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永玉

    一、筆下汪曾祺

    從一九八0年前后開始寫沈從文、聶紺弩等人，三十多年來，黃永玉寫過一個又一個“比我老的老頭”，有前輩，也有同齡人，可是，遺憾的是，他卻沒有單獨寫一篇“知音”汪曾祺。我曾不止一次說，很想看他寫寫汪曾祺，他總是不假思索地搖搖頭。他說過這么一句：“他在我的心里的分量太重，無法下筆。”說得認真，當然，也頗為含蓄，委婉。
雖然沒有單獨寫汪曾祺，但在回憶往事時，汪曾祺不止一次出現(xiàn)在黃永玉筆下，且寫得生動，對其充滿贊賞和欽佩。

    第一次寫到汪曾祺，是在一九七九年歲末完成的《太陽下的風景》。在敘述沈從文的這篇長文中，黃永玉以“他的學生”代指汪曾祺，頗為留戀地回憶兩人當年在上海的交往，以及對汪曾祺文章的佩服：

    朋友中，有一個是他的學生，我們來往得密切，大家雖窮，但都各有一套蹩腳的西裝穿在身上。記得他那套是白帆布的，顯得頗有精神。他一邊寫文章一邊教書，而文章又那么好，使我著迷到了極點。人也像他的文章那么灑脫，簡直是渾身的巧思。于是我們從“霞飛路”來回地繞圈，話沒說完，又從頭繞起。和他同屋的是一個報社的夜班編輯，我就睡在那具夜里永遠沒有主人的鐵架床上。床年久失修，中間凹得像口鍋子。據(jù)我的朋友說，我窩在里面，甜蜜得像個嬰兒。

    二十幾年過去，二00六年黃永玉在《黃裳淺識》一文中，第一次集中敘述他們?nèi)水斈晟虾５目鞓窌r光：

    那時我在上海閔行縣立中學教書，汪曾祺在上海城里頭致遠中學教書，每到星期六我便搭公共汽車進城到致遠中學找曾祺，再一起到中興輪船公司找黃裳?？礃幼铀莻€高級職員，很有點派頭，一見柜臺外站著的我們兩人，關(guān)了抽屜，招呼也不用打地昂然而出，和我們就走了。曾祺幾次背后和我講，上海灘要混到這份功力，絕不是你我三年兩年練得出來。我看也是。
星期六整個下午直到晚上九十點鐘，星期天的一整天，那一年多時間，黃裳的日子就是這樣讓我們兩個糟蹋掉了。還有那活生生的錢！

    我跟曾祺哪里有錢？吃飯、喝咖啡、看電影、坐出租車、電車、公共汽車，我們兩個從來沒有爭著付錢的念頭。不是不想，不是視若無睹，只是一種包含著多謝的務(wù)實態(tài)度而已。幾十年回憶起來，幾乎如老酒一般，那段日子真是越陳越香。

    往事如此美好，記憶總是難忘。

    一次，黃永玉對我談到一九五三年他離開香港，主要是聽從沈從文和汪曾祺的建議。汪曾祺在一九五一年所寫《寄到永玉的展覽會上》一文中，最后這樣說：“希望永玉能帶著他的畫和才能，回到祖國來，更多地和更好地為這個時候，為人民服務(wù)。”黃永玉真的如他們的期待一樣離開香港來到北京。自此，當年上海“三劍客”中的兩位——— 汪曾祺、黃永玉，生活在同一個城市，友誼的延續(xù)與加深，有了空間與時間的可能。

    二、月光下的“羊舍”

    日子一天天過去，幾十年間，投身新建設(shè)、大鳴大放、“反右”、“文革”、改革開放……如此復雜而變化莫測的歷史演變，成了所有人際關(guān)系發(fā)展變化的大背景。在中國，無一人能超然于外，身處文化界這一漩渦中的汪曾祺、黃永玉，尤其如此。

    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開始，汪曾祺先后在文工團和《說說唱唱》雜志工作。他停止了小說寫作，轉(zhuǎn)向戲曲創(chuàng)作。他的文學修養(yǎng)與造詣，以及投入與專注，使戲曲創(chuàng)作界多了一位高手。正是這一特殊才能，使他在被打成“右派分子”之后，又能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重寫小說，并再回戲劇界。雖有政治“前科”，他還是因受到江青的青睞而被起用，進入到“樣板戲”的主創(chuàng)人員行列之中，《沙家浜》、《杜鵑山》因有他而多了文學性和傳統(tǒng)韻味。“文革”期間，在眾多朋友陷入逆境時，他甚至一度風光，可以在國慶節(jié)登上天安門觀禮臺……
黃永玉來到北京后，進入中央美術(shù)學院在版畫系任教。他興奮不已，希望借各種方式來拓展藝術(shù)空間。他一次又一次走進森林寫生采風，到榮寶齋向老藝人學習木版水印，以水印套色木刻《阿詩瑪》等作品為代表，其藝術(shù)創(chuàng)作進入新的境界。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與美術(shù)界前輩相比他顯得那么年輕，卻有了與他們一樣的資格，成立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教學工作室。在一九五七年，他沒有像汪曾祺那樣遭遇“反右運動”的沖擊，卻沒有逃過“文革”的磨難。從一九六六年“文革”爆發(fā)初期的批斗與挨打，到一九七四年突如其來的“貓頭鷹黑畫”風波……
兩位老朋友的幾十年時光，就是這樣在相同的歷史背景下流逝。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兩人往來頗為頻繁。當年致信住在上海的黃裳時，黃永玉多次通報汪曾祺的近況：

    曾祺常見面，編他的《說說唱唱》，很得喝彩。(一九五四年六月十二日)

    曾祺有點相忘于江湖的意思，另一方面，工作得實在好，地道的干部姿態(tài)，因為時間少，工作忙，也想寫東西，甚至寫過半篇關(guān)于讀齊老畫的文章，沒有想象力，沒有“曾祺”，他自己不滿意，我看了也不滿意，也就完了。我常去看他，純粹地掛念他去看他，談?wù)?，喝喝茶抽抽?我抽煙了)，這種時間頗短的。(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六日)

    曾祺兄寫了一個范進中舉京戲，我對京戲是外行，但覺得寫得很高雅妥帖，您是行家，可能要求嚴一些，未必像我的意思一樣，很想聽聽你的意見。據(jù)說這劇本評選時得頭獎，又得了獎金若干云云。(一九五七年三月九日)

    汪朗先生幾年前在一次與讀者的對話中，這樣談到父親汪曾祺與黃永玉在“文革”前的交往：

    這兩個人都是很有才的人，彼此都認可。黃永玉是解放以后從香港到了北京，他們交往非常密切，而且我們家小時候住的老的四合院，里面掛著一個很大的像，那是黃永玉給我畫的一個人物像，我都不知道，我那時候既不知道黃永玉，也不知道那個畫畫的是我。但是對黃永玉的名字都很熟，五六十年代的時候，我爸隔幾個禮拜或者一個月去一次黃永玉的家，他沒帶過孩子，還是孩子沒跟著去過，我沒有印象我見過黃永玉，但是那時候我爸跟黃永玉聯(lián)系非常密切。黃永玉來過我們家沒有，我也沒有印象。他出的第一本書《夜晚》，那是黃永玉給他做的全套的插圖和封面，當時少兒出版社編輯說黃永玉這個人很不好打交道，我爸說你去吧，就說汪曾祺讓你來的，黃永玉很痛快地答應(yīng)了。

    汪朗所說《夜晚》，應(yīng)為汪曾祺一九六三年出版的短篇小說集《羊舍的夜晚》，這是汪曾祺被打成“右派分子”后所出版的第一本書。黃永玉在寫給黃裳的信中提到過此事：

    林風眠先生的文章沒時間寫，對這位老人的作品評價可不是玩兒，隨便寫，就顯得很不尊重了。估計十天至十五天我還要刻一批小東西，是急活，是大師汪曾祺文集的插畫。出版社來了一位女同志，女編輯，黃胄的愛人，為這事受到批評，說她抓不緊，于是昨天來了兩趟，非干不可。(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一次，黃永玉與我談到為汪曾祺這本書畫插圖和設(shè)計封面的過程：

    “反右”后，他被下放到張家口的農(nóng)業(yè)研究所。在那里有好幾年，差不多半個月一個月他就來封信，需要什么就要我?guī)兔I好寄去。他在那里還畫畫，畫馬鈴薯，要我寄紙和顏料。

    他在那里還繼續(xù)寫小說。寫了一篇《羊舍一夕》，出書時，要我?guī)兔υO(shè)計封面和配插圖。我刻了一組木刻，有一幅《王全喂馬》，刻得很認真，很好。一排茅屋，月光往下照，馬燈往上照，古元說我刻得像魔鬼一樣。(二○○八年十二月十七日)

    可見，即便汪曾祺成為“右派分子”，兩人的關(guān)系并沒有因為各自處境發(fā)生變化而受到影響，交往仍在延續(xù)。

    三、身影漸行漸遠

    從張家口回到北京，全身心投入京劇現(xiàn)代戲創(chuàng)作之后，汪曾祺與黃永玉等朋友之間的交往由密變疏，熟悉的身影漸行漸遠了。在黃永玉寫給黃裳的信中，可以讀出其中信息：
曾祺未見近一月，忙！忙！(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三日)

    趙頭牌(即在《沙家浜》劇中扮演阿慶嫂的趙燕俠———李輝注)與曾祺已赴重慶體驗紅巖生活，退軟臥而睡硬席，身背行軍背包，大有只恨爺娘少生兩條腿之感，何來上海演出之傳說，也可能是B團活動?！渡臣忆骸肺铱催^，傳說好成這個樣子，至今還覺得又驚又喜，因曾祺吾友也，至少妙處何在，望之彌高，候行家如吾兄看戲積勞成疾之人定奪，表示意見，才能相信。(一九六五年四月一日)

    汪兄這十六七年我見得不多，但實在是想念他。真是“你想念他，他不想念你，也是枉然”。他的確是富于文采的，但一個人要有點想想朋友的念頭也歸于修身范疇，是我這些年的心得，也頗不易。(約七十年代末，七月十八日)

    身影漸行漸遠，“文革”隨即爆發(fā)，一時間，斗爭此起彼伏，令所有人難以喘息。此種情形下，人性承受政治高壓，昔日友誼自然很難逃脫被扭曲的厄運。汪朗所述，頗能幫助我們了解汪曾祺、黃永玉之間關(guān)系的演變：

    他們倆比較生的時候，起因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時候黃永玉的小孩想找汪老頭兒要票去看《沙家浜》，結(jié)果汪老頭兒沒給他找著，而且那時候好像覺得汪老頭兒是很紅的，怎么到現(xiàn)在連這點事還辦不了，覺得不夠朋友了。但是后來我爸說，雖然他是編劇，那個票根本不在他掌握之中，他們工作票是有的，家屬票特別難弄。我這么多年是最直接的子女，我想看戲也得等機會。好像就是這個事情，因為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黃永玉是挨批挨斗的，汪曾祺是大紅大紫的，覺得為了劃清界線不夠情誼。黃永玉七幾年的時候畫黑畫挨批，畫一只貓頭鷹，一只眼睛開、一只眼睛閉，那是貓頭鷹的特質(zhì)。我爸看完了特別著急，說黃永玉挨批了，我得看一看。我媽媽那時候比較膽小怕事，我媽說你自身難保了，還管別人。如果正常情況下，他們的交往確實沒有什么太大的矛盾和沖突，“文化大革命”特殊的情況下，有一些小事把多少年的交情……

    由此可見，“反右”之后，黃永玉與汪曾祺之間的友誼未受影響，但“文革”卻使之產(chǎn)生芥蒂，留下遺憾。不過，“文革”結(jié)束后，友誼雖不復當年，但并非完全中斷交往。黃永玉回憶，汪曾祺后來曾找過他兩次，并送來一卷用粗麻紙寫的詩。彼此之間，已覺隔膜，兩人談話也言不由衷。

    不管怎樣，汪曾祺在黃永玉心里始終有特殊的分量。汪朗談到自己結(jié)婚時的一段往事：

    后來我結(jié)婚的時候他們還有點聯(lián)系，包括那時候黃永玉在北京飯店畫畫，我媽就說兒子結(jié)婚了，黃永玉名氣也比較大，跟永玉要張畫吧。我爸開始挺抹不開面子，好不容易打了個電話，黃永玉說行，讓小老虎來吧。我小名叫小老虎，但我覺得我干嗎去，我又不認識他，為了拿一幅畫，就沒去……他們倆都彼此認同，但是誰都不好邁出第一步恢復原來的關(guān)系。我爸盡管后來跟黃永玉沒有特別的聯(lián)系，但是對黃永玉的繪畫才能和他的作品評價還是非常非常高的。黃永玉對老頭兒文學上的成就也很認可，但是沒有像過去那么親密地交往。

    汪朗所說不錯。父輩友誼的存或廢，并不像人們所猜想的那樣有多么復雜、隱晦的原因，其實往往就缺少最后把紙捅破的那一點點努力。汪曾祺與黃永玉之間的情況如此，沈從文與蕭乾之間的情況也如此。

    黃永玉與汪曾祺的最后一次見面，是在一九九六年冬天。自一九八九年春天旅居香港后，這是黃永玉時隔七年后首次返京，幾位熱心人為歡迎他，特在東三環(huán)長虹橋附近的德式餐廳“豪夫門啤酒坊”先后舉辦了兩次大型聚會。其中一次，由黃永玉開列名單請來許多新老朋友，其中包括汪曾祺。

    那一天，我與汪曾祺同桌。他的臉色看上去比不久前顯得更黑。每次聚會，他最喜飲白酒，酒過三巡，神聊興致便愈加濃厚。豪夫門則只有啤酒，故那天他喝得不多，興致自然也不高。參加聚會的多是美術(shù)界人士，汪曾祺偶爾站起來與人寒暄幾句，大多時間則是安靜地坐在那里。黃永玉忙著與客人一一握手、擁抱。他走到汪曾祺面前，兩人只是寒暄幾句，那種場合，他們來不及敘舊，更無從深談。后來我很后悔，那天為何沒有帶上相機，為他們的久別重逢，留下瞬間的影像紀錄？

    大約半年左右，一九九七年五月，汪曾祺因病去世。三個月后，同年八月，黃永玉位于北京通州的萬荷堂修建完工，他從香港重新回到北京定居。

    “要是汪曾祺還活著該多好！可以把他接到萬荷堂多住幾天，他一定很開心！”

    一次黃永玉對我說。說完，他深深嘆一口氣。

    往事從來遺憾中。

    前輩之間紛紛擾擾的芥蒂、誤會、疏遠，且讓它們?nèi)缭茻熛⒍?。往事的美好，才值得珍惜，才值得追尋與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