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我發表過《除了既得利益，當代藝術還剩下什么？》一文，文章對中國當代藝術的歷史描述，引發了網上持續半年的討論。對當下現場的中國當代藝術，我談到了兩方面的看法。在此，借《新視覺》雜志組織相關專題之機再做些思考，謹望本文讀者能參閱前文(發**藝術網本人博客，紙質媒體見《上海文化》2009年第一期)。

　　第一個方面：

　　中國當代藝術無論起自1979年(北京西單民主墻首次自主舉辦民間藝術家個展)、1985年(以《前進中的中國青年美展》作為節點)，還是1989年(《中國現代藝術展》及當年發生的政治事件為界)，文革后的中國社會結構并沒有發生根本改變。也就是說，“盡管我們已在資訊方面處于現代甚至是后現代狀態之中，前現代的啟蒙問題并沒有(因經濟發展和消費水平提高)真正得到解決”。“不管啟蒙問題如何聯系中國社會現實和后現代文化語境，但回避啟蒙這一社會、政治、歷史、文化、(教育)和人文意識的要害問題，以民族或民生問題來掩蓋民權問題的重要性，乃是中國思想界、知識界、學術界的機會主義策略和表現。”

　　新世紀以降，中國流行新左派，劉曉楓、甘陽等人均以此為由貼近官方意識形態。在中國年青一代美術批評家中，新左觀念亦有不少呼應。新左之所謂“新”，乃是站在文化多元化立場上，反對國際文化一體化趨勢，借助后現代思想家對啟蒙主義的批判，為不同文化淵源的國家現代化尋找出路。其核心是維護民族文化傳統的延續性發展。中國百年受侵的歷史，成為新左派言說現實的根據。然而，愛國從真相開始，對于百年歷史真相的揭示與追訴，本是最應去做的事情，但卻似乎并不為新左所重視。他們和毛左在歷史問題上糾纏不清。根本原因并非是在事實和理論兩方面不能切割，而是中國新左派出于自身安全與利益考慮，有意避開對極權體制的抵抗。在前文中我曾指出：“學術界大談福柯、利奧塔等人對啟蒙主義的批判，但千萬不要忘記，后現代思想家們從來沒有否定啟蒙主義對個人的歷史的解放作用。而他們對普遍理性的反省，恰恰是因為假定理性的同一性和絕對性，有可能使某種理性比如技術觀念、工具理性成為唯一合法的東西。”在中國，這種東西集中體現為黨性。在毛左全面認同黨性之時，新左不敢和毛左劃清界線，或者說他們本來就不想劃清這條界線。在新左派看來，中國適合進行漸進式改革，故新自由主義對專制的否定不合時宜。新左主張漸進、反對革命的想法并不錯，但他們以二元對立的思路來看待新自由主義，并以此否定人權普世價值、以及新自由主義對極權政治政體的批判，卻是大錯而特錯。中國極權主義或稱后極權主義的最大特點是執政者及其家族非法占取國家資源，在經濟上形成利權高度結合的特權階層和利益集團，在政治上實行黨政軍一統的集權專政。而伴隨后極權主義所出現的則是一個后謊言時代。后謊言之謂就是謊言的儀式化，撒謊與受謊雙方明知是謊言，但出于利益需要公開結盟、公然欺世。一名叫素心惠雅的**網友說的很對：“既不相信自由，又不相信道德，而只能聽懂實用主義的物欲召喚的心，正是極權專制卑微而骯臟的人性基礎”。在美術界，這種實用主義物欲所導致的乃是四處泛濫的成功學。其策略影響甚巨，卻沒有任何學術問題可言。在一個虛偽的國度，一切享樂均是虛假的，成功的享樂更是如此。

　　從思維方式上講，中國新左派未能超越現代主義老左派二元對立的思路。他們對啟蒙主義的否定不僅罔顧中國社會前現代尚存的現實，而且從未對特色論、差異性和多元理性進行過認真反省與合理論證。以民族主義勾兌極權主義，將現代化的必要性歸于經濟發展和國家強盛，這是很有問題的。一個國家的現代化不只關乎經濟發展，人的現代化、法的現代化和國家體制的現代化是同步進行、互為因果的。這是在中國談論政治、討論藝術時回避不了的問題，也是學術界、批評界避不開新自由主義和啟蒙問題的根本原因。

　　現在回頭來看八五思潮，其實帶有啟蒙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特點。八五新潮美術運動不僅針對中國歷史文化的封建傳統，而且針對中國現行體制的集權狀況，體現出青年一代藝術家要求分享文化權利的歷史使命，其意義乃是對個體精神的解放作用。正是對個體權利的尊重，連接著啟蒙主義和新啟蒙主義、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只不過后者更強調多元化、大眾化、日常化，更強調差異性、歷史性、過程性。所以新自由主義和新左派的關系從理論上講并不是截然對立的，因為新左派關注的文化特殊性問題同樣在新自由主義視野之內。哈貝馬斯就曾經論述過：“憲政的原則，只有當它們置身于由公民構成的民族的歷史情境之中，從而與公民的動機和意圖建立聯系，才會在社會實踐中具有形式，并成為動態理解的建立自由的人和平等的人的聯合體這個謀劃的推動力量。”(轉引自《從自由主義到后自由主義》應奇著，三聯書店2003年5月版)。

　　艾未未在前不久網上采訪中說：“對自由的主張很大一部分在于為自由而進行的斗爭，而不僅僅把它作為一個目標。我覺得奮斗的過程本是生命的真正價值所在。”為自由而奮斗，這正是八五新潮美術的先鋒精神和批判意識。當代藝術對于尚未建立起公民社會的中國歷史而言，從觀念到形式、從思路到審美，始終具有普世的啟蒙作用和精神的解放作用。

　　第二個方面：

　　八五新潮美術從一開始就是來自民間的自發的文化運動，這對于集權的中國官僚社會，其意義是顛覆性的也是開創性的。文化生長有其自然屬性，如非洲白蟻筑巢，數百萬只個體在沒有中心控制的情況下建造出數米高的土穴，其內部還有復雜的通道和通風系統。它們依靠的是研究者稱為“共識主動性”的合作過程，每個個體觀察彼此與環境互動的信息，然后自主確定自己的活動。文化的生成即類似于此，有其自發性和自治性，依靠的是民間社會自主的文化權利。對此文化權利的關注乃是新自由主義討論“市民社會”和“社群主義”的原因。中國文化之所以偉大，正在于歷史上中國民間社會的發達。從詩經采風制到“禮失求諸野”，從“身在魏闕心在江湖”到“達則兼濟窮則獨善”，從衣錦還鄉到落葉歸根，中國人最高和最終的價值訴求都在民間，集結于民間文化習俗和文化傳統所確立的宗土歷史信仰。面對列祖列宗、面對家鄉父老，中國人是最講良心、最講誠信、最講擔當也最講奉獻精神的人。

　　然而，這一歷史文化傳統卻在共產國際的外來影響下被徹底摧毀。“一切權利歸蘇維埃”的口號加上“把支部建在連上”的做法，從軍事、政治斗爭開始一直延伸至社會文化的各個領域和每一個角落。中國民間的宗法制度成為革命對象，鄉紳階層成為革命的敵人，民間宗教、民間習俗，甚至家庭觀念都必須移風易俗，“在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縱觀全世界，有各種政體的國家，但從來從沒有過如此徹底的破壞。前蘇聯曾經歷過斯大林極權時期，但民間東正教尚存，比如蘇斯達尼亞村，其教堂保留之完好至今讓人羨嘆；緬甸長期為軍政府所統治，但其民間生活并不受政治干擾，比如普干地區萬千佛塔的保護，就完全來自信徒的作為。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大陸這樣全面、深入地剝奪民間社會的文化權利。除了個別少數民族地區因其社會管理有所自治而得以多少保留傳統習俗和民間文化之外，其他地區特別是漢族地區早已失去民間社會及其文化生成機制而變得最沒有文化特點。我們口口聲聲說要振興中華文化，除了外來的政黨意識形態，大陸還有真正存活的中華文化嗎？也許日本有、韓國有、臺灣有，但中華文化誕生之地的大陸卻沒有。新左派強調現代化進程中的文化根基，不重建中國民間公民社會的文化權利，文化的差異性、特殊性以及所謂另類現代性何以生長？“中國特色”這話僅僅是說說就可以做到的嗎？它必須也只能在民間自由、自發、自主地生長出來。所以，中國必須致力建設有自治權利的民間公民社會，這正是新自由主義討論的核心問題之一。新左派種種言說，如果不以此為前提，不過是茍且偷生的借口和乞討生活的手段罷了。

　　建設民間公民社會的要義，一是教育二是法制，實質上是民間傳統社會漸進現代化的過程。用公民教育取代臣民教育，用現代法律制度改造傳統宗法制度，才是中國人和人際關系的真正現代化。這一過程絕非革命所能完成，也絕非一個政黨所能控制。還教育于民，還文化于民，還藝術于民，還社會權利于民間，才能真正實現新左派所向往的、在現代化進程中維護民族文化傳統延續性發展的愿望。如此看來，新自由主義和真正的新左派完全可以殊途而同歸。一個合理的社會，不僅要以個人自由優先權為前提，而且要有反對黨或反對派或公共輿論、公共媒體及獨立司法的監督，更進一步，還必須讓政府和民間分權分治并依法相互制約與相互促進。從這些共識出發，新左派和新自由主義或許有可能成為未來中國政治分野而又互補的思想基礎和理論準備。

　　從歷史脈絡來看，八五新潮美術不僅以重建民間藝術群體的方式挑戰一統天下的官方美協集權體制，而且接續早期前衛藝術對自我表現即個體價值的強調，再度改變當時鄉土繪畫重返官方集體主義的趨勢，真正開創了以個人自由為前提的現當代藝術創作。而個人自由優先的前提，正是現代社會合法性的基礎。

　　中國當代藝術的吊詭之處，在于官方尚能以開放姿態和利益誘惑瓦解民間。這是一個長期的博弈過程。以國家戰略和文化產業招安，可以奏效一時，但難以抵擋民間公民意識的增長及其相應的權利要求。再嚴厲的審查制度在面對互聯網和現代通訊時也將是如鯀防川，難以阻擋歷史潮流。國門一旦打開，就不可能再關上，中國社會結構的改變已成歷史必然趨勢。藝術家和批評家要做的事情，無非是以自己的工作推動歷史改變，為所處時代留下真正的、個人的、具有創造力和思維智慧的精神印記。對此徐冰有言：“如果你這個人沒有感覺，你對生活很滿足，或者你覺得生活中沒有問題，你這個人就不會有創造力。”(引自**藝術網文《創造力從哪來》)

　　在紀念八五新潮美術三十年之際，重溫勃勒東1930年在《超現實主義第二次宣言》中說過的話，也許不無益處：“我們反對任何一種溺于詩意之中的麻木不仁；反對以藝術為消遣；反對旁征博引式的探討；反對純粹的推理。同那些養精蓄銳、不肯動腦筋的人——不管他們表現得器量狹小還是氣勢恢弘——我們不愿有任何共同之點。任何背棄、任何逃跑、任何叛賣都不能阻止我們去結束這一套混賬制度。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迫使我們不得不將之拋在一邊的人，當他們獨處時便變得失魂落魄，只能采取最卑鄙的伎倆，以便在現有秩序的維護者那里重新得寵，而這些人都是竭力主張思想一律的。”

　　超現實主義曾經讓八五新潮美術的參加者受益匪淺，甚至是其中某些人藝術成功的基石。關鍵是成功之后如何作為和作為如何。時至今日，對中國當代藝術傷害最大的其實并非官方，也不是官方意識形態所轄的審查制度，而是不顧一切的藝術成功學。中國美術江湖有如梁山草寇，“要做官，殺人放火受招安，”只管圖名圖利。如此風氣昭示后人，當代藝術之人文理想、價值訴求和精神解放作用而今安在哉？

　　——北京霧霾正籠罩著許多已成功和想成功的藝術家，我們應該捫心自問的是：除了成功之外，當代藝術還能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