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地赭粉花雙魚紋盆

　　近日，由中國國際友好聯絡會、北京中藝藝術基金會等主辦的“晉善晉美·三晉窯火——中國古代山西陶瓷特展”在北京舉行。據山西省文化廳廳長張瑞鵬介紹，這是首次在北京舉辦的山西古代陶瓷大展，希望通過該展能讓世人了解山西古代陶瓷的輝煌藝術和科技成就，期待山西古代陶瓷能在中國工藝美術史和中國陶瓷史上得到全新的定位。

　　20多年文物搜集準備

　　展覽現場，觀眾可以近距離欣賞到130余件(套)山西古代陶瓷精品，據悉，這些古瓷全部來自望野博物館的收藏，貫穿宋、金、元、明、清數個朝代，涵蓋了從北向南大同窯、懷仁窯、介休窯、霍州窯、長治窯等眾多窯址。透過這些造型迥異、古樸質美的瓷器，觀者可以感受到12世紀到19世紀山西窯業興旺的歷史風貌。據望野博物館館長閻焰介紹，這是第一場關于中國古代山西陶瓷的大型專題展覽，首展于今年6月在深圳開幕，吸引逾3.2萬名海內外各地的陶瓷學者和瓷器愛好者參觀。

　　山西是中國文明發源地之一，文物資源豐富，陶瓷燒造歷史悠久，歷代窯址眾多，何以今天人們才得見這山西古代陶瓷“第一展”？古陶瓷鑒定專家、故宮博物院研究員耿寶昌在現場觀展時表示，長期以來，學術界都把山西陶瓷置于“華北地區”陶瓷體系的概念之中，沒有做過規?；?、系統化的梳理，而以往從單件的作品中也無法明確山西陶瓷的風貌。

　　“磁州窯是我國宋、金、元、明時期華北地區極其重要的有地域特色的民間瓷窯之一，長期以來，山西陶瓷都同河南陶瓷一起被籠統地列入磁州窯系。”20多年前，閻焰到山西去做文物調查和收集工作，他發現山西陶瓷有其明確的地域性和特異風格，但卻一直不為世人所關注，從那時開始，他就注意收集此類有明顯地域風貌的陶瓷。3年前，他在山西晉中和文物界朋友偶聚，談起山西古代陶瓷應該自成體系的話題，大家提議，由他來策劃一場山西陶瓷的特展。

　　當時，不少海內外研究磁州窯系的專家肯定了辦此特展“有創意、有意義”，但同時也覺得“難度太大”。2011年冬，閻焰參訪沖繩“琉球古窯”時，路過日本大阪，和大阪市立東洋陶瓷美術館學藝課長小林仁交流展覽思路，小林仁認為，辦山西陶瓷特展是對古代陶瓷研究的一次創建，但是材料收集太困難了——一方面是要做細致的材料比對和文獻分析，而長久以來，學界始終在磁州窯系大框架中徘徊，尚未有人對山西陶瓷進行過系統的篩分研究；另一方面是實物太少，即使是山西省內館院對本地古代陶瓷的收藏也并不多。

　　而讓閻焰底氣十足的是，經過多年的文物收集，望野博物館館藏的山西古代陶瓷數量已有數百件之多，在對山西古代陶瓷材料的占有和對實物的掌握方面，走在同行前列。展覽開始醞釀后，他還專程拜訪了宿白、耿寶昌、水既生3位中國古陶瓷權威，和他們細致研究探討了展覽思路和學術判斷，獲得他們的支持。“萬事皆怕有心人，我們一直注重文物材料的收集，卻在無意識中為展覽作了最深層的準備。”閻焰總結說。

赭地黑彩詩文虎枕

　　蒙塵明珠展現率性之美

　　由于山西古瓷長期未被細致分離、單獨研究，所以目前首要的就是對山西古瓷進行辨析、厘清，用閻焰的話來說，“三晉窯火光芒奪目耀眼，不應為世人遺忘，使明珠蒙塵”。而從此次山西古瓷的集中展示中，陶瓷研究者和細心觀眾也能夠看出山西陶瓷的特點。

　　“比如展品中有許多小口罐，它的上端有一個粗厚的梯形口，山西地勢崎嶇不平，有了厚實的梯形口，人們可以用繩子把陶瓷瓶罐系起來攜帶，盛放酒、醋等液體，陶瓷也不易因運送而受損。而河北河南地勢平坦，方便車載運輸，所以平原地區的陶瓷便沒有這個特點。這正是古代工匠實用化處理的聰明之處，也是我們從功能上辨析山西陶瓷的特點。”閻焰告訴記者，從表象上看，普通觀眾可能一眼分不出山西陶瓷和其他地區陶瓷的區別，但實際上，山西陶瓷的造型、釉色、紋飾、工藝等均有其獨到之處。如一件白地赭粉花雙魚紋盆，這種粉色工藝的使用多見于介休窯，是山西窯場獨特的裝飾技法，有很強的地方特色。

　　山西瓷器大量以煤燒制，不同于南方的以柴燒制，山西出土瓷器明顯帶有北方風貌，窯工技法精妙，如一件金代長治窯黑釉紅綠彩玉壺春瓶，圓腹長頸，通體黑釉，釉面施白色化妝土粉，在白粉表面勾繪紅綠彩，這種技法于12世紀時在北方窯場出現，是當時窯場工匠的創新。

　　山西陶瓷還有可貴的率性之美。閻焰指著一個產自大同窯的黑褐釉貼草葉紋缸說，窯工們會在施釉時隨手用花葉遮蓋，在釉干之前，把花葉從陶瓷上再撕下來，這樣，樹葉紋理就會留在陶瓷上。“世界上沒有兩片完全一樣的樹葉，所以這些陶瓷也各不相同。一些窯工還把剪紙貼上去再撕掉，讓剪紙之美與陶瓷之美相得益彰。”他很喜歡山西陶瓷中的老虎枕，其中一件赭地黑彩詩文虎枕，枕面還有兩句詩：閑吟古調敲龍角，醉臥青山枕虎腰。“陶瓷虎枕是流行于金代的一種很有特色的生活用具。”閻焰說。

黑釉紅綠彩玉壺春瓶

　　期待山西古瓷得到“全新定位”

　　在一次比對故宮博物院珍藏的一件乾隆御題瓷枕和山西陶瓷時，閻焰發現山西古瓷被“誤會”已久。該瓷枕燒制于宋金之交，枕面飾珍珠地，乾隆非常喜愛，所以當年命造辦處玉工把一首御題詩琢刻上去，“瓷中定州猶椎輪，丹青弗藉傅色紛……”由詩可知，乾隆認為這件瓷枕出自定窯。然而，經過閻焰和陶瓷專家細致地和窯址標本比對考證，確認這件瓷枕并不是定窯產品，其真正出處是山西介休窯，其珍珠地刻痕非常深，顏色也深，并非用定窯特色木制工具戳印出的，而是用一種金屬管扎刻出來的，而這一工藝恰恰是介休窯特色。

　　“根據《宋會要輯稿》，當時中央政府一次在山西介休洪山窯場收稅700多貫，在河北定州窯場收稅800多貫；我們都知道定窯聞名天下，而從交稅額來看，兩地窯場幾乎相持，以此可以推斷，當時山西窯場的規模也很可觀。由于種種歷史原因，山西目前幾乎已經沒有窯場，但我相信山西古代陶瓷在中國陶瓷史上一定有屬于自己的輝煌篇章。”閻焰告訴記者，雖然山西古代陶瓷的存量究竟有多少如今無從考證，但隨著學術界、收藏界對山西古瓷認知日漸清晰，會有越來越多的山西古瓷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他也希望，山西古代陶瓷能夠就此得到全新的定位，不再被混入河南、河北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