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墅帖》宋拓 海內孤本 國家一級文物

明，文徵明，雙柯竹石圖軸

潘祖蔭書畫作品欣賞

　　“君到姑蘇見，人家盡枕河。古宮閑地少，水港小橋多”。唐杜荀鶴的一首《送人游吳》的詩句，道出了蘇州的內在風情。秀麗典雅、人杰地靈的蘇州自古以來就是官僚商賈、文人畫家的聚集之地。早在明代時期，這一地區的古玩書畫鑒藏之風就已十分熾熱。至清嘉道年間依然極為興盛，并且儼然代替了揚州，成為江南地區書畫流通與收藏的中心。吳地世家門第群體延續了對書畫古物的鑒藏雅好，出現了張丑、陶裸、蔣春皋、王世貞、潘祖蔭和陸恭等著名的私人收藏家。其中，作為名臣潘祖蔭的收藏事跡，相對而言或許并不為人所知。事實上，在清末，潘祖蔭及其家族可是當時首屈一指的大收藏家。

　　潘祖蔭(1830—1890)，字伯寅，號鄭庵，江蘇吳縣(蘇州)人。于咸豐二年(1852年)中進士，初授翰林院編修，后屢有升擢，官至工部、刑部、禮部、兵部尚書等職。潘祖蔭不僅是晚清的一名重臣，也是一位著名的收藏家，他“幼好學，涉獵百家。尤喜搜羅善本書，金石碑版之屬。”除了議論朝政之外，三代鐘鼎、秦磚漢瓦、魏晉碑帖以及宋版圖書都是其搜羅的對象。精通金石書畫的潘氏以修筑“滂喜齋”的古籍善本與“攀古樓”的銅器收藏聞名于世。所收藏的青銅器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在當時都無人匹敵。其中著名的有大盂鼎、大克鼎等國寶級的藏品。那么，潘祖蔭收藏的真實情況到底是怎么樣的呢？下面，筆者通過對文獻史料的解讀，揭開作為一代鑒藏大家的潘祖蔭。

　　一、家族的收藏與來源方式

　　潘氏家族是蘇州的望族，有“貴潘”之稱，祖上是徽商，遷居蘇州后注重文化教育。自先祖潘奕雋成為第一個進士之后，潘家科名連捷，一躍成為簪纓世家。潘祖蔭的祖父為乾隆癸丑科狀元潘世恩，官至一品的太傅及武英殿大學士。其父親潘曾綬，官至內閣侍讀。而叔祖更是乾隆乙卯科的探花潘世璜。除為官外，潘祖蔭家族亦是清代蘇州地區的收藏名門之一。潘家幾代人從流散于世的真贗書畫中，甄別遴選，收藏了一批精湛的書畫名作，歷經后代近二百年薪火不斷的積累，成為晚清江南地區重要的私家收藏家族。那么潘祖蔭家族具體的收藏規模如何呢？

　　據《三松堂書畫記》潘承弼跋，稱其五世祖潘奕雋喜愛收藏到了癡迷的地步，搜集了大量的古玩字畫。其“所居三松堂，所藏皮法書名畫甚富。……有《書畫目》兩冊，著錄宋元以來名跡數百家，原稿藏公曾孫儉廬叔祖處，余曾假以錄副，未逞棱理”。藏品的精富程度可見一斑。在此書中還記錄了潘家收藏的有元代以來作品共計187件，其中不乏趙孟頫、周臣、沈周、文征明、仇英、唐寅、董其昌、藍瑛、陳淳、徐渭、王時敏、王鑒、王原祁、揮壽平、羅聘、金農、吳歷、查士標、高鳳翰、翟大坤等元明清三朝名家墨跡。其中有徐渭《黃甲傳腫圖》、文征明《紅杏湖石圖》、周臣《松蔭話客圖》、仇英《枕琴圖》、李鱓《時新佳品》等。潘奕雋不僅喜歡書畫收藏，還熱衷于搜集各類古籍善本。其“三松堂”先后收藏歷代典籍達數萬卷，所藏珍貴典籍即達百種以上，與當時大藏書家黃王烈、袁壽階齊名。潘奕雋卒后，“三松堂”藏書分別由其孫潘遵祁、潘希甫遞藏，各自擁有數萬卷，并陸續有所新補。

　　作為潘祖蔭伯父潘曾瑩的收藏數量也很可觀。在其《墨緣小錄》記載珍藏的名家作品就達106人。在他另一部著作《小鷗波館畫識》中，也記錄了他收藏及見過的名畫。如劉松年《十八學士圖》、唐寅《山水圖》、陳汝言《修竹草堂圖》、徐仿《山水》、余根《鷹》等。能統計出的潘曾瑩的藏品即為219件以上。

　　受家族傳承和熏陶，另一伯父潘遵祁亦赫赫有名的鑒藏大家。在《須靜齋云煙過眼錄》中記的書畫，雖多為潘遵祁的舅舅陸恭所藏。但潘遵祁在陸恭處見到了許多古代大家的作品，如：楊補之、黃公望、倪瓚、吳鎮、陳淳、董其昌、沈周、文征明、仇英、趙大年等等。對其藝術眼光的提高無疑很大。同時，陸恭還是潘遵祁藏品的重要來源之一。潘遵祁的四梅閣中所藏的《四梅花卷》便是由陸恭處得來，其他得自陸恭的重要藏品還有：鮮于樞《道德經卷》，宋鐮《嘉瓜頌》、唐寅、文征明《明人手札》等。

　　同時，其家族跟當時著名文人畫家的交往也不淺。潘世璜與王學浩以兄弟相稱，過往甚密。并與外埠畫家也廣有交游，如上海的改琦及杭州的戴熙等都是潘家的座上常客。在與畫家的交往中，也會不時得到一些書畫藝術品。如嘉慶二十二年(1817)九月三日“松江七蘿琦來，贈大人及余畫扇各一。”另外，潘氏父子以及叔祖潘世璜于九月五日，又召集了夏翚等蘇州本地的收藏家“招七蘿、蕪圃、羽谷(夏翚)小集須靜齋。”知恩圖報的改琦“以所畫《采芝圖》贈大人，……余以素紙求七蘿作花卉橫卷。”潘氏父子在短短三天之內便得到了改琦四件作品。

　　潘曾瑩也喜歡與畫家交游，但并沒有僅僅局限于蘇州本地，而是輻射至周邊地區，如鎮江的張釜、杭州的錢杜與戴熙，湖州的費丹旭、常州的湯貽汾等等

　　擁有如此多的藏品潘氏家族，想必他們的資金來源也是多樣的。事實上，其書畫收藏資金的首要來源是潘家歷代為官的傣祿。潘氏家族世代為官，僅是其侍俸祿，就能保證潘家的書畫收藏沒有資金上的問題。此外，家族經商而獲得的財富也用于購買藏品。潘氏家族以商人身份進入科舉仕途，一直秉持“科舉為主，經商為輔，二者迭相為用。”通過對潘氏家族先后創建的豐豫備荒倉、松鱗義莊來的相關記載來看，其家族財產之巨便一目了然。如道光七年(1827)，潘世恩長子潘曾沂“以分授田二千五百畝為豐豫備荒倉，專備里中荒年平集以及諸善舉之用。”至光緒時，義田已達一萬四千九百畝之多。

　　對書畫收藏如此入迷的潘家，是緣于他們家族都有嗜古的愛好。潘奕雋在題沈周《東莊圖》中寫道：“《話雨圖》吾見之于款州汪心農家，以未見《東莊圖》為憾，今京口馮君株生購得之，因得假歸三松堂，獲觀奇跡翰墨，緣深為可慶也。晤對十日，更喜株生之博雅好古，又自念老眼可見。”這些濃厚的家庭收藏環境，無不深深地影響到了潘祖蔭，使他終身走上了鑒藏之路。

　　二、藝術品的收藏與特點

　　潘祖蔭藏品之精良比起前輩來講有過猶而無不及。飽讀詩書、滿腹經倫的潘氏酷愛收藏古玩字畫，尤愛青銅器。為此節衣縮食，大把的銀子都投入了收藏，以至于所乘車馬轎輿是最破爛的。可謂到了瘋狂的地步。潘祖蔭每發現彝器文物，必“傾囊購之，至罄衣物不惜”。 同時認真研究，并寫有《滂喜齋叢書》、《功順堂叢書》等著作。

　　對書畫很喜歡的潘氏，曾收藏到王原祁名畫《山水圖》，并仔細觀賞，之后蓋上自己“吳縣潘伯寅平生真賞”的朱文印章。但是潘氏主要收藏的還是青銅器方面。

　　潘祖蔭尤其注意吉金，他所藏鐘鼎彝器之類多達五百余件，成為清末收藏吉金的第一家。當時最著名的三件西周青銅重器為大盂鼎、大克鼎和毛公鼎，其中前兩件就為潘祖蔭收藏，故曾刻有“天下三寶有其兩”印章一枚。攀古樓是他存放青銅器和石碑的儲藏處，他還留下《漢沙南侯獲刻石》、《攀古樓彝器款識》等兩部金石目錄。

　　大盂鼎道光年間在陜西眉縣出土，先為豪紳宋金鑒所得，后被縣令以500兩黃金購去，宋得官翰林后，又用白銀3000兩買回，最后為左宗棠所有。因左宗棠被彈劾時潘祖蔭三次上疏營救，左遂以大盂鼎相贈，終于報答了潘氏上奏保舉的大恩。另一件大克鼎，是光緒十五年在陜西寶雞縣渭水南岸出土，潘祖蔭花了650兩白銀購得了大克鼎。在此之前，他已得丁周史頌鼎，大盂鼎三寶鎮家。潘氏自然高興，直隸總督端方，噌向潘逼誘出讓，終未能如愿。

　　除收藏青銅器外，潘祖蔭還是一個著名的藏書家。他的藏書來之不易，曾自言：佞宋真成癖，年來不可尋。偶然珍一帙，直欲抵兼金。角折蕓香蔚，簽殘蠹物侵。海源今宛委，萬軸自森森。“滂喜齋”和“功順堂”是他的藏書室，他將藏書編成《滂喜齋藏書記》、《滂喜齋書目》。潘祖蔭的善本中有許多得自怡王府樂善堂。其族侄孫潘景鄭說：“吾家《滂喜齋書目》著錄有怡府藏印者，不下二三十種，皆其精本也。”實際上，滂喜齋收藏特點是傾向于宋元舊版，并且是多抄校本書。潘祖蔭曾得自成府永王星所藏者，如宋刻《司馬氏書議》，此書書品極佳，紙墨清朗，似未曾觸者。他的門生葉昌熾，也曾在滂喜齋時看見過“宋刻《金石錄》十卷，即《敏求記》所稱馮研祥家本；并稱“宋刻《白氏文集》殘本、《后村先生集》殘本、《葛歸愚集》、《淮海居士長短句》，皆士禮舊藏；北宋本《廣韻》，則澤存張氏所刊祖本也；其他高編大冊，斷璧零縑，皆世間希有之秘”。這使滂喜齋成為京師及東南重要的藏書樓。

　　至晚年，潘祖蔭的藏書數量已是非常可觀，正如清末民初學者王季烈在《滂喜齋藏書記·序》中說潘祖蔭“在朝數十年，持躬清介，屏絕饋遺，所藏商周珍器、宋元精槧，皆盡廉俸購之四方”。可謂“圖書金石之富，甲于吳下。”足讓潘祖蔭成為當時最著名的一位藏書家。

　　除了收藏青銅器和古書外，潘氏還是收藏和鑒賞鼻煙壺的大家。清朝達官貴人喜吸鼻煙，由此鼻煙壺藝術品及收藏也蔚然成風。據說，清代鼻煙壺收藏家要論收藏的數量當屬和珅，和珅倒臺后從他家抄出的名貴鼻煙壺有上千只；要論賞鑒水平，那潘祖蔭就屬第一了。潘祖蔭去世后，楊度之弟楊鈞曾感嘆：世上沒有潘祖蔭，就沒有真正懂鼻煙壺的了。

　　清代是金石學的鼎盛時期，學人士子、官宦商賈爭相搜購，使錢幣、碑貼、三代彝器等青銅器，成為市場上的熱門藏品。嗜好廣泛的潘祖蔭，對金石文字也很著迷。咸豐三年(1853)四月，與朝鮮李尚迪(字藕船)定金石文字之交。翌年，李尚迪弟子吳慶錫與孔憲彝、葉澧、阮福、潘祖蔭為文酒之會，廣輯朝鮮、日本碑刻作《海東金石錄》二十四卷。后每逢彝器出土，都最先去收購，所得有鐘、四齊镈、史頌鼎、匽侯鼎、盂鼎、善夫克鼎等稀世文物。但潘祖蔭對自己所藏之品極為珍視，并進行了深入的探究其內涵。他 “每得一器，與同好者切磋研究，圖狀釋文，以傳后世。”潘氏的收藏也深深地影響到了文人書畫家和篆刻家趙之謙，他們經常就青銅銘文相互切磋，從而結下了深厚的友誼。趙之謙還曾為潘世恩撰寫碑文。

　　對于碑帖，潘祖蔭也勤于搜羅，有晚清“傳世古拓珍本經手最多”之譽。《清稗類鈔》、《清代野記》、《潘祖蔭日記》中，對于潘祖蔭訪碑求貼都有記載，從中可以看到潘祖蔭在碑貼收藏方面的情況。潘祖蔭搜訪碑貼去得最多的地方，是北京的琉璃廠。他搜集碑碣石刻拓本，專找宜古齋的李云從：“有若李云從者，直隸故城人，幼習碑賈，長益肆力于考據……云從為潘文勤所賞識，有所售，輒如數以償”。

攀古樓彝器款識

　　此外，他在辦差的途中也收集了不少碑帖。咸豐戊午六月，潘祖蔭為陜甘正考官。九月二十二日從西安返京途中，日記記載：“子和談及貴州有姜伯約碑，在仁懷廳，夜朗濟二大碑，在大定府，鄭珍有考，為之神往久之，小湘以首陽各碑贈。”聽說某處有碑而為之神往，可見潘氏對于碑貼的熱心。潘有一次回鄉修墓，聽人說某處有古碑，就急忙叫人帶著去看。那塊碑原來在一戶人家的床后邊。潘祖蔭點了蠟燭鉆進去連看帶摸，堂堂京官弄得灰頭土臉，卻樂此不疲，毫不在意。《潘祖蔭日記》多記幾次出京行程、食宿，文字極為簡略，但對于沿途古碑，卻不吝筆墨。如咸豐戊午二十日：“抵介休縣，縣北五里拜郭有道祠墓，有蔡中郎碑，一鄭谷口書，一傅青主書，至原碑前，則不可得見矣。所謂萬歷時郭青螺鉤摹重刻本亦未見酈注。又有宋子浚碑，宋名沖林，宗友也，今佚。” 可見他對碑貼的感興趣。

　　潘氏亦喜好藏印，有官印、印凡三百零四板。他的金石收藏甲于吳中，聞名南北。其印有“吳縣潘氏鄭盫藏“朱隸方、“伯寅藏書”朱大方、“祖”朱小方、“蔭”朱小方、“伯寅經眼”朱方、“如愿”朱長方、“攀古廔(樓)“朱長方、“潘祖蔭藏書記”朱長方、“九濤十八澗中人”、“八求精舍”、“龍威洞天”等。生平著述不多，他刊印了他的一些游記和詩作潘祖蔭擅長書法，與潘世恩、潘世璜一起被稱為書法“蘇州三杰”。

　　三、鑒定與藏品去向

　　潘祖蔭的眼光之厲害，在收藏界是有名的，文物是否真品或有無價值，值不值得去收藏，他一眼就能看出眉目，怪不得人們叫他“潘神眼”。可見他鑒賞能力的高超。當時朝廷內眾太監凡得古玩，必請潘祖蔭鑒別。因此，連孝欽皇后也曾說“潘祖蔭所鑒定者固無甚大謬也。”

　　潘氏考據的功夫很深厚。有一次他新得一青銅鼎，考其款識，乃“魯眉壽鼎”。特為此撰寫了一篇文章叫“眉壽鼎圖說”，還宴清同鄉考生，并將文章贈赴宴的人雅正。等應試舉子考二場時，詩經題目即是“眉壽保魯”，凡是得圖說的考生恍然大悟，答題時自然是洋洋灑灑，下筆如神。等金榜揭示后，結果考中的八人，有七名是有幸與潘大考官一起推杯換盞的人，可見晚清科舉考題難度也是非常高。但從另一角度看，足見潘祖蔭對金石器的鑒定的精通。

　　事實上，金石學者搜集收藏青銅器，一般側重對器上款識和銘文的考證，通過對字的形狀變化、文字結構及內容意義等方面的研究鑒定，來判斷該器的價值。潘祖蔭之所以能慧眼識真，收藏到像上文中提到的大盂鼎和大克鼎，是源于他鑒定水平的深厚和淵博的學識。經潘祖蔭考證，方知銘文記述周王賞賜克以大雖土地及昆妾等奴隸，是研究四周社會歷史的重要史料，同時。還有件小克鼎。上面刻有銘文72個字，潘氏通過研究，大意為：周孝王二十三年的九月，王在西部周原舊都宗周，周王命令膳夫克到東部新都成周洛陽發布命令，整肅王的部隊成周八師。銘文中所述器主人為“膳夫克”，故稱克鼎，又稱膳夫克鼎。為與大克鼎區別，也稱小克鼎。這些都被潘氏發現并鑒定出來，是研究西周早期歷史的重要資料，于是便立即收購了過來。

　　潘祖蔭去世后，直隸總督端方曾托李誠甫向潘家探詢想收藏潘家的孟鼎和克鼎，被祖蔭弟斷然拒絕。他的大部分的文物珍品，都由潘祖年運回蘇州，庋藏在南石子街舊宅內。1937年抗戰爆發前，南石子街潘宅仍有藏品數百件之多。當年朝中向潘大人索要兩鼎銘文拓本的人絡繹不絕，然因原件拓本寥寥無幾，僅有少數至親好友才得如愿以償。

　　然他的藏書在咸豐年間喪失殆盡。據《士禮居藏書題跋記跋》中說：“咸豐庚申三月，蔭所藏書存申衙前汪氏義莊，書四十籍既失；八月中，澄懷園之所藏亦盡，于是蔭之書蕩然矣。”可見他的書也流失了不少。

　　葉昌熾在潘氏的藏書的整理、保管方面保護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潘祖蔭卒于北京后，其藏書由家眷攜歸南下，葉昌熾說：“殘編嚙翰，流落毫芒，人皆奉為至寶。”其后，一部分藏書流入書肆，一部分藏書由其弟潘祖年保管。

　　然而，潘氏最大的缺憾是家族人口凋零；所以他的弟弟潘祖年就把兩個兒子過繼給潘祖蔭，但也相繼早夭，家中無人繼承香火。光緒十六年(1890)潘祖蔭病死于北京， 6年后，他的夫人也在北京去世了。由于二人終生未育子嗣，潘祖蔭所有的遺產就由比他小了整整40歲的弟弟潘祖年全權處理。 當潘祖年得知嫂子去世，從千里之外的蘇州趕到北京奔喪，時間已經過了一月有余。就在這段時間，滂喜齋和攀古樓中已有大量藏品被盜。

　　為了避免情況的再次發生，其弟潘祖年決定秘密赴京將其兄收藏文物押運回故鄉，存放在蘇州南石子街的潘家舊宅中。潘祖年對“謹守護持，絕不示人”的家規把持極嚴，甚至到了疑神疑鬼的地步。世人皆傳“潘家有寶”，卻無人能一睹真容。潘祖蔭的故交王懿榮、吳大澂等人，對潘家藏品其實非常熟悉。但是到了潘祖年這里，哪怕僅僅是借金文拓本一閱，也不能如愿。

　　抗戰期間，此時潘祖年作古，潘家無當戶之人，皆婦孺。當此危難之時，潘祖蔭的侄孫承厚、景鄭等商定將大鼎及全部珍玩入土保全。經反復遴選，決定將寶物藏于二進院的一間不引人注目、久無居住的堂屋。潘家人苦干兩天兩夜終將全部寶物入藏地下，又將室內恢復成原樣，整個過程極其秘密。此后不久，潘氏全家即往上海避亂。日寇侵占蘇州的第二天，就派出日軍沖進潘宅搜查寶鼎，前后竟達七次之多。強盜挖地三尺均無所見，只得敗興而去，大克鼎與大盂鼎躲過了這場浩劫。

　　但是，由于種種原因，抗戰勝利后，潘家的文物還是流散了許多。這些文物有的流落到國外，成為海外博物館的陳列品，或者是拍賣行的拍品。

　　1951年，蘇州潘達于女士致函政府，將家藏大盂鼎、大克鼎捐獻給國家。至1957年，大盂鼎轉藏于中國歷史博物館。而大克鼎目前存放在上海博物院，都是我國青銅器藏品中的至尊。之后，他陸續將潘家世代收藏的大量文物捐獻國家，其中包括元明清三代字畫不下幾百件，其中有沈石田、文衡山真跡卷軸等。至此，潘祖蔭的藏品終于有個好的歸宿。

　　通過以上的敘述，還原了一段潘祖蔭的收藏逸事。同時我們也發現，潘祖蔭收藏的大量青銅器和珍本古書，并不像古董商販那樣，用來投資的商業目的。而是出于一個文人對傳統文化的癡狂，體現了個人的收藏旨趣。這對我們今天的浮燥的收藏家們，或許是一個很好的反思和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