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粉碎帝國主義的戰爭陰謀，為建設我們和平幸福的生活而奮勇前進！》 宣傳畫 作者未詳 約1950-1952年

　　② 俞啟雄 《警惕美國強盜破壞我們的幸福生活》 新年畫 約1951年

　　③ 鄧澍 《保衛世界和平簽名》 新年畫 1950年

　　④ 葉善綠 《人人防疫，粉碎美帝國主義的細菌戰！》 宣傳畫 1952年人民美術出版社

　　宣傳畫作為社會動員的最有效工具，體現著國家意志的發生、貫徹和變化。1950年代初期，與土改宣傳畫在此期的發展幾乎同時出現的是以抗美援朝為主題的宣傳畫。在面向農村的抗美援朝宣傳畫中，清匪反霸、踴躍參軍、生產糧食支援前方、保衛農民在土改后的幸福新生活等題材成為有別于城市宣傳畫的主題。

　　李公明

　　1950年代初期的抗美援朝對中國政治發展的根本性影響帶有眾多的轉折性質，已有不少學者對從鎮反運動開始，向蘇聯一邊倒的外交路線、以反美為核心的意識形態改造等方面進行了論述。如果從社會心態史的角度研究從1949年10月到1954年9月第一次全國人大召開期間發生的巨大變化，更能感受到從短暫的精神蜜月到強硬的國家意志之間的急速轉換。但是，過去的研究較多關注的是發生在所謂的精英階層(知識分子、資本家、原有的社會公職人員等)中的“適應環境變遷的文化過程”，而相對忽略了這一過程同樣在農村地區發生。

　　宣傳畫作為社會動員的最有效工具，體現著國家意志的發生、貫徹和變化。1950年代初期，與土改宣傳畫在此期間的發展幾乎同時出現的是以抗美援朝為主題的宣傳畫，而且在農村宣傳畫中這兩者之間也有著緊密聯系。一般來說，抗美援朝宣傳畫的主要面向中心是城鎮，各種創作、展出活動大都在城市舉行，通常的主題是保衛和平、美帝必敗等，形成了宣傳畫創作的小高潮。而在面向農村的抗美援朝宣傳畫中，清匪反霸、踴躍參軍、生產糧食支援前方、保衛農民在土改后的幸福新生活等題材成為有別于城市宣傳畫的主題。

　　題為《粉碎帝國主義的戰爭陰謀，為建設我們和平幸福的生活而奮勇前進！》的宣傳畫以游行隊列的方式把工人與農民進行了先后的排列，突出了農民緊跟工人階級向前進的整體性。農民的群體形象塑造是農村宣傳畫創作中的重要問題，從性別選擇到地域色彩到人物服飾等等，需要在創作實踐中迅速建立一套完整的圖式語言。這幅宣傳畫強調的是整體前進的宏大氣勢，五星紅旗與和平鴿成為同類題材中最常見的象征性元素。

　　中央美術學院專門編輯、出版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宣傳畫選集》(1951年)，其《編輯例言》指出：“宣傳畫(或名政治招貼畫)需要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藝術性。作者不但要正確地反映現實，而且要展望人民的明天，指示應走的道路，來及時地啟發和鼓舞人民作推進現實的努力。因此宣傳畫是最具群眾性的戰斗的造型藝術”，充分反映出對宣傳畫的政治功能的準確認識。對于抗美援朝宣傳畫創作的意義，江豐在1954年的美術工作報告中進行了這樣的概括：“在抗美援朝運動中美術家運用了政治諷刺畫和政治宣傳畫等戰斗的武器，及時地揭發了美國侵略者的陰謀，無情地打擊了美國侵略者的罪惡行為。這些作品其所以成為支援人民志愿軍的正義行動的奇跡力量，就因為它對廣大人民群眾進行了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的教育。……美術家在這一次規模宏大的創作實踐中不只提高了人民群眾的政治覺悟，推動了抗美援朝運動，推動了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而且也提高了美術家的思想水平和藝術水平。直到今天，許多抗美援朝歷史階段中出現的美術作品，仍能受到廣大人民的珍視和熱愛。”(轉見北京畫院編《20世紀北京繪畫史》，第226頁，人民美術出版社，2007年9月)從這里也可以看到，土改宣傳畫與抗美援朝宣傳畫在政治性方面有著高度一致的功能特征。

　　在農村抗美援朝宣傳畫中，葉善綠創作的《人人防疫，粉碎美帝國主義的細菌戰！》(1952年)是頗為獨特的，并且影響較大。當時據稱美帝國主義要對中國發動細菌戰，也有當時的宣傳材料稱美帝已經向中國內地空投細菌，實際上的情況是各地有多種傳染病疫情流行，于是在全國開展的愛國衛生運動與反美宣傳緊密相連。從1950年到1952年，宣傳部門組織創作了一批以衛生、防疫為主題的宣傳畫、年畫以及連環畫，發行數量也十分可觀。葉善綠創作的《人人防疫，粉碎美帝國主義的細菌戰！》、沙更思的《打死一只蒼蠅，就是消滅一個敵人》(1952年)、張松鶴的《保衛孩子，堅決粉碎美帝細菌戰》(1952年)都是把反對美帝與防疫結合起來的具有高度政治性的宣傳畫。

　　在葉善綠的這幅作品中，非常突出的人物是一位中國青年農民的典型形象，尤其是他叉腰挽袖的動態和極為結實健壯的手臂肌肉。很明顯的是，作者通過對這個農民形象的身體語言的強有力的塑造，表現的思想內涵遠超出了衛生防疫的主題；我認為甚至也超出了粉碎美帝細菌戰的主題，而是同時表現了在新政權下的農民形象的力量感。通過聚焦于身體的力量與強化，農民形象獲得的一種整體的力量感，成為政治性主題的一種身體儀式。在日后的反帝、反修、大批判等等政治性主題圖像中，農民圖像中的身體力量總是會得到強有力的表現，成為農民圖像的革命美學中的一項強有力因素。在藝術手法上，該畫以工筆重彩人物的筆法進行描繪，造型準確，筆力謹嚴，尤其是對這位青年農民的形象的塑造下了很大功夫。

　　俞啟雄創作的新年畫《警惕美國強盜破壞我們的幸福生活》(約1951年)也是以單張印刷的形式發行，與宣傳畫具有同樣的功能。該畫的主題與土改有著更密切的聯系，有意思的是作者的這種構思：以扶老攜幼的農民圍著觀看一幅彩色的大型抗美援朝漫畫為中心，而背后的農居和農民的服裝、形象等都力圖說明在土改以后農民已經開始過上幸福生活了；也就是說，蜜月的幸福是需要保衛的，要警惕被敵人破壞。這與“憶苦思甜”有不同的基本面向，雖然與古人的“居安思危”有類似的倫理道德訓誡，但是核心價值卻是反倫理的鏡頭與仇恨的國家意志訓誡。另外很有意思的是，通過畫中的農民所觀看的漫畫所表達的“警惕”主題只是它力圖傳達的第一層含義，同時更重要的是它把這種畫中的觀看作為一幅更完整的圖景呈現在觀眾面前，力圖傳達的第二層含義是農民必須“觀看”、必須接受“觀看”。就像從近代以來的中國新聞報刊圖像中就有觀看西洋鏡的圖像、在延安美術中有觀看宣傳畫的圖像一樣，被觀看的圖像與觀看本身都有著同等重要的意義。在農村宣傳畫中，這種敘事手法具有較大的吸引力。

　　與全國人民支援抗美援朝的公共政治活動相類似，但是在時間上更早一點的是各種“保衛世界和平”簽名，這是一項具有高度象征性的活動。1950年5月10日，全國美協響應中國保衛世界和平大會委員會的號召，發動全國美術工作者以“響應世界保護和平大會禁用原子武器的宣言”為主題，進行愛國主義的藝術創作，廣泛宣傳和平簽名運動。(見《人民美術》1950年第3期)

　　鄧澍在該年創作的《保衛世界和平簽名》(1950年)描繪在農村中的和平簽名活動，從主題上看并沒有什么獨特之處，但是在藝術上卻以這一場面展示出農民的新生活與新形象，尤其是在形象的刻畫上取得了較大的成績。這是蜜月期中的國家意志的溫和訓誡，從農民的文化心理結構層面上看，未始沒有一種世界關懷的精神感召。但是，在這種語境中的“簽名”作為一種社會動員的工具，把個體行為與數據指標緊密結合起來，成為農民政治表態的日常操練。該作品于1952年9月獲得由文化部頒發的新年畫創作一等獎。(據《20世紀北京繪畫史》217頁)

　　雷正民創作的《慰問志愿軍！》(1951年，見中央美院研究部編《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宣傳畫選集》第25頁，人民美術出版社1951年9月)表現的是農村抗美援朝宣傳畫中最常見的主題之一。“慰問”是感恩倫理的自然發展，在20世紀中國政治語境中也是順從、貢獻、犧牲等革命倫理的一種感情表達。在農村的抗美援朝宣傳運動中，征產、多繳公糧、捐款、捐糧食等通常會被看作農民覺悟提高的重要表現，如《人民日報》報道“新鄉縣農村掀起了抗美援朝運動”中提到，該縣“捐款總數已達五千余萬元。四區楊興村一個村就捐了人民幣七十八萬四千元，小米二百二十一斤，小麥二百九十四斤，玉子二百八十八斤，棉花五十五斤。”(郝明甫，1951年3月23日)這幅畫以鮮明的形象突出了這個主題，表現了國家意志與個人意志的完美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