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事變之前，前門大街車水馬龍，熱鬧非凡。

1901年，義和團運動平息后，山本贊七郎在同一位置，以同樣的角度拍攝了前門大街。

此時，商鋪已經開始重建，社會秩序也逐漸恢復，但對比之前的照片仍能看出戰爭造成的創傷。

1901年，騎驢的婦人。

拍攝于1899年的西四大街，本片自南向北拍攝，遠處可見西四牌樓。

1901年，身著法衣排成一列的雍和宮喇嘛。

1901年，東黃寺大殿。安定門外曾有東、西兩座黃寺，這座大殿如今已不復存在。

1906年，崇文門甕城內的鐵路道口。庚子事變之后，鐵路線延長到前門，為此崇文門甕城打

開兩個缺口，鐵路就從城門前經過，這里成為交通樞紐。

　　攝影術初進中國時，攝影師多是西洋人。由于文化背景不同，他們鏡頭下的中國與中國人反映出西方人的審美情趣和獵奇心理，今天看來，與我們不免有些距離。相形之下，盡管百年來中日關系緊張，但不可否認兩國文化同根同源，早期日本攝影家拍攝的中國，似乎更容易為我們所接受和理解。

　　清末來華的日本攝影師山本贊七郎是來華日本攝影師的代表。精湛的技術、亞洲人的面孔以及幸運的時間點，使山本贊七郎在北京開設的照相館生意興隆，聲名遠播。

　　山本贊七郎(1855年-1943年)出生在日本岡山縣，1882年起在東京的新橋開設照相館。彼時的日本照相業競爭已經十分激烈，他注意到中國蘊藏著巨大的商機，遂于1897年遷往北京，在霞公府(今貴賓樓飯店后)開設了照相館——山本寫真館。

　　當時，北京照相業的競爭雖不如東京、香港、上海激烈，但北京人更愿意到國人開的照相館照相。既然拍攝肖像競爭不過本土照相館，山本索性把重心放在拍攝北京的風景上。1899年，山本出版了第一本北京的畫冊，名為《北京名勝》，畫冊收錄照片36張，其中不僅有前門、西四等繁華的商業街，還有碧云寺、臥佛寺等西山風景。他對中國文化的理解通過光影表現出來。身穿法衣的雍和宮喇嘛、巍峨的天寧寺塔、雄偉的長城……這些北京的人文景觀受到西方人青睞。他拍攝的照片不僅大賣，還被制成明信片飛往世界各地。

　　好景不長，1900年義和團運動爆發。照相館被義和團當成“二毛子”，“凡洋貨店、照相館盡付一炬”，北京的照相館業受到巨大沖擊。戰亂平息后，避難于使館幸存下來的山本贊七郎很快重張開業，并第一時間拍攝了劫后的北京城。透過他在同一地點拍攝的照片，能看出戰爭對北京古城的傷害。他曾經拍攝過的前門大街，戰后他又在同一地點、同一角度拍了一張照片。通過這兩張照片，人們不難發現，雖然很多店鋪已經重建，但另一些卻永遠地消失了。

　　此時，戰爭消滅了山本的許多競爭對手。作為當時北京城僅有的外國照相館，山本寫真館迎來了一個絕佳的商業機會。王宮貴族們爭相請山本為他們拍攝肖像照。清人徐珂所撰的《清稗類鈔》中曾有一段記載：“日人某精攝影，慶王為之介紹于孝欽后，令至頤和園為照一簪花小像，即在慶邸消莨園洗曬。已許以千金之賞矣，內廷傳諭又支二萬金。”這位“日人某”指的就是山本贊七郎，“孝欽”即慈禧太后。雖然目前還沒有發現山本贊七郎為慈禧拍攝的肖像，但有趣的是常為慈禧照相的裕勛齡本人的肖像照也是山本拍攝的。

　　除此之外，駐京的外國人也找山本照相，曾任英國《泰晤士報》駐華首席記者的莫理循在把他的圖書館和收藏多年的圖書資料賣給三菱財閥后，也是請山本贊七郎為圖書館拍攝了最后的一組照片。

　　而今，山本贊七郎拍攝的宮墻、城門、人家和生活場景多已不復存在，而他的老照片又重新為人們展現了那個年代的舊京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