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史箴圖》局部

《女史箴圖》局部

《女史箴圖》局部

　　日前，大英博物館亞洲部研究員史明理(Clarissa von Spee)博士在愛丁堡透露，塵封6年之后，收藏于大英博物館的顧愷之的《女史箴圖》將于2014年4月在大英博物館展出，展期1個月。1903年，英國軍官克拉倫斯·約翰遜(Clarence A.K.Johnson)以25英鎊的價格，將這幅作品賣給大英博物館，這幅千年古畫曾經一度被人忽視，包括當年去大英博物館看展的徐悲鴻。

　　是否顧愷之的真跡依然是謎 　　

　　近日，大英博物館亞洲部研究員史明理博士在愛丁堡做了題為《女史箴圖：這幅杰作的來歷和再鑒定》的公開講座。史明理介紹，《女史箴圖》是大英博物館最重要的藏品之一，這幅作品是里程碑式的作品，幾乎所有介紹中國文化和藝術的書籍中，都提及了這幅作品。在英國BBC與大英博物館制作的廣播節目《100件展品了解世界歷史》中，這幅作品名列第39位。

　　《女史箴圖》是留存下來的最早的，保存較好的畫在絲綢上的手繪畫，這幅畫將高水準的詩歌，書法和繪畫呈現在一起，在中國藝術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畫中的詩歌作于公元3世紀，當時，西晉惠帝昏庸無為，國家大權被其夫人賈氏獨攬，賈氏兇殘擅陰謀，朝中大臣張華覺得自己有責任勸諫她，便收集了歷史上各代先賢圣女的事跡寫成九段《女史箴》，規勸教育包括賈氏在內的宮廷女子要遵循儒家思想。根據史書記載，張華的勸諫詩文對賈氏毫無作用，她繼續專橫，并設計謀殺政敵，最后被迫服毒自殺而亡。后來，顧愷之根據張華的詩文，畫成 《女史箴圖》。最早提到這幅作品的是北宋書畫家米芾，他在1103年編纂的《畫史》中記載，這幅畫是顧愷之的作品，但是，并未指出這樣的判斷是有事實依據的，或者僅僅是他根據畫作的風格，自己做出的判斷。關于這幅畫作的第二個記載是1120年的《宣和畫譜》，這本書是在宋徽宗的授意下，由官方主持編撰的宮廷所藏繪畫作品的目錄，在這本書中，明確記載，《女史箴圖》是宮廷所收藏的9幅顧愷之的畫作中的一幅。以此官方認證，可以推斷，很長一段時間，并未有人懷疑《女史箴圖》是否是顧愷之的真跡，直到1816年，胡敬(1769-1845)在他寫的一本書中指出，《女史箴圖》不是顧愷之的真跡，而是唐代的摹本。到了20世紀，藝術史學家們也一致認為，這幅《女史箴圖》并非是晉朝的作品，所以，也一定不是顧愷之的真跡。這幅摹本誕生的時間和地點，成為學術界爭論的焦點，至今，最主流的觀點是，這幅摹本誕生于隋朝，或者唐初，中國的江南地區。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的陳葆真教授認為，《女史箴圖》的原作應該誕生于484年之前，但根據流傳下來的這幅《女史箴圖》的畫面上的細節推斷，這幅作品應該創作于唐朝。除了這幅收藏于《大英博物館》的《女史箴圖》摹本，另外一幅被認為是12世紀的《女史箴圖》摹本，收藏于北京故宮。

　　乾隆帝的“四美”之一 　　

　　結合《女史箴圖》上的藏印章，史明理介紹了這幅畫作被收藏的歷史。畫作上呈現出的最早的鑒藏印是宋徽宗的“睿思東閣”的印章，睿思東閣修建于1075年，是皇室用來宴請賓客的殿堂，并非展示藝術作品之地，但是有據可查，王羲之的《蘭亭序》真跡拓本也曾收藏于此，所以，極有可能，宋徽宗也將顧愷之的《女史箴圖》收藏于此。米芾的《畫史》記載，之前，這幅《女史箴圖》收藏于宋朝大臣劉有方家。《女史箴圖》上也呈現出更早的藏印章，比如一款“弘文之印”的印章，試圖將這幅畫作和唐代翰林院的弘文館聯系在一起，以提高這幅書畫的“身價”。但是，后人考證，這個印章是后人造假，添加上去的，當然，也不排除，這個印章來自一位名叫“弘文”的私人收藏家。北宋之后，到元之前，這幅《女史箴圖》被誰收藏，不得而知。到了明朝，這幅畫流落到收藏家項元汴(1525-1590)手中，他在這幅畫上蓋了50個收藏章，以示己有。期間，董其昌曾經“復制”畫中的被認為是顧愷之的書法，并在1603年做為字帖出版。之后，《女史箴圖》幾經易手，最終到了乾隆帝的手中。乾隆帝很喜歡這幅作品，并在1746年，對它進行了重新裝裱。乾隆帝給畫加了題跋，加了一幅他手畫的蘭花，在畫的末尾，添加了鄒一桂的畫。同項元汴一樣，乾隆帝也在《女史箴圖》上蓋收藏章以示所有權，他蓋了37個，并且，這37個收藏章是在他當政的60年內，不同時期，不同場合加蓋上去的。這幅《女史箴圖》同北宋畫家李公麟的《九歌圖》、《瀟湘圖》、《蜀江圖》，被乾隆視為“四美”。乾隆帝給這四幅畫作定制了同樣的包裝盒，將它們擱置在一起，收藏于他休息的私宅靜怡軒。目前，《蜀江圖》收藏于華盛頓的弗里爾和薩克勒美術館(Freer and Sackler Galleries)，《瀟湘圖》收藏于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九歌圖》收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

　　研究中國古畫的西方學者最近發現，用來保護“四美”的四塊方形絹布，來自同一塊布，這同時也證明，《女史箴圖》現在的模樣應該就是乾隆收藏時的模樣，也就是1903年，這幅畫剛被帶到大英博物館時的模樣。義和團起義期間，英國軍官克拉倫斯·約翰遜駐扎在北京的頤和園，但是，誰也不知道他怎么就得到了《女史箴圖》，有記載說，這幅畫作是他幫助北京的一位婦人，這位婦人送給他的謝物，但是沒有多少人相信這樣的說法。1903年，克拉倫斯·約翰遜將這幅卷軸畫帶到大英博物館，原本是給上面的翡翠套環估價，當時，在大英博物館工作的歷史學家西德尼·考爾文爵士(Sir Sidney Colvin)等工作人員意識到這幅畫的價值， 便以25英鎊的價格將這幅畫買下。1910年，《女史箴圖》第一次在大英博物館向公眾展出。史明理解釋，之后的很多年，除了部分日本學者對這幅畫作稍感興趣外，似乎很少人留意到這幅稀世珍品，包括當年來大英博物館看展的徐悲鴻，他在看到這幅畫作后，也沒有特別強調它的價值。

　　明年4月將展出一個月 　　

　　史明理介紹，大英博物館將《女史箴圖》裁為四截，裱在板上展示。從日本明治時期，將來自日本和中國的絲綢畫裱在板子上展示的技藝就流傳到了美國和歐洲，比如在美國華盛頓的弗里爾和薩克勒美術館，德國科隆的東亞藝術博物館，都可以看到大量如此展示的卷軸畫作品。自從2008年后，《女史箴圖》沒有再對外展示，而是成為學術專家重點研究的對象。最近，大英博物館的科研人員對《女史箴圖》進行了非侵入式、非接觸式的掃描檢測，對絲綢的材質進行比較發現，《女史箴圖》曾在兩個不同的時期被進行過修復，對修復這樣的畫作而言，最大的挑戰是找到相似的絲綢，因為不同絲綢之間的結構差異很大。科研人員還根據掃描出的“電子圖”，分析出絲綢畫破損的原因，包括反復的翻卷，系卷軸畫的繩帶對畫作的磨損等。損壞絲綢畫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長時間的曝光，紙張也面臨同樣的問題，但是絲綢更容易因見光受損。光線會加快絲綢的腐蝕，而且，光線也會改變絲綢的顏色。絲綢曝光的時間越久，顏色會變得越暗淡。

　　關于《女史箴圖》的創作時間，學術界依然存在爭論，但是，不可置疑的是，這幅作品有著上千年的歷史。在不傷損這幅作品的情況下，如何讓更多的人看到這幅珍貴的原作，也是大英博物館一直在考慮的議題。根據大英博物館的計劃，在停展6年后，《女史箴圖》將于2014年4月在大英博物館進行首展，展期一個月，之后的11個月，這幅畫作將在原地被覆蓋，保存于黑暗里。之后的每年，都會有一個月的展期。畫作將被陳列在為它特制的盒子里，這個盒子位于大英博物館的第91展室，同時，隨這幅畫作同館展出的將有一些同樣來自中國江南地區的書畫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