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馬年。馬在中國文化中有著獨特的地位。中華民族的圖騰是龍，而龍與馬時時相提并論，并稱為“龍馬”，由此可見馬的地位之高。馬也是中國最古老的繪畫主題之一，從漢代“馬踏飛燕”的雄姿，到唐太宗“昭陵六駿”的長嘯，再到徐悲鴻筆下的奔馬……馬的藝術在中國歷史悠久，其風格、內涵不斷變化。但我們真正理解馬畫的符號性語言和內涵嗎?

　　早期馬畫　　

　　中國馬畫兩大主題：御馬像和人馬圖

　　縱觀中國歷史，最早的馬是因軍事目的而被引進中原地區的。它們主要被用來裝備騎兵以抵御來自西北游牧民族的侵犯，因此成為那時最有價值的貢品之一，而擁有馬匹也成了皇親國戚與士大夫的特權。因此在早期中國畫里，馬通常出現在戰爭或狩獵場景中。早期馬畫最重要的兩個主題是“穆王八駿”和“伯樂三馬”，并由此發展出兩個最典型的馬畫系列：御馬像和人馬圖。

　　最早的中國御馬圖可能就是《穆王八駿圖》。它記錄了當年周朝第五位君王周穆王游歷西方期間，原先臣服于穆王的九夷開始與徐國熱絡，中原空虛，宗周危機，穆王聞訊，立即跳進八匹良駒所拉的馬車，晝夜兼程，返回宗周，興師東征，大破徐夷。為了紀念他的凱旋和政權鞏固，他吩咐人畫下了他的八匹戰馬。從此以后這個主題就成為了中國馬畫的典型圖示。

　　據宋朝郭若虛《圖畫見聞志》記載，《穆王八駿圖》真跡在公元三世紀的晉武帝時期(公元265~290年)還流傳在世。后來，晉武帝詔令史道碩照原樣描繪出來。史道碩的這幅摹本一直在南朝宮廷流傳，宋、齊、梁、陳均將之視為國寶，直至陳為隋朝所滅。此畫流落到賀若弼手中，齊王楊暕以駿馬四十匹、美錦五十段換到，并將之進獻給隋煬帝。到唐貞觀年間，唐太宗將這幅傳奇畫作借給魏王李泰，因而，此畫被傳移摹寫后傳于世上。

　　“穆王八駿”的傳奇意象及其所表達的統治者的光輝形象，使得許多后來的帝王紛紛仿效，來贊頌、記錄自己的戰馬。其中唐太宗把自己的軍事成就以六匹戰馬像的形式銘記，這六匹馬的畫像后來被復制到石板上，放在了太宗的陵墓昭陵里，被稱為“昭陵六駿”。

　　另一個早期中國馬畫的主題是“伯樂三馬”，描繪了公元前七世紀伯樂發現三匹千里馬的故事，從中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國早期馬匹繪畫的審美和象征意義。在伯樂的時代，人們對于馬匹的基本審美標準是與中國相面術緊密相關，骨骼和肌肉均是主要依據。這個標準解釋了為什么早期的馬畫藝術家一直注重勾勒馬的骨骼。

　　古卷軸中的馬大多以奇異的形狀出現，有時更像是龍。唐朝藝術史家張彥遠是發現這個問題的第一人，他這樣寫道：“古人畫馬有《八駿圖》，或云史道碩之跡，或云史秉之跡，皆螭頸龍體，矢激電馳，非馬之狀也。”(《歷代名畫記》卷九)這種非現實的描繪方式在中國古代非常典型，動物依然與古老的神話傳說聯系在一起。

　　唐朝馬畫　　

　　韓干的現實主義：“今陛下內廄馬，皆臣之師也”

　　在唐代，對馬的需求量急劇增加，除了軍事征戰和貴族狩獵活動外，馬還被用于馬球運動。唐太宗和唐玄宗都以愛馬聞名。據說玄宗的馬廄中曾同時飼養著4萬匹馬，其中也包括一部分用于表演的馬。

　　從周晚期到唐代的馬畫，其風格演變都由張彥遠予以總結：從非現實風格轉型的第一步系由晉朝的顧愷之和陸探微踏出;到了六世紀后半葉，北周的董伯仁和北齊的展子虔又使這個主題有了新的進展。

　　唐玄宗即位后，馬畫進入黃金時期，涌現了一大批善于畫馬的畫家，韓干是其中的佼佼者，也是影響最為深遠的一位。天寶年間，韓干被召入宮中，在畫馬名家陳閎門下學畫。韓干發展出一種與陳閎截然不同的畫風。當被皇帝問及為何其畫風與師傅不同時，韓干回答，“臣自有師。今陛下內廄馬，皆臣之師也。”

　　事實上，韓干的馬比之陳閎的馬確實更具有現實主義風采。當時，通常的畫法都著重于呈現奔馳中的駿馬身上的肌肉和骨骼，韓干則著眼于如何真實描摹出每一匹馬獨特的相貌、姿勢、狀態和性格。在眾多傳為韓干的作品中，有兩幅尤能體現其風格。首先是一幅名為《照夜白》的畫作，描繪了唐玄宗最心愛的一批駿馬被系在一根木樁上，昂首嘶鳴，四蹄騰驤，似欲掙脫韁索。這幅畫而今收藏于紐約大都會博物館，以寥寥幾筆線條即勾勒出馬匹胸部、頭部的強健肌肉，同時也體現出一種更為現實主義的風格。另一幅傳為韓干的作品是《牧馬圖》，現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與《照夜白》一樣，這幅畫同樣在現實主義的描摹及表現動物生命靈氣之間找到了某種平衡。

　　不過，韓干的畫法并沒有立刻獲得普遍認同。唐代著名詩人杜甫曾在他的詩《丹青引贈曹將軍霸》中將韓干和他的前輩曹霸比較：“弟子韓干早入室，亦能畫馬窮殊相。干惟畫肉不畫骨，忍使驊騮氣凋喪。”他認為韓干只畫了馬的肉體卻沒有畫出馬的風骨。

　　宋朝馬畫　　

　　文人畫馬：“不惟畫肉兼畫骨”

　　直至宋朝建國一百年后，韓干的風格依然主導著馬畫藝術。然而，宋朝以儒立國的右文政策主導著整個藝術界，隨之而來的是一種更富于哲思的繪畫方法。這一點可以在波士頓藝術博物館收藏的《人馬圖》中看到。雖然沒有落款，但可以根據宋徽宗1107年的題跋，確認它是由北宋畫家郝澄所作。

　　這幅畫作描繪了馬倌試圖用手里的干草引誘一匹馬。這匹馬看上去疑心重重、小心翼翼，雖然很渴求食物，但仍擺出猶疑姿態。郝澄是10世紀下半葉小有名氣的畫家，郭若虛在《圖畫見聞志》中稱其“學通相術，精于傳寫”。郝澄同樣將這種才能用于對馬的描繪上，他常常把重點放在建立人與馬的心理聯系上，而不是像韓干那樣為御馬畫一幅正統的肖像。這種微妙的表現手法，尤其體現在描摹馬的眼神上，刻畫出了它既想得到食物，又不想被人擒住的心態。

　　大約在12世紀末期，文人畫潮流席卷，在文人畫家中，李公麟的馬畫成就斐然，蘇軾稱贊其：“龍眠胸中有千駟，不惟畫肉兼畫骨”。

　　李公麟在馬畫上的成就尤其體現在“白描”技法上。透過白描技巧，李公麟將韓干畫中馬的精氣神轉換成了極簡而極具表現力的形象，對于宋朝文人極具吸引力。

　　《五馬圖》是李公麟最著名的杰作之一。此圖描繪了宋朝元祐年間(1086～1094年)西域進貢的五匹駿馬，各有奚官牽引。馬后有黃庭堅小行書簽題馬的年歲、尺寸、進貢年月等。它們分別是：鳳頭驄(1086年)、錦膊驄(1086年)、好頭赤(1086年)、照夜白(1087年)，第五匹馬的描述丟失了，但許多專家相信它應該叫“滿川花”。據黃庭堅記載，李公麟畫滿川花之后不久，這匹馬就死了。黃庭堅認為一定是李公麟畫的時候汲取了太多馬的精氣神所導致的。

　　元朝馬畫　　

　　瘦馬眼中的不屈精神

　　元代“外邦人”統治中原，許多門類繪畫逐漸萎縮，馬畫卻仍是焦點。

　　龔開的《駿骨圖》是最早的元朝馬畫之一。元建都后，宋朝遺臣龔開窮困潦倒，靠賣畫為生。他所畫主題甚廣，涉及景物、人物和馬，并且成功表達對統治者的憤怒和對前朝覆滅的遺恨，《駿骨圖》即是一典型例子。作品描繪了一匹瘦骨嶙峋的馬，幾乎抬不起頭，但仍可從其如炬目光中感受到不屈精神。在題詩中，龔開將瘦馬比作自己：“一從云霧降天關，空盡先朝十二閑。今日有誰憐瘦骨，夕陽沙岸影如山。”

　　龔開之后是趙孟頫，他的馬畫別具一格。以《調良圖》與郝澄的《人馬圖》比較，共同之處是都畫了一名馬夫和一匹低頭的馬，并都以墨渲染馬身、以線性紋理勾勒馬的鬃毛和尾部;不同之處是，郝澄以客觀現實呈現主體，可以看到空間、肢體及心理狀態的一種融合，而趙孟頫則以一種主觀的視角呈現主體，賦予人、馬一種象征意義，圖中馬夫的目光、陰影的排布等都使馬成為焦點。趙孟頫尤其善于抓住馬獨有的精氣神。馬鬃、馬尾以及馬夫飄動的衣角皆有大風起兮之感，更體現了馬在狂風之下的鎮靜。這匹馬也因此被解讀為趙孟頫的自我象征。

　　任仁發是與趙孟頫同時代的馬畫名家。在任仁發的作品中，藏于美國尼爾森-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的《九馬圖》或許是最為重要的一幅。作品描繪了御馬廄中喂食的情景，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描繪兩匹馬由馬倌牽著出發;第二部分描繪兩匹馬在水槽中飲水，另外一匹由馬倌牽著匆匆趕來;第三部分描繪圍繞著食槽的四匹馬，其中兩匹正低頭吃草，另外兩匹則昂首四顧，一位馬倌撥弄著食槽，另一位手持托盤走向食槽。圖中對馬的姿態與脾性的描繪生動而真切，體現了觀察者細膩敏銳的目光和嫻熟專業的繪畫技巧。任仁發《九馬圖》的聲譽一直延續到元末，也為后世眾多馬畫家提供借鑒。

　　明朝馬畫　　

　　“驄馬行春”與“五馬圖”的政治用途

　　明朝帝王對馬的熱情不遜于唐朝，他們同樣喜歡通過記錄貢馬和戰馬的形象來宣揚武勇。永樂皇帝大半輩子都在北方過著戎馬征戰的生活，他模仿唐太宗在陵墓中繪刻戰馬，同樣要求畫師將他征戰生涯中戰死的八匹駿馬畫作《八駿圖》。

　　明宣宗是天生的運動家，他不僅騎馬參與各項運動，還將自己最喜愛的馬親手畫下。文獻記載了至少三幅宣德皇帝的馬畫：一幅黑馬，一幅白馬，還有一幅帶有雜色斑點的灰馬。他對馬畫的興趣影響了明朝畫院中一流的馬畫家，包括商喜、周全、鄭克剛和鄭時敏等。

　　明朝馬畫承載著政治、社會思想，也同樣表達著或傳統或新穎的主題。“驄馬行春”與“五馬圖”是明朝馬畫最具代表性的兩大新發展。

　　驄馬指青白相雜的馬。東漢末年，御史桓典在宦官獨攬朝政的氛圍中，以剛正不阿的形象為人所知。桓典常騎一匹驄馬出行，“行春”代表了巡察后重生的希望，正如春天萬物的復蘇。以這個傳奇故事為基礎，明朝畫家巧妙創作了“驄馬行春”的主題，塑造了明朝監察官員在各地巡游，體察民情、考察政績的畫面。明朝中期，這類主題畫常被用作贈禮，送給赴任或卸任的監察官員。

　　“驄馬”外，還激活了宋朝“五馬圖”主題，成為對高級官員“太守”的阿諛。這一潮流可以追溯到漢朝，當時，在其官階所配屬的四匹馬之外，太守會得到皇帝賜予的第五匹馬。自此，太守也被稱為“五馬大夫”。與宋朝“五匹駿馬配上馬倌”不同，明代的“五馬圖”上通常只有一兩個人物。這一恭維太守的圖示受到了廣泛歡迎，不僅被用來贈送給赴任或卸任的太守，同樣也可以贈送給同樣官階的人。“五馬圖”和“驄馬行春”一樣，成為了具有政治用途的工具，并演繹出不同變體。

　　總之，中國馬畫具有悠久歷史，其風格、內涵不斷變化。中國馬畫的兩分寓意———頌揚皇家政績、展現君臣依賴關系———可以從最早的“穆王八駿”和“伯樂三馬”中看出端倪。這兩大主題同樣代表了中國馬畫的兩大流派：御馬肖像和人馬圖。御馬圖持續展現著當朝統治者的豐功偉業，強調他們作為天子的身份。人馬圖則在歷史進程中不斷發展變化，表達不同的社會政治內涵。及至明朝，中國馬畫中的符號性語匯愈加復雜，不同的主題專門對應了監察御史、太守等不同官員的履任。當我們開始理解馬畫的符號性語言和內涵，其多彩變幻的圖像不再只是藝術技巧的展現，同樣也體現了不同時代豐富的政治、社會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