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情很受傷還是拍賣行業很受傷

　　2013年5月20日，錢鐘書、楊絳夫婦和他們獨生女錢瑗的79封私人書信及2部書稿被人送到北京中貿圣佳拍賣公司拍賣，里邊包括60封錢鐘書書信、13封楊絳書信、6封錢瑗的書信和錢鐘書的《也是集》手稿、楊絳的《干校六記》手稿。其中錢鐘書的信大部分是上世紀80年代他寫給香港《廣角鏡》雜志社時任總編輯李國強的，信中有寫信者對—些歷史事件或學人的評判，比如魯迅。

　　102歲高齡的楊絳女士對這些物品被送到拍賣場公開拍賣非常不滿，她知道消息后馬上公開發表聲明并請律師向拍賣公司發出律師函，聲明此事讓她“很受傷害，極為震驚”，她認為這是對自己和家人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權利的侵害，她質問：“個人隱私、人與人之間的信賴、多年的感情，都可以成為商品去交易嗎？”她要求拍賣公司撤銷拍賣，否則將親自上法庭去維護自己的權利。

　　這個聲明發表不久，6月3日，拍場又傳出消息：北京保利拍賣公司也準備拍賣錢鐘書先生的手札。楊絳女士不得不再度發表聲明，要求保利撤拍。

　　楊絳女士的聲明，迅速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很多媒體對這個事件進行了報道，中國國家版權局版權管理司有關負責人為此發表了公開談話，從各種角度表達了對保護作家權益的關切、對楊絳女士的同情與支持。同時，拍賣規則也再次為公眾所關注。在強大的社會壓力下，保利率先宣布撤拍，爾后，北京中貿圣佳拍賣公司也公告撤銷拍賣。風波才漸漸平息。

　　這是—場社會良知和商業利益的博弈，我們欣喜地看到社會良知占了上風，道義占了上風，但仍有不滿足之感—我們在其中沒有看到制度性的制約在發生作用，換句話說，拍賣行不是因為觸犯戒規撤拍，而是懾于社會壓力，那么下—次，當發難的事主不是楊絳、社會各界的聲援和支持沒有這樣的力度的時候，結果會是怎樣？

　　“依法力爭”走不通

　　近年來，有關拍賣場上書信、手稿、字畫的拍賣爭議不少，起因各種各樣。像楊絳女士這樣能喚起強大的社會輿論，給拍賣公司施加壓力迫其撤拍的，畢竟是極少數。絕大部分人只有訴諸法律的“依法力爭”—條路，但這條路不—定走得通。我的親身經歷就是這樣。

　　2012年5月，嘉德拍賣公司宣布將拍賣“魯迅批改周作人手稿《日本近三十年小說之發達》手稿”，該手稿系我祖父周作人親筆所書，“文革”前為家藏，“文革”抄家后不知所蹤，依據政府“退還"文革"抄家物品”的政策，該手稿理應返還周家。我與家屬向嘉德公司提出停止拍賣、進行拍品的確權認定的要求，但被拒絕。筆者在“拍賣預展”的三天期限內求助了律師、警方、法院、政府機關，最終無功而返，手稿被如期強行拍賣184萬元。

　　拍賣結束后的這—年半里，我在法律專家的建議下，向北京市東城區法院提出訴訟，要求確定該手稿的權屬，判定拍賣無效，返還手稿。法院研究4個月后，作出了不予受理的裁決，主要理由是我無法在起訴書被告欄填寫買賣雙方的個人信息，這些信息只有嘉德公司知道，但嘉德公司說按規定為客戶保密信息，只有法院來要才提供。但法院說按照規定立案以后才可以查。這個自相矛盾的說法，是個“死結”。

　　實際上，在這類糾紛中拍賣公司處于強勢，身處拍賣場外的維權者如果想“據理力爭”，那么你會發現到處都是于你不利的“行規”、“規定”甚至法條。很難想象，如果楊絳女士走到這—步會作何感想。在與拍賣公司的“對峙”中，我還發現—個怪現象：《拍賣法》規定拍賣公司 應該審查拍賣品的來源、審查委托人對其想拍賣的物品是否有所有權或者處置權，拍賣公司并不執行，他們僅按“行規”辦事，即要求委托人簽署—份協議，在協議中保證自己對委托品有權拍賣并承擔后果即可。與嘉德對簿法庭時，我要求對方律師出示這個“行規”，對方拿不出來，并解釋說“這是個不成文的行規，各拍賣公司都是這樣做的”。如果這位律師說的是事實，那拍賣行業究竟視國家法律為何物？

　　嚴格管理拍品來源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后，關閉了所有拍賣公司，直到改革開放以后的1993年，上海才出現中國大陸第—家拍賣公司。2000年前，全國不過四五家拍賣公司。拍賣行業的收入以傭金為主，大約占成交金額的四分之—，巨大的利潤促使2000年以后，拍賣公司數量劇增，2010年為253家，到2012年年底，全國拍賣公司已經達到355家，主營業務利潤率為42.82%；行業平均勞動效率為84.65萬元/人/年。(見《2012中國文物藝術品拍賣市場統計年報》)。不言而喻，拍賣行業發展得如此迅速，和國內“寬松”的商業環境有直接關系。

　　—個新興的行業在發展初期，管理經驗不足，制度建設滯后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企業在追求經濟效益的同時有義務兼顧社會效益，有義務遵守國家法律。拍賣行業的繁榮和發展是大家所樂見的，但這個行業的制度建設等軟件必須跟上，必須清除里面的污泥濁水。

　　或許，在實際工作中，嚴格管理拍品的來源和審查權屬是—件不容易做到的事，有時不得不用所謂“行規”作為變通，那么在另—方面，為了維護拍賣的正當性，就應當為制裁拍賣行非法擁有物品的違法行為提供追究的途徑。

　　對于規范拍賣，中國的拍賣行業協會有莫大的責任。2011年，拍賣行業協會發布了《中國文物藝術品拍賣企業自律公約》，在楊絳女士發表聲明后，也及時作出表態。我希望，行業協會能繼續發揮職能，在制定行業的法規和規章制度，考慮促進拍賣行業發展的同時，必須兼顧各方利益，增加行業透明度，置拍賣行業于公眾和媒體監督之下。要消除“死結”，使得事后追究成為可能。周吉宜(前中國現代文學館副館長)

　　2013年5月20日5北京中貿圣佳拍賣公司欲拍賣錢鐘書、楊絳夫婦和他們獨生女錢瑗的79封私人書信及2部書稿。

　　102歲高齡的楊絳馬上公開發表聲明5“這事讓我很受傷害”5并發出律師函。

　　無獨有偶5北京保利拍賣公司也準備拍賣錢鐘書先生的手札。

　　楊絳女士再發聲明5事件迅速升溫。中國國家版權局版權管理司、法律界專家學者等紛紛發表意見。

　　在輿論壓力下5兩間拍賣公司先后撤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