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面四方鼎上的黃帝面容
“黃”和“鯀”的上古發音驚人的相似,這是十分古怪的事情。夏人總共只祭拜兩位大神,而其名字的發音居然一樣,在完全依賴語言進行交流的前文字時代,這種現象完全不合邏輯。唯一能加以解釋的理由,就是它們為同一個神祇,而在歷史傳播中被人施行了分身手術。黃帝是有熊氏信奉的大神,正如此前已經論及的那樣,這有熊氏之“熊”,并非大型哺乳類熊科動物的圖騰,而是卵生爬行動物“三足鱉”——“能”的一種誤記,這種長有三只腳足的巨龜“能”,正是地神“鯀”的本相。這種造型同一性令人更加確信,“黃帝”和“鯀”,本來源自同一個神祇。
黃帝作為地神的另一個重要理由,是他的“四面神”特征。《尸子》和馬王堆三號墓帛書都透露說,黃帝具有四個面,朝著四個不同的方向。饒宗頤藉此斷言,這種四面性,就是地神的基本屬性。這種四面屬性可能源于印度神話的原型。《羅摩衍那》描寫梵天有四個面孔,威力無窮;《摩訶婆羅多》描寫梵天有四部吠陀、四個形體和四張臉;《摩訶婆羅多》還暗示梵天的四張臉(caturmukha,也可讀“四張嘴”)創造了四吠陀,如此等等。
但黃帝和藹可親的四張臉,在考古發掘和歷史文獻中,幾乎無跡可尋。目前現世的商代晚期人面方鼎,于1959年在湖南寧鄉出土,顯然是一個絕無僅有的孤證。鼎腹的四面,各以浮雕人面為主體,圓眼,弧眉,高顴,闊嘴,雙耳肥大,兩側上端有類似勾云紋的犄角,中間為耳紋,而下部則為手爪紋,由此描繪出一個表情肅穆、線條柔和的女神,儼然是一位大母神的寫實主義形象。但跟埃蘭女神祺里里莎的形象相比,她似乎更接近蒙古北亞和東亞種,具有典型的扁平臉龐、高眉骨和高顴骨,唯有眼睛保留了西亞種大而圓的特征,由此散發出濃烈的“混血”氣息。
這尊人面方鼎的高度為38.5厘米,內口長29.8厘米,寬23.7厘米,剛好可以置入一個人頭。鑒于通古斯商素有烹煮人頭的悍俗,這尊古鼎的用途,就顯得十分詭異。如果按照饒宗頤的推論,這是黃帝本人的形象,那么它就意味著一次嚴重的違制之舉。在向神獻祭的儀式中,鼎是用來烹煮敵人首級(“犧牲”)的,所以只能使用敵酋的紋飾符號。現今存世的絕大多數鼎器,都以所謂“饕餮紋”現身,而這一紋飾的主體不是別人,正是黃帝的死敵榆罔(蚩尤)。把黃帝送上鼎壁,無疑是嚴重的犯上,顯示鑄鼎者有謀反作亂的嫌疑。但正在興起的楚人,似乎并不在意這種北人的刻板禮制。楚人所奉行的巫術邏輯也許正好相反——犧牲品的主神,占據鼎器上最顯赫的部位。
“四面神”所呈現的方向性,可以被視為土地的一個重要指標。黃神受祭的時代,部落酋長們靠征戰和掠奪土地而獲取權力,把黃當作地神加以信奉,似乎無可爭議。當年子貢曾問孔子說: “古者黃帝四面,信乎?”孔子答道:“黃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計而耦,不約而成,此之謂四面也。”后世流行的“五帝”之說,正是“孔子之說”的精密翻版。在這個政治圖式中,黃帝位居大地的核心,而他的四個面,分別對著東邊的伏羲、南邊的炎帝、西邊的少昊和北邊的顓頊。《太平御覽》卷七九引《蔣子萬機論》稱,“四帝”不斷興風作浪,制造兵戎事端,愛好和平的黃帝被迫起兵,“以滅四帝”。“四面”的意義,在此已經昭然若揭——它不僅要表達關于地理空間的方形概念(與圓形的天對應),更要宣示一種至高無上的中央霸權。
黃的性格呈現為某種極度分裂的狀態:他既有英雄和仁慈的一面,也展示出殘暴乖戾的一面,這似乎是世俗帝尊在神壇上的一次真切投影。黃展示出獵人部落的集體性人格:好斗、嗜血、對獵物毫不留情以及強悍的復仇意志。這些暴虐的風格是獵人戰勝農人的秘訣。在東亞的舞臺上,黃與炎的對弈,從一開始就分出了勝負,他是游牧民族征服并統治農耕民族的象征,也是操縱華夏民族歷史進程的基本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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