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海天旭日硯 長14.8cm

宋代抄手澄泥硯 長16.4cm

　　明代高濂所著《遵生八箋》中說：“硯為文房最要之具。”自古以來，文人士大夫將精神追求寄托于文房之中，北宋詩人蘇舜欽就說：“筆硯精良，人生一樂。”這不僅是為了能把字寫好，更是一種精神享受。

　　由于現代人書寫習慣的改變，不再用硯臺，對硯臺的重視程度也大為下降。多年來古硯的價格一直不高，近兩年才有抬頭之勢，就連新的上等端硯歙硯的原材料也能賣出高價。也正因為喜歡硯臺的人較少，硯臺保存相對容易，而且在古代也是文人必備之物，因此在古玩市場上古硯真品存世相對多些，也為收藏硯臺留有了一定空間。

元代宋坑魚紋端硯 長17.1cm

　　文房之樂樂無邊

　　文房乃文人讀書寫字的房間，也是精神寄托的空間，和如今我們所說的書房不是一個概念。古人的文房可大可小，一般有錢人家的文房往往比較寬敞。首先一個牌匾，有自己或名人題寫的齋號；屋內是一張大案，文房諸具整齊擺放；旁邊有小桌和一對椅子，品茶之用；然后是一個書柜，擺上幾套常看的古籍；還有一個講究的香幾擺個香爐，墻上掛著古琴和名人字畫，僅此而已。講究的文房往往顯得整潔，甚至空蕩，家具不能多，書籍也不多放。至于藏書和古玩，都有專門的庫房收存，不能堆放在文房之中，不然會顯得粗俗膚淺。

　　文人可以在文房內獨自焚香讀書，也能給遠方故友寫詩寄情，或是和好友切磋琴藝，還能暢論古今針砭時弊，更有冥想思考以探究環宇之妙。文房不僅是文人訓練和展示文人技藝的場所，更是延伸文人精神的空間。

　　我們現在所謂的“文人”，其概念是從五代到北宋形成的，文房器具開始出現更多的藝術化器物。那么，什么樣的人是文人呢？或者反過來說，文人需具備哪些條件呢？

　　古人所謂“六藝”對后世文人的影響不小，所謂“禮、樂、射、御、書、數”，此標準要求人們“文武雙全”，還得有“經世治國”的本事。后來人們提升“文”的分量，不大提“武”的事了。竊以為文人要具備“品德高尚、學識淵博、技藝高超、高雅脫俗”這四個特點，待我逐一說來。

　　第一，文人要品德高尚，于平時生活能禮賢下士、中庸仁愛；于天下蒼生能仗義執言、殞身不恤。一個唯利是圖、表里不一的人，是不能成為真正文人的；第二，傳統文人需要通曉四書五經和相關著作，以及儒釋道三家理論，對二十四史和古文典籍要有深入研究，既能引經據典，又能即興賦詩；第三，對于文人必備的技藝，也需要長期練習，比如彈奏古琴、下圍棋、書畫篆刻、鑒別古玩，以及焚香、品茶、園藝等等；第四，文人是高雅脫俗的，這并非不能講市井笑話，并非不能喝酒劃拳，而是說精神之意趣不能從俗，要有自己獨立的美學追求和獨到見解。

　　文房之樂趣并非僅僅是精神上的，收藏文房清玩也是物質上的一大樂事。文房清玩不僅有筆墨紙硯，更被歷代名人分門別類。明代初期曹昭的《格古要論》將文房清玩分為13類，而明末文化興盛，屠隆的《考槃余事》開列了45種之多。如今我們收藏的文房清玩主要有：古琴、寶劍、硯臺、印章、印盒、硯屏、硯山、水丞、水注、筆洗、筆舔、古墨、墨盒、墨床、毛筆、古紙、筆筒、筆架、鎮紙、臂擱、青銅器、香爐、佛像、奇石、碑帖，還有古玉可以用來把玩，也可以用來做鎮紙。宋朝是文人風氣肇始之時，也是興盛之時，因此宋朝的文房清玩人們格外喜歡。

明代子石端硯 長15.5cm

　　幾個硯臺收藏家的故事

　　自古以來愛硯之文人數不勝數，有幾個小故事不妨說來與大伙分享。

　　宋代大書法家米芾愛硯愛石如命，曾見到巨石躬身下拜，稱之為兄，更是提出了奇石收藏的“瘦皺透漏”的“相石四法”。對于硯臺，米芾不光收藏，更是加以研究。一次，宋徽宗讓米芾寫字，米芾寫完后大膽向皇帝索要硯臺，說硯臺他用了，皇帝不該再用。皇帝應允后，米芾抱著硯臺揣進懷里，弄得一身墨汁也無所謂。這個故事的真假自然難以考證，但“米癲”的雅號更加活靈活現。米芾對各種硯臺的產地、色澤、細潤、工藝都作了論述，并著有《硯史》一書，為后人留下了寶貴的經驗。宋代四大書法家“蘇、黃、米、蔡”，米芾的書法水平要高過其他三人，其“刷字”也并非用刷子刷的意思，而是說有如刷出來的字一樣，又飄逸又有力。就連明代大書法家董其昌也說米芾的水平高過蘇東坡。天天寫字的書法家，怎么能不愛硯如命呢？

　　米芾畢竟離得太遠，而民國大總統徐世昌的弟弟徐世章的藏硯故事就更真實了。徐氏兄弟都喜歡收藏硯臺，哥哥起步早，新舊硯臺都收，弟弟則后來居上，每以昂值索古硯。哥哥收到硯臺總愛題刻一番，而弟弟則絕少題刻，盡量保持硯臺原樣。徐世章后將所藏古物悉數捐獻天津博物館，由此讓天津博物館成了收藏硯臺的著名博物館。徐世章平時生活節儉，可是藏硯的時候不惜重金，只要讓他盯上了，多貴都買，曾經有用等重黃金購買硯臺的傳奇故事，甚至有的硯臺可以換一個大宅院，這無論在當時還是現在來說，都是難以想象的。每當收藏到好硯臺，徐世章都會把硯臺送到北京琉璃廠，請高手制作紅木硯盒，并考證其傳承出處附于硯盒之內，留下寶貴的文化財富。由于徐世章高價藏硯的名聲太盛，有狡猾的古董商就找來優質古硯，然后銘刻名人題記，再配上好的裝飾木盒，偶爾也騙過徐世章的法眼，因此一些徐世章藏硯上的題刻有的仍有爭議。

　　還有一個硯臺也有一段故事，這個就是我在首都博物館做志愿者的時候發現的。在首都博物館以前的文房展廳，有一方綠色石頭的硯臺，清代文人紀曉嵐曾收藏過，紀曉嵐說這是“端溪綠石上品”。硯臺后被康生所得，康生在硯面上銘刻文字，譏諷紀曉嵐，說紀曉嵐還號稱硯臺收藏家，連洮河石都不認識，遂將此硯定為洮河石，至今標牌的說明寫的也是洮河石。我反復觀看此硯臺，覺得是康生錯了，紀曉嵐對了。因為從外觀來看，此硯并無洮河石的特征，表面粗糙程度不夠洮河石光滑，硬度也似乎不夠，更沒有洮河石常有的黑色紋理，怎么看都應該是綠端。 其實收藏就是一個不斷學習的過程，就算錯上一兩次，也在所難免，要是對了，也不必譏笑他人，比如康生，反倒誤人子弟，還得落下笑柄。

　　在上世紀80年代，日本人收藏了不少中國的好硯臺，那時硯臺被當做廢物，往往幾塊錢就可買到上好的硯臺。日本人愛好文房清玩，蜂擁至中國搶購文房珍品，硯臺自然是被作為重點項目，大量搜購，致使目前日本有不少精品古硯。而如今一些拍賣場上從日本回流的中國古硯，很多都是上世紀80年代流出的。

清代蝙蝠金星歙硯 長14.7cm

　　藏硯需從硯史與材質入手

　　我開始收藏硯臺非常偶然，是前幾年一個相熟的山西古玩商販非要搭著賣給我一摞硯臺，8個硯臺100元，黑乎乎，臟兮兮。我不想要，可他非要賣給我：“兄弟幫幫忙吧，背回去實在太沉了。”我把硯臺拿回家洗刷干凈，查閱了一下資料，竟然發現3塊上好的明清時期端硯。

　　要收藏硯臺，需要了解硯臺的歷史和各個時期的造型特點，同時還要區分各種硯臺材質和加工工藝，有時候一個地方沒認識清楚，就會使硯臺的時代和價值判斷出現巨大差別。

　　在仰韶文化的彩陶上，各種墨跡花紋明顯是毛筆繪畫出來的，因此人們有理由相信在那個時期就有了毛筆和研磨器。早在漢代，就出現了雕刻精美的硯臺，有三足硯，有平板硯；晉代則有磚硯和多足瓷硯等；隋唐時期，各種材質的硯臺層出不窮，端硯、歙硯、洮河硯和澄泥硯成為名品，后來記載的所謂唐代紅絲石硯，實際上是子虛烏有，因為無論出土還是傳世，都沒有發現，可能是明代人杜撰的；宋元時期，硯臺多為石質和澄泥，風格簡潔流暢，注重實用功能，沿襲了唐代風格；明清時期，硯臺裝飾性大大增強，以符合文人的喜好，比如玉質硯臺更多的是專為收藏所做。

　　漢唐硯臺存世較少，一些宋元時期硯臺又難以識別，很幸運地在舊書攤找到一本《古硯拾零》，作者是著名碑帖鑒定家王靖憲先生。王老對古硯的斷代和分類極為精通，小小一本《古硯拾零》竟然解決了多本大部頭硯臺書籍所不能解決的古硯斷代問題。通讀此書之后，我輕而易舉地在地攤上買到幾塊唐宋古硯。

　　古硯的材質多種多樣，有端石、歙石、洮河石、澄泥、紅絲石、松花石、易水石、田橫石、賀蘭石、砣磯石、菊花石、和田玉、瓦當、仿古瓦、漆沙硯、鐵硯、瓷硯、木硯等等。其中鐵硯、瓷硯和木硯不為普通人所重視，但是在古硯愛好者看來卻是不可多得的好東西。因為澄泥硯、端硯等石材會微微掉色，所以磨朱砂用瓷硯、漢白玉硯或者白端石硯。瓷硯既是瓷器藏品，又是上好硯臺，具備雙重收藏價值，同時燒造較少、易于損壞，存世量也比石頭硯臺少很多，因此瓷硯一直是藏硯之人的心愛之物。

　　好硯臺需要具備兩個優點：易發墨，不傷筆。古人磨墨不是那么容易的活兒，假如硯臺太光滑，加水磨半天也沒啥墨汁；假如硯臺太粗糙，墨倒是好磨了，可容易損傷毛筆。因此，最好的硯石材料就是端石，端硯也成為四大名硯之首。唐代李肇《國史補》中記載：“內丘白瓷甌，端溪紫石硯，天下無貴賤通用之。”說明在唐代端硯已經成為人們喜愛的商品，產量較大，銷售較廣。

　　人們常說的“四大名硯”指的是廣東端溪的端硯、安徽歙縣的歙硯、甘肅南部的洮河硯和山東的魯柘澄泥硯。另外，山東硯石眾多，又是孔孟之鄉，文化繁盛，因此人們對于山東出產的硯臺格外喜愛，也有將山東硯臺稱為“魯硯”一說。

　　名人題刻的古硯要當心

　　硯臺的鑒別有點“難者不會，會者不難”的意思，因為在對硯臺沒有概念的時候，就不知道硯臺的質地和年代特征，拿到一塊硯臺，只能感覺好看不好看，不會有更多認識。人們一旦通讀硯臺收藏的書籍，再收藏到幾個硯臺做標本之后，能很快了解古代硯臺的一些特征，具備一定的鑒別能力。加之新仿的硯臺和古硯在制作工藝上有比較大的區別，刀工特征和打磨痕跡都不一樣，同時古硯有很多自然的出土或者磨損痕跡，仿品往往做得不像。

　　更多的贗品硯臺并非新作之物，而是“老硯加新款”。一些造假者找來上好的明清端硯，配上紅木盒，略微做舊，然后銘刻名人題款，往往詩情畫意似有天然之趣，然而人們忽視了一個基本的常識，那就是古硯中有銘文的少之又少。

　　宋元之前的古硯就算偶有銘文，也大多是年號時間等等，并非文人趣味之作，而明清時期有大量文人手澤之印章，親刻之硯臺少之又少。因為印章石質綿軟，易于吃刀，而硯石堅硬得多，沒有經過長期練習很難雕刻。因此文人想送好友硯臺，還得事先寫好底稿，送交刻工雕刻，而刻工往往文化水平低，難以寫出一手好字。我個人的建議就是，別輕易購買有名人題刻的硯臺，有名人的銘文，就有很大的風險，尤其是價格高昂的時候。

　　我曾在一個著名硯臺收藏家的著作圖錄里，發現了一個贗品。此硯臺為長方端石素硯，硯背上分別有清代早中晚三個時期的名人題詩，在右上方、左上方和下方銘刻篆隸行三體詩句。首先我想，清代早期的人，怎么可能還想著為后來的人留地方，而將字擠在右上角呢？清中期的人也夠意思，留下整個下半部給后人題刻？雖然字體不同，但是仔細觀察，每筆的刀痕，從角度到深度到筆劃的粗細，均幾乎一樣，說明很有可能是一人偽刻而成了，甚至是知道了該藏家之愛好而專門給他定做的。

　　在當前很多雕刻作品中，老貨加新款是個普遍做法，更是發財之道。比如硯臺，明明在明清兩代大多作為工匠制作的實用商品銷售，很少刻款留名，但是如今經常看到名人題款的硯臺出現。一般來說，硯臺的名人署名標準器并不多，目前多數名人落款的硯臺都是老硯臺加新款——畢竟加了款價格至少就加了個零。就連愛好收藏的乾隆皇帝也沒少上當，他令人編輯的《西清古硯》里就有偽刻宋徽宗和蘇東坡名款的硯臺。

　　有人以為古硯一定滿是墨跡和污垢的，其實不然。古人用硯之后，都要清洗干凈，留有宿墨是邋遢的表現，好硯臺極少有舊墨污染。古代有錢的文人，往往有書童來做些準備和善后之事，比如裁紙、磨墨和洗筆硯都是書童的工作，文人動手只是因為想享受其中的雅趣。

　　研究古硯要更多地從實物和當代名家著作入手，萬不可以訛傳訛。比如所謂的澄泥硯的古代制作方法是將絹袋吊掛于汾河中，經年累月后，絹袋的細泥即是澄泥——這怎么可能呢？因為河水沖刷之后，最細膩的泥應當最先被沖走，留下的無非是比絹的空隙粗的沙子。上好的澄泥硯是由仔細篩出的細膩泥土經過成型燒制而成，由于質地堅硬緊致，常常被誤認為是石頭，這也需要更多的實物觀察才能掌握其中的質地特征。啟功先生說練習書法要破除迷信，看來收藏也是一樣的。

　　端硯在硯臺文化里地位最重要，大家要弄明白端硯的各種坑口和石品還是不容易的。端硯有幾十個礦坑，歷代開采，色澤表現各異，人們的鐘愛程度也不同，價格也自然高下有別。我曾對照兩個硯臺收藏大家的硯臺圖冊，幾乎一致的兩塊硯臺材料，一個名家說是麻子坑，一個名家說是宣德巖，把我徹底搞暈了。高端古硯收藏家往往只選擇名坑的端硯，對于石質不好的端硯棄之不理，而對于普通愛好者來說，這些東西反倒可以便宜買來敝帚自珍。

　　我更多地關注端石總體品質的好壞，比如端石有如紫緞、細膩柔和，哈氣生霧，敲之有木聲，此為上品，而顏色混沌、粗糙澀手、哈氣速干，敲之有金屬聲為下品。色如馬肝之殷紅端硯為宋坑，則較為好認。

　　至于端硯的石品，我是不大喜歡的。宋徽宗趙佶曾說：“端石如一段紫玉便佳，何必有眼。”那時候宋徽宗認為雜色都是石病，要純色才好。而后由于石商需要劃分端石質地檔次，制造出各種石品的稱呼，而這些石品經過文人的藝術化，成為人們追捧的石眼和斑紋——這和當代柳州紅水河觀賞石的情況類似，人們在短期內起了很多名字類別，聽說有所謂卷簾石者，竟按卷簾的層數交錢，一層一萬元，讓人難以理解。對于端硯來說，能利用雜色做巧雕固然可喜，假如僅僅是一塊沒名堂的雜色，就命名為珍貴石品，我個人還是難以贊同。

　　古硯目前存世尚多，而且有的精品硯臺并沒被古玩商販所認識，贗品也不像瓷器和玉器那么泛濫成災。同時由于硯臺重、價格低，很多古玩商販在收攤前都愿意低價處理掉所帶硯臺，免得再背回老家。這都為我們在贗品橫行的今天，在硯臺收藏上撿漏提供了一定的機會。

　　對于高檔次高品位的收藏家來說，收藏古硯應該瞄準名貴石料的精品，比如南宋歙石官硯、老坑端硯、名人遺物，這些硯臺存世也少，價格相對明清官窯瓷器來說連零頭都不到，但這些硯臺在當時的檔次和地位遠高于瓷器。相信在未來幾年，收藏市場經過整合淘汰，高檔次的藏品將越發珍貴，一些高檔古硯也會成為人們爭相追逐的珍寶，而一些普通的古硯，只要古雅可愛，無論價值高低，也能成為古玩愛好者的案頭愛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