的館址位于北京市東城區國子監街孔廟內。為了容納更多的藏品，以及服務更多的參觀游客。1999年，作為北京市“十五”期間重點文化建設工程，首都博物館新館建設項目的立項申請，于1999年得到北京市政府批準，2001年12月正式奠基興建。位于長安街西延線上的首都博物館新館于2006年5月18日正式開館，獨特的建筑風格使其成為首都北京的一座新地標。

　　當然，做為一座擁有最先進設施的現代化綜合性博物館，首都博物館最吸引人的要算是其具有北京特色的豐富文物，這里的展覽陳列以首都博物館歷年收藏和北京地區的出土文物為基本素材，吸收北京歷史、文物、考古及相關學科的最新研究成果，成為一本了解北京歷史文化的立體教科書。

　　廢品堆里淘出的“鎮館之寶”   

　　班簋高22.5厘米、口徑25.7厘米，圓腹，腹部有四個半環形獸首耳，并連接著四個內卷象鼻形足，通體有精美的獸面紋飾。最難得的是器內有198個銘文。從文字中可以得知，它的主人是3000多年前周穆王時的貴族。銘文記錄了他受周王冊封和他父親隨周王平定東國之亂的功跡，銘文的最后一句是“子子孫多世其永寶”，以讓他們家族的子子孫孫記住祖先這段光輝的歷史。

　　簋，最初是我國商周時期貴族盛食品的工具，后來演變成重要的青銅禮器。王公貴族們每逢重大慶典，都要鑄鼎、簋等禮器來銘記。我國自古就講究禮儀，天子在大型祭祀和宴樂中殺豬宰牛，用九鼎八簋盛主菜主食獻給祖先、鬼神，可以說，班簋自一誕生，就身世高貴。

　　根據記載，班簋在北宋時期就已出土面世，并一直被收藏在各朝代的宮中。在乾隆年間，已是皇宮的“重器”，得到乾隆皇帝的喜愛。

　　可惜的是，班簋在清皇宮中的尊貴生活并沒有延續很長時間。1900年八國聯軍侵入北京，慈禧太后逃向西安，宮中的寶物成為侵略者的囊中之物。班簋應是此時被搶出皇宮，后又或販賣，或遺棄在北京。在此后的七十年間，班簋一直“大隱”于北京的“塵世”中，可能是它的主人也知道這是宮中的重寶而“秘不示人”。直到“十年浩劫”，才使班簋的命運又一次發生重大轉變。

　　“十年浩劫”期間，紅衛兵小將四處“破四舊”，許多古代書畫被燒，瓷器被砸，銅器、古籍被送到廢品站、造紙廠、煉銅廠。為了搶救和保護古代文物，由北京市的文物工作者組成的“文物清理揀選小組”，當時在廢品堆中每天“尋寶”“揀寶”。據1981年的統計，從1971年至1981年在廢品站揀選到的珍貴青銅文物就達59件，其中包括班簋。

　　1972年夏季的一天，文物清理揀選小組的呼玉衡、華以武師徒二人又來到北京有色金屬供應站，從金屬廢品中揀選文物。由于呼師傅年歲已高，就讓華以武一人，先進廢銅堆中扒拉、翻騰。快到中午時，華以武猛然間看到了一個裹泥帶銹的青銅器碎片，他趕緊抱出來讓師傅“掌眼”。呼師傅經過仔細查看再憑借多年經驗，已初步認定它們應該是古代的重要青銅器。師徒二人又仔細尋找到其它一些相似的碎片，并立刻把它們包好，帶回到清理揀選小組辦公處。當時，我國另一位著名的青銅鑒定家程長新也在這個小組內。經過程先生的仔細鑒定、考證，初步認定它是一件有銘文的西周時期的青銅器。后來，程長新與呼玉衡返回廢品收購站，將廢品堆“過了一遍篩子”，又找到了幾塊碎片，經過仔細對接、辨認銘文，他們終于確定，這件寶物就是清宮的舊藏“班簋”。

　　為了重現班簋的風采，它又一次被請進皇宮。1973年夏季，班簋被送到故宮博物院文物修復廠，廠長蔡瑞芬將任務交給了經驗豐富的趙振茂先生。趙先生經過整形、翻模補配、修補、對接紋飾、跳焊焊接、鋼鏨雕刻、做舊等多道程序才將班簋復原。尊貴、典雅的班簋修復后最終入藏到首都博物館。

　　灑藍釉缽：“有些年頭的雞食盆”

　　20世紀70年代的一天，一位老者手捧一件“大碗”來到位于后門橋附近的北京市文物商店地安門收購部，想要賣掉它換些錢。收購部的曹書田先生拿過此碗仔細觀看后，感覺此器物比較奇特，大碗的釉色濃淡均勻，胎體厚重，外觀略顯粗糙，卻也因此反而顯得愈加古樸深沉。拿在手上感覺手頭較重，大概是經常使用的緣故，碗內釉面有磨傷現象，且有污垢痕跡，已經不容易擦去。收購部的工作人員在和老者的交談中得知，這個大碗在他家已經放了多年，曾經有過很多用途，做過放鹽的容器，還做過一段時間喂雞的食盆，他只知道這個十分結實的大碗有一定的年頭。

　　在明朝制瓷業的歷史上，有一種顏色釉瓷器，雖亦系出名門，為宮廷御用窯廠燒造，卻一直不像它的其他“伙伴”那樣受到追捧，它就是灑藍釉瓷器。這件看上去并不起眼的大碗，恰恰就是極為罕見的宣德灑藍釉瓷器。

　　人們對于灑藍釉瓷器認知度不高，不是因為其不夠珍貴，恰恰是因為它的存世量太過稀少，難得一見，才使得人們對它的認知有限。

　　灑藍釉瓷器屬名貴窯器，于宣德時期為景德鎮所創燒，之后不久停燒。到了清代康熙時期，才又恢復生產。因其在淺藍底上有水跡般的深藍色斑點，猶如灑落的藍色水滴一般，故稱“灑藍”。灑藍釉制品的燒制工藝較為特殊，首先上白色釉，在燒成的白釉上用竹管蘸藍釉汁水，吹于器表，于是形成了薄厚不均、深淺不同的斑點，所余白釉底如同飄落的雪花，也因此，灑藍釉又被稱為“雪花藍”。

　　傳世宣德期間的灑藍釉制品極為少見，已知全世界現存有三件，除了藏于首都博物館的這件之外，其中一件藏于天津藝術博物館，另外一件原收藏于僑居瑞士的仇焱之老先生手中。1980年11月25日，在蘇富比拍賣行于香港舉行的拍賣會上，以370萬港幣被香港趙氏所得。

　　首都博物館藏的這件灑藍釉，高11.4厘米，口徑25.3厘米，敞口，腹下漸收，矮圈足內有“大明宣德年制”青花雙圈楷書款。造型規整，釉色美觀，胎體厚重。此碗又叫“骰盔子”，據傳是宮廷中用來擲骰子博大小時所用的工具。

　　如今，這件珍貴的灑藍釉珍瓷究就靜靜地陳列在首都博物館中，當我們在欣賞這件稀世珍品的時候，除了贊嘆它獨特的風貌，更應該慶幸在經歷如此多的滄桑之后，這件凝聚著前人智慧的精品可以重新出現在世人面前。

　　命途多舛的《宣示表》

　　說起中國書法，繞不開鐘繇、王羲之兩位書圣。首都博物館所藏賈似道刻本原石《宣示表》就和“楷圣”鐘繇、“書圣”王羲之有解不開的淵源。鐘繇是中國最偉大的書法家之一，他身處魏晉時期漢字由隸書改為楷書的轉型時期，奠定了漢字楷書的體式規范，被后人尊稱為“楷圣”。鐘繇的書法墨跡，以《宣示表》最受推崇。

　　《宣示表》，無款，小楷，共十八行，298個字，是鐘繇寫給魏文帝曹丕的一個奏文，內容是勸曹丕接受孫權的歸附請求。中國郵政于2007年11月5日發行《中國古代書法—楷書》特種郵票，其中一張就是《宣示表》。

　　但是，我們今天所見到的《宣示表》的各種刻帖，都不是鐘繇所書原跡。相傳東晉丞相王導生前非常喜愛鐘繇書法，戰亂時，王導倉惶過江，拋下了所有的金銀細軟，東渡時還不忘將《宣示表》縫藏在衣服里隨身攜帶。來到江南后，王導將它送給了王羲之。后來，王羲之又將《宣示表》送還給了王修(王敬仁)。晉穆帝升平元年，年僅二十四歲的王修不幸去世，悲傷的母親知道兒子生前非常珍愛手中的這些墨寶，她要讓兒子生前的最愛在他死后也能陪伴其左右，于是將它們放進王修的棺中陪葬，其中就有鐘繇的《宣示表》。《宣示表》真跡就此在人間消失，也令后人再也無緣一睹其真實風采。

　　目前，大家欣賞到的鐘繇《宣示表》，均是王羲之的臨摹本。王羲之臨本在北宋時期藏于內府，南宋末年歸藏賈似道。賈氏十分珍愛此表，命門客廖瑩中、名工王用和摹刻上石，并在刻石正面鐫有賈似道印記和悅生葫蘆印章，刻石精妙絕倫。賈似道刻《宣示表》是單刻帖。它不但是單刻《宣示表》中聲名最為顯赫的刻本，也是目前僅存的宋代《宣示表》單刻帖刻石。

　　賈似道，字師憲，號悅生、秋壑，天臺人，官至南宋右丞相。德祐元年(1275年)賈似道遭罷官、貶逐，被殺于漳州。賈似道死后，王羲之臨寫的《宣示表》不知下落，但宋代刻帖原石卻被深埋于杭州賈氏舊宅的地下，得以保存。明代晚期，有人從杭州賈氏舊宅的地下，將這方珍貴的宋代刻帖原石挖出。《宣示表》原石出土后，清代畫家金農在背面刻寫了題跋。并評價道：“清瘦如玉，姿趣橫生，絕無平生古肥之誚”。有意思的是，金農在題跋中，說好友汪援鶉如果知道此石，定以“明珠一簞，黃金十餅”交換。之后，果然，汪援鶉以半頃湖田換到此石。從清代自民國，它曾先后輾轉于多人之手。桐華館主人金德輿、趙魏、張廷濟均收藏過此石。清代金石家張廷濟在背面刻寫了題記。民國初，此石歸鎮江陳渭泉收藏。

　　《宣示表》較之鐘繇其他作品，無論在筆法或結體上，都更顯出一種較為成熟的楷書體態和氣息，點畫遒勁而顯樸茂，字體寬博而多扁方，充分表現了魏晉時代正走向成熟的楷書的藝術特征，可說是楷書藝術的鼻祖。此石雖刻于南宋，但是賈似道很快衰敗，久埋土中，清初才見天日。出土后得到收藏家珍愛，實屬難得的珍品。2009年，北京市政府撥兩千余萬巨資購買，入藏首都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