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面四方鼎上的黃帝面容

　　“黃”和“鯀”的上古發音驚人的相似，這是十分古怪的事情。夏人總共只祭拜兩位大神，而其名字的發音居然一樣，在完全依賴語言進行交流的前文字時代，這種現象完全不合邏輯。唯一能加以解釋的理由，就是它們為同一個神祇，而在歷史傳播中被人施行了分身手術。黃帝是有熊氏信奉的大神，正如此前已經論及的那樣，這有熊氏之“熊”，并非大型哺乳類熊科動物的圖騰，而是卵生爬行動物“三足鱉”——“能”的一種誤記，這種長有三只腳足的巨龜“能”，正是地神“鯀”的本相。這種造型同一性令人更加確信，“黃帝”和“鯀”，本來源自同一個神祇。

　　黃帝作為地神的另一個重要理由，是他的“四面神”特征。《尸子》和馬王堆三號墓帛書都透露說，黃帝具有四個面，朝著四個不同的方向。饒宗頤藉此斷言，這種四面性，就是地神的基本屬性。這種四面屬性可能源于印度神話的原型。《羅摩衍那》描寫梵天有四個面孔，威力無窮；《摩訶婆羅多》描寫梵天有四部吠陀、四個形體和四張臉；《摩訶婆羅多》還暗示梵天的四張臉(caturmukha，也可讀“四張嘴”)創造了四吠陀，如此等等。

　　但黃帝和藹可親的四張臉，在考古發掘和歷史文獻中，幾乎無跡可尋。目前現世的商代晚期人面方鼎，于1959年在湖南寧鄉出土，顯然是一個絕無僅有的孤證。鼎腹的四面，各以浮雕人面為主體，圓眼，弧眉，高顴，闊嘴，雙耳肥大，兩側上端有類似勾云紋的犄角，中間為耳紋，而下部則為手爪紋，由此描繪出一個表情肅穆、線條柔和的女神，儼然是一位大母神的寫實主義形象。但跟埃蘭女神祺里里莎的形象相比，她似乎更接近蒙古北亞和東亞種，具有典型的扁平臉龐、高眉骨和高顴骨，唯有眼睛保留了西亞種大而圓的特征，由此散發出濃烈的“混血”氣息。

　　這尊人面方鼎的高度為38.5厘米，內口長29.8厘米，寬23.7厘米，剛好可以置入一個人頭。鑒于通古斯商素有烹煮人頭的悍俗，這尊古鼎的用途，就顯得十分詭異。如果按照饒宗頤的推論，這是黃帝本人的形象，那么它就意味著一次嚴重的違制之舉。在向神獻祭的儀式中，鼎是用來烹煮敵人首級(“犧牲”)的，所以只能使用敵酋的紋飾符號。現今存世的絕大多數鼎器，都以所謂“饕餮紋”現身，而這一紋飾的主體不是別人，正是黃帝的死敵榆罔(蚩尤)。把黃帝送上鼎壁，無疑是嚴重的犯上，顯示鑄鼎者有謀反作亂的嫌疑。但正在興起的楚人，似乎并不在意這種北人的刻板禮制。楚人所奉行的巫術邏輯也許正好相反——犧牲品的主神，占據鼎器上最顯赫的部位。

　　“四面神”所呈現的方向性，可以被視為土地的一個重要指標。黃神受祭的時代，部落酋長們靠征戰和掠奪土地而獲取權力，把黃當作地神加以信奉，似乎無可爭議。當年子貢曾問孔子說： “古者黃帝四面，信乎？”孔子答道：“黃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計而耦，不約而成，此之謂四面也。”后世流行的“五帝”之說，正是“孔子之說”的精密翻版。在這個政治圖式中，黃帝位居大地的核心，而他的四個面，分別對著東邊的伏羲、南邊的炎帝、西邊的少昊和北邊的顓頊。《太平御覽》卷七九引《蔣子萬機論》稱，“四帝”不斷興風作浪，制造兵戎事端，愛好和平的黃帝被迫起兵，“以滅四帝”。“四面”的意義，在此已經昭然若揭——它不僅要表達關于地理空間的方形概念(與圓形的天對應)，更要宣示一種至高無上的中央霸權。

　　黃的性格呈現為某種極度分裂的狀態：他既有英雄和仁慈的一面，也展示出殘暴乖戾的一面，這似乎是世俗帝尊在神壇上的一次真切投影。黃展示出獵人部落的集體性人格：好斗、嗜血、對獵物毫不留情以及強悍的復仇意志。這些暴虐的風格是獵人戰勝農人的秘訣。在東亞的舞臺上，黃與炎的對弈，從一開始就分出了勝負，他是游牧民族征服并統治農耕民族的象征，也是操縱華夏民族歷史進程的基本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