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工作于包頭文物管理所的金申

2005年金申在美國菲利爾美術館鑒定佛像

金申辛卯年春創作的草原題材畫作《小騎手》

　　佛像是表現佛教教理、教義和弘揚佛教文化的重要形式，因此古人也將佛教稱為“像教”。中國古代歷朝佛像不僅體現著佛教自身的發展及演變軌跡，而且因為其受到不同時代和地域文化的影響，使世俗社會的審美情趣和文化觀念融入其中，從而成為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載體。近20年來，隨著中國藝術品市場的日趨成熟，古代佛像漸漸被廣大藏家所認識，成為獨具一格的收藏門類。

　　熟悉央視“尋寶”節目的觀眾都知道金申。他點評佛像時總是非常具體地解釋出這尊佛像的名稱、佛經出處、時代特征以及制作風格等，并且一針見血地指出其真贗，所述理由令人折服。在點評時，常常引經據典，穿插背景知識和佛教故事，觀眾聽得津津有味，既增長了知識，又起到了寓教于樂的作用。

　　金申先生常對朋友說：自己根本沒想過這輩子會成為一位佛教文物鑒定家。然而現在他高超的佛造像鑒賞水平已為同行所公認。那么，他是怎樣走上佛像鑒定之路的？7月25日下午，在金申先生北京的工作室，本刊記者對他進行了專訪。

　　寒窗不計秋

　　金申，回族，1949年出生在北京一個醫生家庭，與新中國同齡。 1968年，和成千上萬的中學生命運一樣，上山下鄉，金申去了內蒙古。在內蒙古，金申得益于從小積累的繪畫基礎，和大多數知識青年不同，他沒有在農村過多地從事體力勞動，就被抽調到縣電影院放映站做美工和放映員。1973年他考入內蒙古師范大學美術系。作為班長的金申，繪畫水平出類拔萃。他回憶當時的情景：“很多同學把我當作師長，因為整天朝夕相處，看我的畫，比看老師的作品進步更快。那時我的許多長期課堂作業，也都被作為優秀范本留校資料室了。現在我還留著一些學生時代的油畫習作，只可惜是九牛一毛，多數佚失了。”1976年金申從內蒙古師范大學畢業后，先當了3年美術教師。由于自幼酷愛文史，且以雜覽群書為樂，在聽說包頭市成立文物管理所的時候，他毛遂自薦，進入了文物管理所。

　　在包頭文物管理所工作期間，他主要從事內蒙古藏傳佛教寺院的歷史和文物調查工作。包頭的清代喇嘛廟很多，而且那時有很多喇嘛廟需要修復，這樣，修復寺廟、征集寺廟文物的工作，就自然而然落在既有美術基礎又喜歡文史的金申肩上。據他說：“20多年前在內蒙古搞這門學問，基本上可以說是問學無門，雖也向有些研究蒙古佛教史的學者不時請教，但佛教美術不是這些先生研究的專長。所以那時所獲知識主要是靠我調查寺院和采訪老喇嘛而得來。在讀文史書時，遇到有關寺廟的段落就摘錄下來，一麟半爪，集腋成裘。對我影響最大的是李安宅先生在20世紀40年代調查甘青藏藏傳佛教寺廟的多篇文章，文中有關佛像的深入調查和研究的成果，讓我第一次知道藏傳佛教的佛像具有這么深奧的學問。對于《蒙古的喇嘛教》《蒙古學問寺》等日本學者有關20世紀三四十年代調查蒙古地區的佛教和美術的著作也通過各種途徑找到復印，每日翻閱，從不離身。以后又陸續找到日本當代學者賴富本宏、真鍋俊照等人的著作，起初是麻煩懂日文的老教師來幫我釋讀，后來自學了一段日語后，竟也敢靠字典將所需章節翻譯出來。直到1983年前后李冀誠先生著《西藏佛教密宗藝術》香港版發行，一下讓我弄懂了許多問題。該書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本從佛教圖像的角度介紹藏傳佛教的著作，圖文并茂。”

　　1982～1984年國家文物局撥專款維修土默特旗明代寺院美岱召，金申受命全面主持維修，吃住全在工地。這期間他將佛教史、蒙古史研究結合蒙藏文物實地調查維修，一下子學問就上了一個新臺階。他連續三年主持修復美岱召，通過查閱文獻和研究現存壁畫，對美岱召的歷史發表了數篇考證文章，其中《從美岱召壁畫看元明以來蒙古服飾的演變》《美岱召及其壁畫》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和開創性。后來出版的單行本《喇嘛廟——佛的世界》，也是在這時期積累的素材基礎上整理的。

　　就這樣，金申在包頭邊干邊學，摸著石頭過河，一晃就是春秋五載。

　　臺下十年功

　　1985年金申返京，在北京法源寺內的中國佛教圖書文物館從事佛教文史、佛經版本方面的研究工作。有幸在中國著名的佛學家、文史學家、文物鑒定專家周紹良先生指導下工作。提及恩師周紹良，金申感慨良多：“當年我在周先生的指導下參與整理過房山云居寺石經拓片。周先生認為現存云居寺的千人邑會碑對研究遼代佛教史和云居寺刻經很重要，令我琢磨琢磨寫篇文章。我抄錄了數百張卡片，幾易其稿，中間周先生還親自幫我操刀斧正，并將成文推薦到《文物》雜志發表。通過寫作那篇論文，使我在學術的研究方法上有了重大突破，找到了路數。周先生不光是在學術上獎掖后進，在我擅長的領域他也多加鼓勵。一次國家文物局請周先生和我去鑒定幾件盜竊案的涉案佛教文物，內中有一件銅制的大金剛杵，周先生認為是清代的，我根據其形制和紋飾判斷是元代的，得到其他同志的贊同。周先生絲毫沒有因自己是大學者意見卻遭到晚輩的否定而覺得面子不好看，也連聲說‘對、對’。此后，周先生還在不同的場合對我說：‘你在佛像鑒定方面的成績，我很佩服啊！’”金申常對人言：“周先生為人處事的高尚品德和嚴謹的治學態度，是我終生最受用的。”那段時間，金申將治學范圍集中在佛教文史、經籍版本考證方面，在廣泛搜集歷史文獻的基礎上，考證古代佛教史實，不囿前人舊說，撰寫的《房山縣云居寺千人邑會碑初探》，至今都是國內外學界研究遼代刻經史和北京遼代佛教史必讀的參考資料。對明代的方冊大藏經《嘉興藏》的始刻年月、刻經經過、版本特征等，金申也都一一下大力氣研究，許多觀點均是他首次提出。

　　1987年金申東渡日本深造。他在日本東京藝術大學、成城大學又系統地研究了5年的佛教美術。期間，他了解到日本學者領先的學術研究成果，加上當時日本在文獻檢索、資料查閱上更為便捷，相關的展覽和書籍也多，其學養精進迅猛。回國后金申沒有停滯，而是系統、深入地對全國大部分石窟進行實地調查，并考察了印度、尼泊爾、斯里蘭卡、日本、韓國等國的佛教遺跡，以及歐美各國的博物館。知行合一的他終于在佛教文物研究上形成了自己獨有的視角。

　　技成開生面

　　1992年金申在編寫《中國歷代紀年佛像圖典》的過程中，因要對流散海內外的單尊紀年佛像按年代排序列，他發現了很多佛像上呈現的信息相互矛盾，無法排序，才恍然大悟：原來很多所謂的世界名品實際上是經不住推敲的贗品。“佛造像鑒定的重要性在于，贗品一旦被人承認，財力上招致損失尚且事小，有的精心偽作，甚至被某些學者用來修正和補充佛教史和藝術史，那可實在是貽害不淺。”

　　事實上，浩如煙海，流布于全世界公立、私立博物館，私人收藏家以及古董店的中國古代佛像，由于脫離了當年供奉的環境，缺乏可靠的斷代依據，有的即使有銘文題記也不能完全憑信。當面對一尊尊單獨佛像來分析它的時代、產地、尊名、真偽等問題時，就要調動佛教史、佛學方面的知識來辨別造像的神格、尊名和典故，用歷史、佛教美術、工藝制作等諸方面因素來考證真偽，這些事迫切需要有人開創先河。

　　時代需要金申，當然他也足可勝任。“科學地研究佛教造像，其實是西方人開了這個風氣。我國過去這方面的專業人才很少，特別是對單尊的流散佛像，一旦脫離了當年存在的環境就不容易考證，似是而非的東西很容易使學者上當。我是摸索著走出來的。每尊造像背后都涉及很多門類的學問，考證起來其樂無窮。特別是面對偽作，作偽者出于獲利的目的，不管怎樣費盡心機，精心模仿，若運用綜合學識鑒定，發現某個問題就窮追不舍，肯定能找出贗品的破綻來。”他這樣說。金申每發現典型的特別是早已被中外學術界承認的偽造的“世界名品”，就順手寫論文考辨一通，以正視聽，文章卻越寫越剎不住。憑借著真知灼見，他開始在學術界嶄露頭角，廣受關注。這時候又恰隨應了國內收藏佛像熱潮的需要，文章被渴望收藏古代佛像的藏家們反復嚼讀，學了就用，馬上見效。十年來他的20余本著作也接連被出版，包括《佛像雕刻名品圖錄》《佛像的鑒定與收藏》《佛像的系譜》(譯作)、《歷代佛像真偽鑒定》《海外及港臺收藏古代佛像珍品》，論文則被匯編于《佛教美術叢考》和《佛教美術叢考續編》，初步形成了一套系統的佛像研究和鑒定理論。

　　學為以致用

　　2000年，北京趙公口汽車站民警查獲了一尊被竊運走私的佛首，相關部門請金申給予鑒定。雖然很快確定了其藝術風格與制作年代，卻因不知盜取自何地的佛像之上，只好將此佛首暫存在北京石刻博物館。2004年秋，金申應邀到東營市歷史博物館參觀時，他敏銳地發現一尊佛像的頭與身不符。詢問后方知佛首是被盜后的替代補救復制品。經聯想并進一步觀察，發現佛身無論藝術風格還是制作時代，均與在4年前北京查獲的佛首有著諸多吻合之處。于是向館方說明情況，回京后于中斡旋，終促成這尊佛像身首完聚。現在這尊古代就著錄過的名品“張郭造像”旁還擺放著一塊說明牌，記載著這段神奇的故事。金申以此事為榮，這也印證了他一直推崇的觀點：學術研究應該學以致用，最終目的應是服務于社會。

　　金申告訴記者，過去在文博界沒有關于佛像鑒定的門類。主要是因為那時佛像假的就少，大家圍繞的又多是石窟寺、壁畫這些不可移動的文物進行研究，頂多是分期的差別，有人分得早有人分得晚。可現在流散的佛像多，偽作又多，一些學者使用材料又不慎重，結論往往南轅北轍，收藏者必須提高警惕。

　　金申還不辭辛苦，多年來為國家文物局和地方博物館講學，培訓鑒定人才。第一次為國家文物局舉行講座是在1993年，提起當年講課的情景他不無感慨：“當年聽過我課的很多學員現在已成了各地文博單位的領導和業務骨干。不敢說桃李滿天下，起碼走到全國各地的文博單位都冷不丁有人稱呼為老師，真是‘問姓驚初見，稱名憶舊容’，多數已根本想不起來眼前為何人了。直到今天文博圈里的人只要是出于學術目的給我發的郵件，請教問題，我都無保留地給予回答。”

　　在金申研究成果的滋養下，民間收藏和研究佛像的水平也顯著提高。“以前的拍賣目錄，佛名寫得亂七八糟，描述也是深一腳淺一腳的，語無倫次。現在拍賣圖錄上從佛名到描述都挺到位。民間從事佛像專題收藏的人也多了，雖然多數藏家的藏品真偽參半，甚至滿藏皆偽的情況也不少，但有些藏家因為自己有心得，也的確收到了一些質量不錯的藏品，玩得挺有水平。”

　　其實金申自己也出于學術研究的需要從事收藏，藏品從可遇不可求的早期十六國佛像到明清金銅佛像，形成時代系列。有些藏品完全可以與國內外一流博物館所藏佛像媲美，甚至可填補某些學術研究的空白。他說：“好的東西是有共鳴的，你喜歡大家也會喜歡。有些輝煌巨制，文質兼美，可遇而不可求，縱摒萬金也值得。但有的表面華美并無深層意趣的作品，過目也即可忘卻了。倒是有些殘軀斷臂、乍看相貌平常的佛像卻蘊藏著深層的意味，或者說很能代表某一時代、某一流派的風格，有窺豹一斑的效用。如同買不起昂貴的元青花整器，卻不妨揣摩幾塊釉色純正的元青花瓷片一樣，真正能吃透了，以后沒準會有撿漏的機會，收藏最大的樂趣也就在那時的斬獲上。別人看不懂你能看懂，別人能看出1萬元的價值，你卻能看到10萬元的價值，例如斯瓦特的佛像過去人們聽都沒聽過，我兩千元都買過，這就是學習的收獲。”

　　還作故鄉聲

　　金申學生時代的夢想是當油畫家，“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坐了30年的冷板凳，出了二十幾本書，沒留神，卻被封為了鑒定家。近年來他推卻不少社會活動，又重拾畫筆，作品時有在一些知名拍賣行參拍，讓人見識到了這位能文能武專家的另一面。

　　金申的畫作立意高遠，畫風質樸，不落窠臼，很有看頭。他因爛熟歷代造像，即興揮就的達摩、鐘馗往往寥寥數筆便形神兼備，神態生動，直入佛教境界。又因內蒙古多年的生活素材積累，所畫的草原風光清新自然，繪馬更為拿手，直追黃胄先生，生動潑辣。但耳順之年的他心態平和，現在美術界大部分人不知道他能畫畫，知道他會畫畫的多是了解他的粉絲，他也從來沒有與美術界知名畫家拼個高低的心態。他大塊文章不想寫了，畫畫只是技癢難忍而為之，雖說畫筆扔了30多年，但還能撿起來，如今有空了才終于重操故業。他說畫好畫壞隨人評說，他不是美術圈里的人，畫起畫來更沒有負擔，盡興即可。有人說他的畫有一股氣息，這很有道理，這是因為金申先生的文史底子起了潛移默化的作用。金申說他畫不了死氣沉沉的東西，畫畫往往一氣呵成，古人所謂畫畫第一就是氣韻生動，實為真知灼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