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春彥

謝春彥畫作《大禪》

　　謝春彥：

　　1941年生，山東東營人。曾為教師、記者、編輯、上海中國畫院畫師。主要從事中國畫、漫畫、文學作品插圖創作和美術評論。畫風獨特，有濃郁的文學氣息和幽默情趣，被評論界譽為“新文人畫”的代表人物之一。1980年以來曾多次應邀在美國、新加坡、德國、日本等國舉辦個人畫展和講學，2002年被美國舊金山市政府授予有特殊成就的藝術家稱號。出版有《謝春彥畫集》、《春彥點評錄》、《風流人物》、《淺草叢書》、《春彥三卷》、《春彥手癢》、《江南江北》、《謝春彥詩書畫》等。

　　謝春彥先生是一位妙人。在上海，書畫、評論、文學界都有他風趣的聲音。飯局上如有他在場，會增添幾分快意。他在《明報月刊》上寫了十年的專欄“吾師吾友”，是當代藝壇的世說新語。

　　謝春彥的父親生于山東省東營市廣饒縣大王鎮，17歲時逃婚到廣東，進黃埔軍校，參加廣州起義，后又到上海參加十九路軍抗日。謝春彥9歲時，父親要求轉業回老家。家鄉的田野、青紗帳、清貧樸野的民風，讓謝春彥流連，家里則幾乎到了常常斷炊的地步。肅反擴大化時，父親被抓，外祖母托人把謝春彥帶到上海。謝春彥在上海有寄人籬下之感，課余常去逛舊書鋪：“上海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舊刊物很便宜，老的《萬象》是柯靈他們主編的。這些東西對我還是蠻有影響的，因為這里不但有詩文，也有很多畫，而三四十年代的一些畫是蠻有活力的。我后來認識的老師輩，像葉淺予老師的畫對我有深刻的影響。學者、黃賓虹研究專家王中秀先生是我初中班上最要好的哥們，我們曾在舊書鋪里以少年之身于故紙堆中，最初驚艷于他老人家無處可賣的"黑"。”

　　1957年，謝春彥在徐匯中學讀完初中，考入上海行知藝術師范學校(后歸入上海第一師范學校)。學校師資相當雄厚，謝春彥回憶：“當時上海美術界最大的右派俞云階先生，我的好朋友陳逸飛是他的學生。他的夫人朱懷新也是非常優秀的油畫家，在那里教我，還有其他老師，是徐悲鴻、潘天壽、林風眠、劉海粟早期的學生。在那三年當中，我也熱愛文學，但主要愛好傾向于美術。”謝春彥開始向報社投稿，發表漫畫。他記得最高的稿費是在《解放日報》發表的一張漫畫，拿到14元，當時看來是大數目。“吳湖帆等老國畫家生活很艱難，美術家協會為了救濟他們，讓他們畫扇面，畫一把扇面的價錢是兩毛五分，交上去，審查的人說畫得不好，還要賠扇面的錢。這些扇面現在如果拍賣的話，像吳湖帆的作品，最少幾十萬元一把。我們小孩子拿到十幾塊錢的稿費就不得了啦。而且，那些老畫家幾乎沒有資格沒有機會在報上發表作品。”

　　1960年，謝春彥畢業后到閘北教書，還想考美術院校，但出身不好，只好讀了兩年“紅專學院”。由于生性熱情，謝春彥認識了很多老一輩畫家。上海中國畫院的黃幻吾是高劍父、高奇峰的學生，謝春彥跟他學了一段時間嶺南派，不能受用，終于棄逃。當年報社、出版社是美術創作的重要舞臺。謝春彥是幾家報社的通訊員，認識了畫家劉旦宅、戴敦邦、陳逸飛，一起被組織到《解放日報》、《文匯報》搞專欄、創作。

　　1980年，上海組建《文學報》，謝春彥受調去當美術編輯，認識了很多文學界的朋友，像上海的陳村、白樺、王小鷹、王安憶、陸星兒、程乃珊，北京的王蒙、劉紹棠、蘇叔陽。謝春彥畫了很多文學作品的插圖。他說：“文學作品的插圖近二十年來不被重視，大概有兩個原因，第一，出版社印小說或詩歌，畫插圖會增加成本。第二，畫文學作品的插圖要比畫商品畫難一點，報酬卻相當可憐。我畫得非常多，也比較有興趣。劉紹棠、王蒙、錢文忠、易中天、陳村、卡夫卡等我都畫過。我不在乎稿費，因為文學作品無論從構思還是技巧上都有很大的挑戰性，不容易畫好。”

　　在《文學報》待了十年后，謝春彥到了上海中國畫院。回顧工作經歷，謝春彥自嘲基本上是不務正業。“我也徒增老大，沒有什么成就，做的事倒是比較多，除了畫畫，還寫文章。上海美術評論比較薄弱，因此我就寫得比較多，有時候也寫詩。但是我沒有嚴格的傳統文化訓練，我們應該學知識的時候就碰到了"文化大革命"，知識系統是比較混亂的，所受的文化營養比較雜，所以就成了一個雜亂家。”

　　謝春彥是文化界的熱心人，一向興致很高，但近來有點失望。他和何滿子是忘年交，何滿子去世前幾年，謝春彥總愛去看他，“他到了后來也不大有興致，因為寫得比較尖銳，有的文章也發不出來。我寫那些狗屁詩、那些評論，畫那些畫，但最近有點悲觀，有什么用呢?現在的書畫界非常熱鬧，弄名弄利，好像不是我的追求。我現在對書畫沒什么好談，大部分的人已經墮落為勢利小人。倒過來想，也不能太感失望，人活著還是要做一點事情，可能隨著年齡的增長，對社會還是要有一點責任感。我有我的圈子。”

　　1949年前的海上畫壇：自由，自由！

　　記者：你和那些老先生的交往很多，如何評論1949年以前熱鬧的海上畫壇?

　　謝春彥：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上海是非常熱鬧的。我關系非常密切的老一輩，比如說劉海粟、葉淺予、張樂平、豐子愷、華君武、丁聰、黃永玉，都是那時候成長的，當年所謂的海派文化非常發達。我也覺得很奇怪，30年代的時候，像張正宇、張光宇、葉淺予，很年輕，都沒有正規的美術訓練，也沒有直接到西方留過學，所達到的藝術水準，既當代又非常具有中國民族的特點，幾乎一下子就成熟了。比如葉淺予先生的速寫，完全可以拿到國際上跟外國人打擂臺的，不輸給任何外國人的，這是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的文化藝術現象。有一個時期我還是非常熱心，大概是有點狂妄，我曾經想做一套書：百年以來海派藝術，找100個人，把美術的眼光擴大一點。現在提到海派，上海有很多人眼光短小，只是看到自己鼻子底下，吳昌碩、任伯年開始，下面就是“三吳一馮”(即吳湖帆、吳待秋、吳華源、馮超然四位畫家)，再下面就是他們這些哥們。其實海派美術是非常寬泛的，我想過做這么一套書，就像大都會博物館那樣10塊美金一本，做得很精致，很嚴謹，也很通俗。但是我仔細想想，現在書畫界弄得非常浮躁，我已經算是很浮躁了，沒有弄成。大道難問，小道難芳，個人的力量是弄不過時流的呀!

　　記者：為什么三四十年代海派藝術會那么繁榮，出了那么多人才?

　　謝春彥：我跟葉淺予先生討論過，海派最核心的特點是什么?葉淺予先生認為是自由。自生自滅，沒有人管你。從漫畫這一塊來講，中國漫畫史上的大漫畫家基本上就是從20年代開始到三四十年代在上海發祥的，他們沒有受過什么正規教育，因為漫畫也沒有什么地方可以受到專業的訓練。但是從清末，中國現當代的漫畫的概念形成了，應該說在三四十年代一下子就成熟了，而且像靈光閃現一樣，后來就走下坡路。藝術也很奇怪，跟學問有關系，但是有時候不是書讀得多，有那種基礎就能創作出好東西。30年代，漫畫這個圈子，張光宇、張正宇、葉淺予，稍后一點的張樂平、華君武，每個人的風格都不一樣。

　　記者：有人問西南聯大的校友為什么能培養那么多人才?校友也說：自由。

　　謝春彥：首先是沒有限制。當然那個時候也有一個特點，那些海派人物年輕，自己沒有負擔，而且有一種激情。這種激情和他們本身對藝術的天賦撞擊起來就形成了非常燦爛、不可重復的海派文化。一個文藝的門類，在開始的時候，本身有很多難以替代的東西，促使它能夠達到一種境界。我受葉淺予先生、豐子愷先生、林風眠先生和齊白石的影響最大。

　　葉淺予先生的成就有三個板塊，一個是漫畫，他的《王先生》是中國漫畫的經典，但是他創作《王先生》的時候只是一個20多歲的小青年，也沒有范本可以去照本宣科，所反映的社會現實就是他當時生活周圍的事情。后來，他就畫速寫，一直到他去世前，幾十年沒有斷過速寫，最后兩年不大畫了。我每年都到他的老家桐廬，陪他一個時期。我看到就問：葉老師，好像最近一兩年你不大畫速寫了。他一輩子，除了“文革”期間被關起來，幾乎沒有斷過速寫。他后來跟我講：速寫直接跟生活有關系，把生活很迅速地表達在紙上，使繪畫總是有一種新鮮感。但是他說，速寫反過來也限制了創作，后來我慢慢體會到了。速寫在認識生活、表現生活、記錄生活的同時，可能也會反過來成為一種束縛。寫生和速寫對于中國畫似乎是必需的，但以山水而論，最高級的階段恐怕就不一定了。

　　以拍賣行價錢量化書畫好壞

　　記者：豐子愷先生是文章也好，畫也好。

　　謝春彥：人品也好。那個時候我大概20歲出頭，去拜訪他，他跟我說了一句話：畫，總要有點畫外的意思。我一直記住，對我的創作影響很大。如果一張畫只是涂抹的畫，沒有創作的意義，對于創作的人或者欣賞的人來講，我覺得沒有意思。畫畫的人心里儲存的東西多而深的話，他的畫對別人的感染力可能會大一點。

　　嘉德拍賣行剛剛成立，有一次在上海展覽拍賣作品，王雁南請我去看。正好有三個人的畫放在一起，都是小的。第一張是老畫家程十發的一張扇面，畫一個鐘馗蹲在地上，畫得好極了，非常工致，非常古雅，顏色也非常好，我看了以后非常佩服。再看下面一張，是齊白石的，一張小品，非常簡單，寥寥幾筆，一看這張齊白石的，勝過那一張。那一張非常工致的畫，在齊白石的寥寥幾筆的小品前面有一點沉不住。第三張是豐子愷的，豐子愷畫得比齊白石的還要簡單。因為從小就喜歡豐子愷，我就未免愛其藝也愛其人，我就替豐先生的作品有點擔心，這樣跟齊白石比是不是會被比下去，我看了一會，沒有比下去。我想起了幾十年前，豐子愷先生跟我講過的那一句話。

　　這一點，我長期以來努力地這樣去做，做不做得到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對我來講是一種重要的藝術營養。我寧可畫一張有缺點，但是必須有特點的畫，而不要畫那種好像面面俱到、沒有特點、沒有意思的畫。現在書畫界，尤其是畫家，大部分都有迎合市場的需要，不斷地重復自己。我總覺得，我們現在看很多畫，畫面上給人的感覺是勢利、張狂。從前，畫家要具備各種修養，現在好像不是這樣。我自己當然也有很多這樣的缺點，但是現在書畫界，這個毛病實在是非常大，只是在努力迎合和滿足大小土豪低級層面的感官需要，內底骨子里俗和墮落。可惜這些人沒有自知之明，非幾十年的自省覺悟是改不了的。這可能跟社會、人們的追求都有關系。現在有一個詞：量化。這張畫的好壞，畫家要通過量化來確定價值，這個量化就是拍賣行的價錢，所以就有很多人不斷地炒作自己。壞風氣如糖如蜜，處在其中有名有利，肆行其道，成為司空見慣的習慣，習慣成自然，也就很容易墮入其中不大出得來。

　　記者：你這一代所經歷的政治運動，有沒有中斷文化藝術上的傳承?

　　謝春彥：在更高的意義來講，中國的文化是受了很多災難，包括“文化大革命”。類似于“文化大革命”的這種東西，在中國長期的封建歷史上也有不少，只是規模沒有這么大，沒有普及到最底層。“文化大革命”對中國文化進行了最大的摧殘，但是要全部打斷恐怕不是這么容易的事情。但是，現在的書畫市場弄得太亂了，遠的來講，根子跟人性當中不好的東西有關，近的來講，我想是“文革”的余毒，在這種經濟比較狂躁的狀況下，就更加肆無忌憚。但是，中國的道要斷掉，也是不可能的，總還是有題中之義的“曲折”要走。

　　文人畫中的道與術

　　記者：中國傳統有“文人畫”一說，現在又有人提出“新文人畫”。你認為文人畫的傳統有沒有斷?

　　謝春彥：中國長期的封建社會，有一個特點，學而優則仕，文人一定要經過科舉，為皇家所用，才能夠實現政治抱負。中國從前是開科取士，這些文人首先有很高的文學修養，字要寫得好。從前有王羲之，蘇黃米蔡，那個時候沒有書法家協會，現在有書法家協會，也弄成一個官樣的組織，大家都爭著去做主席、副主席，書法被鬧騰到這樣一個程度。也許說明我年齡慢慢大起來，可能真的落伍了，但是，我還是不愿意加入這個圈子里去。

　　很久以前，王蒙也喜歡寫舊體詩。在一家學術刊物，我們開辟了一個專欄，叫“王詩謝畫”，王蒙的詩，我的畫。宗璞就寫了一篇關于“王詩謝畫”的文章，她講到蠻喜歡“王詩謝畫”里我的插圖。宗璞講：謝春彥先生，文化傳統常常是因為愛好而流傳下來。我想想也有點道理，你不喜歡一種東西，不可能下功夫，也不可能被傳播開來，一定是有愛好才流傳得下來，愛好是非常重要的延續的橋梁。

　　記者：愛好很重要，但很多人現在把藝術品變成商品了。

　　謝春彥：當然，在這樣一個社會當中，書法也好，繪畫作品也好，要跟商品沒有關系也是不現實的。首先，你要吃飯，養家糊口。我也是靠這個在吃飯，不過稍微干凈一點而已。繪畫有經濟價值和文化藝術價值，甚而有教化道德價值。據說，這些年來成立了很多美術院校，北京有一個朋友跟我講，估計每年美術院校畢業的學生有一二十萬，辦學商業化。中國要不要這么多的畫家、書法家?如果要的話，要什么樣層面上的書畫家?

　　記者：繪畫是一種形象藝術，你認為思想重不重要?

　　謝春彥：實際上這是從前講的道和術的問題。文人畫可能是道的成分多一點，但是長期下來，也形成了自己的術。雖然它和所謂以術為主的畫家的畫不同，但是，它的道和術結合得是比較完善的。比如說，書法里面有書法家的字和學問家的字。像王元化先生也寫毛筆字，他不是為了寫字而寫字，所以，在他的字里面，道的影響就會比較多一點。比如說何滿子先生，他從來不把自己當作詩人，也不把自己當作書法家。我給他編的集子，他不讓稱書法，只叫“自寫”。滿子先生很有意思，他在書法以外的道的層面的東西更多一點，也會更感動人一點。他每次寫字—他沒有桌子，寫大的字，要把吃飯的桌子撐開來—我很尊敬他。我曾經給他辦過一次書法展，寫他自己的詩。現在大部分的書法家變成了抄書匠，抄書匠缺少一種道，也削弱了術，這些抄書匠還不如從前敦煌抄經的那些匠人，誠懇虔誠敬業。

　　中國書畫不要輕易搞“國際接軌”

　　記者：西方繪畫傳入中國以后，對中國的傳統繪畫產生了很大的沖擊，也影響了中國畫的風格。近三十年來，當代藝術對中國藝術界有無沖擊，有無改變藝術界面貌?

　　謝春彥：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相對來說，文藝創作那種禁錮的東西打破了不少，這對中國畫、傳統的藝術有推進作用。開始，西方的表現形式，包括當代藝術對中國畫也有一些影響，但是慢慢就會發覺，中國書畫這幾年又倒退回來了，所謂的更重視傳統了。在中國畫這個圈子里，可能經濟發展了，賣得貴了，反而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民族主義傾向，就是自大地覺得中國的好，實際上這種傾向也很浮躁，對傳統文化研究也不深入。大不及高，下不入微。我們是中國人，不能講祖宗不好，但是傳統里有好的東西，也有不好的東西。或者說是時代在前進，它跟時代距離太遠了。

　　前一陣子《富春山居圖》很熱，但我們總不能只拿這一種模式。我們也回不到《富春山居圖》的那個時代，那個東西一定要在特定的條件下產生。我們總要前進。1960年代初，呂鳳子寫過一本很薄的書，叫《中國畫法研究》。呂鳳子先生對中國文化有很深入的研究，不但從畫論而且從哲學角度來探討中國畫。他認為西方的東西進來以后，會有新的面貌。開始的時候外國的東西可以進來了，不禁錮了，就弄了一些比較幼稚的、浮面的，比如說把太極圖都弄到畫面上去，比較生硬。這種東西，現在看，也是自然生態發展的一個階段，但后來沉靜下來想一想，太膚淺了。

　　中國畫和西洋畫，從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的表現來講，有很多共同的東西，都是地球村的人。但是每個民族的文化還是有自己的特點，所以現在就慢慢地走回來。從前對黃賓虹的那種“黑”不理解，現在黃賓虹的畫炒得貴了，又來標榜黃賓虹，但這種就不誠懇，不是真正從藝術的角度來弄，就弄成了一些偽民族主義。

　　崔如琢先生主張民族的基因是改變不了的，但營養是可以吸取的。現在中國畫賣得貴了，弄成天下第一，還是物質量化所產生的毛病。在這一百年當中，風風雨雨，我們有很多過于激進，過于急躁，過于膚淺的東西，我自己身上也非常明顯。要把自己的文化藝術做得好一點的話，必須從根子上深入下去，還是要像魯迅那樣能夠解剖自己，對自己了解深入，才知道自己將來要往哪個方向走。所以，我對現在的中國畫是比較失望，但是想想從歷史上來講，幾十年算什么?慢慢地會好一點，還是應該像魯迅早期，相信社會總是會進步，年輕人總會比老人過得好一點，希望如此。我也希望能夠從這個圈子里走出來，走出我自己。

　　在民族文化上，不要輕率地搞形式主義的“與國際接軌”，你的主體呢?中西學體用的問題爭了一個多世紀，結論到底是什么呢!過河摸石頭也要有主體意識才行。偽傳統、偽民族主義、江湖、二毛子恐怕要不得。影視圈的辮子戲大行其道，雷人抗日劇的胡作，不能不承認對國民和文化的精神敗壞。希望清風對之有所肅清。實現“中國夢”，文化和精神真是個緊要點!

　　記者：未來的中國畫有沒有可能出現新的氣象?

　　謝春彥：我相信民族不死，傳統也不會斷絕，因為每個朝代都有戰爭，朝代更替，總會產生一種新的文化形式。我們也在這個大規律當中。我看歷史書，大概我們這個社會比任何一個歷史時期更浮躁。中國的書畫由于不健康不規范市場的需要和擺弄，這么狂亂，雅正何在?教化何在?良心何在?良知何在?在這種意義來講，中國的書畫遇到了最好的時候，也到了最危險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