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創作離不開技巧，缺乏基本的技巧，藝術家很難有所作為；但是，藝術家光有純熟的技巧，沒有一定的生活積累和藝術修養，也很難成氣候。就當前中國畫壇來說，人們對繪畫的技藝比較重視，而對畫家自身的生活經驗與文化藝術修養的重要性普遍認識不足。對技巧的學習與訓練也往往有偏頗的理解，以為一定要經過學院的正規訓練才能出道，否則便認為是旁門斜道；殊不知歷史上有許多杰出的藝術家是通過自學而成材的，尤其在中國畫領域，可以用拜師途徑或用心對古人作品的臨摹、揣摩或體悟，加之不斷實踐和練習，同樣可以走出一條路來。如果有豐富的生活經歷，有文史方面的學養，在藝術創作上同樣可以達到相當的高度。

　　上面這段話的意思，表達了我每次閱讀劉斯奮先生繪畫作品時反復出現的直觀感受。早在十多年前，我就觀賞過劉斯奮的藝術作品，那時他還擔任繁重的行政職務，在工作之余，從事書法與繪畫創作。表面上看他這樣做似乎在消遣自娛，以此減輕工作的壓力，實際上他在通過書法與藝術在陶冶自己的情性，提高自己的藝術修養，更進一步說在探索人生的真諦。當然，這是他在投入文藝創作一段時間之后，從不自覺到逐漸自覺的追求。

　　了解劉斯奮的人都知道，他之所以如此迷醉于文藝，與他自幼受到的熏陶有關。他出生于在一個頗有文學淵源的家庭，父親劉逸生是著名的報人、詩人和文藝評論家。少年時期劉斯奮博覽群書，愛好詩文，勤于寫作，顯示出非凡的文學天賦。他同時熱愛繪畫，1962年中學畢業，欲投考廣州美術學院，因該年學院繪畫系停止招生，乃轉而投考中山大學中文系。1967年以優異成績結束學業后，在文藝理論硏究和寫作方面，取得卓越成就。除長篇歷史小說《白門柳》獲全國長篇小說的最高獎項-茅盾文學獎外，還發表過多部文藝史論學術著作。

　　對劉斯奮來說，沒有接受美術學院的教育也許是一憾事，但在藝術實踐中他認識到，繪畫的技藝可以通過多種途徑獲得。他幼年接觸傳統水墨畫，對中國畫的寫意方法有所體會。1969年文革期間，25歲的他赴廣東臺山縣烽火角農場圍海造田，結識畢業于南京藝術學院的郝嘉賢先生，師從他學習油畫、水粉畫一年，硏習西洋技法。劉斯奮從宣傳畫入手逐步走向自由體的人物畫創作，畫歷史人物和現代人物。他的人物畫結合西畫的寫實法與中國畫的寫意法，在注意人物大致造型結構的同時，關注人物的神情，并適當運用變形、夸張，以求神韻和筆墨趣味。由于他有書法的功底，他對筆線與墨色的運用是相當得心應手的。難能可貴的是，他對現實社會的各種人物與現象多有關注，并用自己敏銳的觀察力加以捕捉，用生動的筆觸將其呈現于畫面，不乏幽默與詼諧。他筆下的山水、花鳥多出于自己的直接感受，畫法不受傳統程式的束縛與限制，相當隨意與自由。從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得出來，他對傳統中國畫經典作品是反復硏究過的，他懂得進入中國畫之門的重要途徑是“觀”和“摹”。觀是看，多多閱覽；摹是臨摹，臨的方法有“實臨”和“意臨”兩種。看來，因有敏銳觀察和記憶、領會能力，他多用意臨方法。他學習古人不局限于一家一派，而是注意廣收博取，綜合吸收。每當遇到技藝問題，他沉下心來認真閱讀大師們的典范作品，與他們做心靈的溝通，在反復練習與實踐中提高自己手頭功夫。他還樂于與同行們交流，切磋技藝，虛心聽取各種意見，從中吸收營養。由于他有長期的生活閱歷和豐厚的學養，又有很高的藝術悟性，作品自然傳達出一種可貴的人文精神和流露出一種雅致的品格，受到畫界和大眾的贊賞。

　　有人評論說，劉斯奮的中國畫創作是“新文人畫”，這不無道理。他首先是現代文人，繪畫是他文人生活的一部分。不過要說明一點，“新文人畫”一詞被一些人用得太濫，一些隨意涂鴉的畫，常常被冠上這個名稱。我想說，劉斯奮是一位嚴肅的新文人畫家。嚴肅，是指他的創作態度，作畫時心境則相當輕松、舒展，技法、技巧也隨之不拘一格。他的畫如流暢的抒情詩，沁人心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