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政府公布了25幅查抄到的藝術品，其中包括漢斯·克里斯托弗的水彩畫《佳偶》、

弗里茨·馬斯科斯的版畫和威廉·拉遲涅特的作品《桌邊女孩》（從上至下）。

　德國政府公布了25幅查抄到的藝術品，其中包括漢斯·克里斯托弗的水彩畫《佳偶》、

弗里茨·馬斯科斯的版畫和威廉·拉遲涅特的作品《桌邊女孩》（從上至下）。

德國政府公布了25幅查抄到的藝術品，其中包括漢斯·克里斯托弗的水彩畫《佳偶》、

弗里茨·馬斯科斯的版畫和威廉·拉遲涅特的作品《桌邊女孩》（從上至下）1。

　　1400幅藝術品在德國慕尼黑一間公寓中被發現，該事件成為整個11月的熱門話題。據信，這批藝術品是前納粹藝術商古利特的收藏品。它們是劫掠藝術品嗎？作品原主人的后人會提出返還要求嗎？美國、法國等方面呼吁德國政府公布藝術品完整清單，與此同時，藝術品的現擁有者小古利特先生在17日回應說絕對不會歸還。在藝術的領域，第二次世界大戰一直沒有結束。

　　這個事件震動了藝術界。

　　在德國慕尼黑一個公寓中，當地警方在例行檢查時意外發現了1400件藝術品，警方相信，其中相當部分是在納粹統治期間被掠奪的作品。德國人早在2012年3月就收獲了如此發現，不過他們選擇了向世人隱瞞這一信息，直到不久前，11月3日，在德國《焦點》雜志上的一篇報道才讓真相逐漸大白于天下。

　　該事件可以追溯到2010年的秋天。海關人員在蘇黎世開往慕尼黑的高速火車上例行檢查，常常有人在過境列車上攜帶大量取自瑞士銀行的現金，以此規避德國的稅收。列車經過奧地利、瑞士和德國邊境的一個小鎮時，海關人員發現一位叫作科涅留斯·古利特(Cornelius Gurlitt)的老人身上攜帶著9000歐元。盡管該金錢數額在10000歐元以下的合法范圍內，但其數量之巨還是引起了相關部門的注意，他們據此展開了逃稅調查。

　　2012年2月，稅務部門對古利特位于慕尼黑的公寓展開了突擊搜查。30名工作人員的集體到訪讓這位穿著睡衣的老人頗感意外，而在老人家中發現的“寶藏”不僅讓當地政府人員驚嘆不已，也震驚了整個藝術界。1400件作品，工作人員整整搬了4天。

　　這批藝術品包括繪畫和紙上作品，其創作者包括馬蒂斯、畢加索，同樣包括德國表現主義藝術家奧托·迪克斯(Otto Dix)、馬克斯·貝克曼(Max Beckham)、厄內斯特·基什內爾(Ernst Kirchner)。這些藝術家都曾受到納粹的誹謗、貶低，其中部分還曾入選納粹1937年舉辦的“墮落藝術展”——該展覽始自慕尼黑，并且在全德國乃至奧地利巡展。

　　據信，德國警方發現的這批畫作是科涅留斯·古利特繼承自其父親希爾德布蘭·古利特(Hildebrand Gurlitt)的。老古利特曾是一名德國現代藝術史學家，他曾作為畫商和納粹合作，對收繳的“墮落藝術品”進行處理，因此成為二戰藝術品劫掠史中留名的人物。

　　戰后，老古利特收藏的200件藝術品曾被盟軍收繳，經過“古跡衛士”(Monuments Men)的調查，134件藝術品歸還給了老古利特。世人普遍以為老古利特大部分的收藏品都在戰爭期間焚毀了，然而，此次發現的1400件藝術品讓他們跌破了眼鏡，也再次成為輿論爭論的主題。

　　德國巴伐利亞州政府在11月10日召開新聞發布會澄清事件，并發表了其中25幅作品的名單。而這遠遠不能滿足世人的要求。德國政府隱瞞事實一年之久讓世人頗為惱火。以美國為首的其他國家敦促德國政府迅速公布作品的完整清單。

　　大量的藝術品，其背后隱藏著多少秘密？是劫掠的嗎？是“墮落藝術”嗎？它們如何來到慕尼黑這間公寓？當局應當如何處置它們？是否有原主人后裔希望歸還作品？他們在戰后是否曾經打過報告？現在是否依然可以提出歸還作品？

　　正如《第三帝國的藝術博物館》作者哈恩斯-克里斯蒂安·羅爾所說：“在藝術的領域，第二次世界大戰一直沒有結束。1933年至1945年期間，納粹統治者賴以奪得藝術品的多種方式和途徑，至今還沒有得到全面清理和評判，還有待于系統的研究。”

　　劫掠的歷史

　　事實上，在過去的25年間，已經有相當數量的類似發現一一浮出水面。比如，在美國得克薩斯州奎德林堡(Quedlinburg)教堂發現的寶藏，是由一位署名“G. I。”的人寄自德國的。更早些時候，赫爾曼·戈林的一位侍從布魯諾·洛澤(Bruno Lohse)在地下室塞滿的藝術品被發現。隨著戰爭的一代——甚至是他們的下一代——紛紛離開人世，相關的發現依然層出不窮。而本次發現以其價值、規模之龐大引人注目——據說這些藝術品價值可達數十億美元。

　　藝術界以外的人士未必能夠深刻理解，納粹的藝術和掠奪部門是一個巨大的官僚機構，不僅凈化本國博物館內所謂“墮落藝術”，而且對所有占領國的藝術實行劫掠程序。希特勒早年收藏美術作品的激情，在1938年以后從個人愛好轉變成了納粹國家的政治行動。納粹籠絡了大量畫商，為納粹領導人、帝國的博物館廣泛搜羅藝術品，從而也造就了歐洲藝術市場一度的繁榮景象。

　　這種系統下也有很多可乘之機，每個參與其中的畫商幾乎都在戰后擁有一些私人收藏品。這些作品中有很大部分被盟軍繳獲，并詳細列舉在盟軍調查報告中，在1945至1952年，數以百萬計的藝術品被送回了原屬國。但顯然，依然有很多作品散失在外。

　　希爾德布蘭·古利特是這些報告中一個重要人物。

　　老古利特是大學教授的兒子，他的家族連續幾代都活躍于藝術領域。在納粹崛起前，他是小城茨維考(Zwickau)博物館的館長，在那里建立起歐洲現代藝術的收藏，而他的品位正巧與希特勒截然相反。

　　因為他“另類”的藝術品位，也因為他有猶太血統。老古利特先后兩次被剝奪了博物館館長的職務。當時的他已成為德國現代藝術領域的專家。

　　1938年5月，納粹通過一項法律，沒收所有德國博物館和私人收藏中希特勒認為是“墮落”的藝術品。獨裁者和他的宣傳部長當時表示，墮落的藝術描繪“妓女、皮條客、白癡、猶太人及其他”，同時，希特勒也討厭抽象藝術。

　　在界定不很明晰的藝術品范圍，老古利特建起了自己的業務。在“墮落藝術品”方面的專業知識，使他成為宣傳部長約瑟夫·戈培爾旗下的藝術商，負責為這些“處理品”尋找海外買家。他們出售的作品不僅包括德國博物館的藏品，也包括從德國猶太人處收繳的私人收藏品。

　　每做成一筆交易，老古利特和他的同僚將會收獲至少5%的傭金，根據歷史學家的說法，往往他們實際收獲的傭金更高一些。并非所有作品都最終出售給了外國藏家，根據檔案資料，老古利特本人也買入了不少作品。

　　1942年，當納粹出售“墮落藝術品”的項目走向尾聲，老古利特獲得了一個更好的職位——為奧地利林茨的博物館購買收藏品。希特勒年少時成長于此，他希望將這個城市塑造成帝國的文化之都，其博物館中將會藏納數個世紀以來的歐洲大師杰作。

　　老古利特先后十幾次飛往德軍占領下的巴黎，為希特勒尋找藝術寶藏。在這些旅程中，歷史學家相信老古利特也為自己的私人收藏豐富了不少藏品。在他兒子的公寓中發現的藝術品中有一幅是馬蒂斯畫的少女畫像，據說是當時納粹從著名巴黎藝術商人保羅·羅森博格(Paul Rosenberg)那里取得的。

　　1945年，在對盟軍的宣誓中，老古利特說，人們傳言納粹偷走了法國猶太人的藝術品，但是他堅持表示自己從未參與其中。

　　根據美國國家檔案的資料顯示，戰爭末期，老古利特將巴伐利亞的城堡Schloss Aschbach作為庇護所。盟軍在城堡里發現了他和另一位高級納粹藝術商人，他被軟禁起來，他所擁有的近200幅藝術品也被繳獲。

　　他受到法國和美國兩方面的訊問。200件藝術品被羈押在威斯巴登(Wiesbaden)中心收集點，由“古跡衛士”(Monuments Men)——來自全球345名專家組成的調查小組——進行調查。一部分藝術品最終被發現原屬于法國，并被送回原屬地。經過5年調查后，134件藝術品被送還給古利特，其中一部分在而今的新聞報告中也有提及。詳細列表可以在美國國家檔案館文檔頁面www.fold3.com查到(關鍵字：Gurlitt)。

　　根據美國的檔案，老古利特在盟軍面前將自己塑造為當代藝術家辯護者的角色，堅稱自己也時時因前衛品位受到納粹指摘。他宣稱，自己是被迫成為納粹藝術商的。

　　當被要求提供個人在戰爭期間獲得的藝術品的完整清單時，他拒絕了，表示“確切的名單很難給出”。他表示自己的記錄已經在1945年2月13日德累斯頓被轟炸時被毀了。

　　美國軍官、后來成為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策展人的西奧多·海因里希(Theodore Heinrich)是老古利特的主審官。“我對古利特的總體印象是，他并非開誠布公的人。”海因里希寫道，他當時向老古利特展示了一幅雷諾阿的“孩童頭像”，這幅作品并不屬于老古利特，但老古利特表示這幅作品是他的——直到他將畫翻過來才看到另一位藝術商的標簽。

　　法國政府同樣抱怨說，老古利特在納粹占領期間從法國偷走了藝術品。

　　最終，老古利特提交給美國的資料僅僅包括關于紀念碑男人收繳的作品的非常粗略的梗概。有一幅奧托·迪克斯的自畫像在德國當局搜查到的藝術品中。戰后清單以及在他兒子公寓中搜查到的藝術品都有多幅奧托·迪克斯的作品，但我們無法判別兩者是否相同的一批作品。

　　古利特在1956年死于一場車禍。

　　1967年1月，收藏家的遺孀海倫娜(Helene)從慕尼黑家中寫信給德國政府。以宣誓的口吻，表示“所有我們畫廊的資料與我們公司的收藏都已在1945年2月13日德累斯頓受轟炸時付之一炬”。

　　直到11月3日，很多藝術史學家依然對此深信不疑。

　　畫商的自白

　　隨著發現1400件藝術品的事件公之于眾，全球媒體開始對老古利特的收藏進行刨根問底的研究。美國《華爾街日報》調取了收藏于美國、德國的檔案資料，援引了相關的傳記和論文。而德國《明鏡周刊》則在德國杜塞爾多夫的檔案館里找到了一份希爾德布蘭·古利特(1895-1956)本人寫的文章。該文章原本是為一本展覽畫冊做前言的，但因為種種原因沒有付印。在文章中，老古利特透露了自己如何在戰后藏起大部分收藏品避過盟軍的檢驗。與此同時，閱讀這篇塵封已久的文章，或許可以讓人們更加真實地了解當時一個猶太人、藝術史學家、商人的真實境遇。

　　“早在1914年以前，我已經開始接觸而今人們所謂‘現代’藝術。年輕藝術家厄內斯特·基什內爾、卡爾·施密特-羅特盧夫(Karl Schmidt-Rottluff)和埃里希·赫克爾(Erich Heckel)都是我父親的常客，他們是德累斯頓橋社(德國表現主義一個畫派)創始成員。我清晰記得和母親一起去一家巴洛克燈具商店觀看橋社的展覽，那是1912年前后，這些充滿野性、熱情、力量的色彩，封閉在最簡陋的木質框架中，向中產階級狠狠甩出了一個耳光。還是學生的我也被震撼了。我的母親說我們應該買一件，她帶了一件驚人的木刻作品回家。”

　　年輕的老古利特成長于頗有藝術淵源的家族，然而，接踵而至的兩次世界大戰打亂了這位文藝青年的安逸生活。經歷了一戰之后，年輕的老古利特帶著傷痕累累的身心從戰場上回到家中，他去法蘭克福學習藝術史。但那時候古利特家族已經無力收藏藝術品了，通貨膨脹榨干了德國人的錢包。

　　“1925年，我成為茨維考博物館的館長。這個撒克遜老城充斥著煤礦、工業、失業工人和煙塵。我的工作是為各類藝術愛好者——包括工人階級——將一個沉睡的省級博物館轉變為活躍的藝術中心。”

　　1928年，他失去了這份工作。同一時期，包豪斯被趕出魏瑪。

　　“年輕的我，曾經嘗試著在錯誤的地方做正確的事情。”老古利特如是憶念早年的時光。

　　此后，1932年，他因同樣原因離開了漢堡藝術協會主席職位。

　　“你很難想象在接下來幾年對于自己珍愛的藝術保持誠實意味著什么。這意味著與媒體為敵，與輿論為敵。我覺得孤獨。盡管我依然有一些朋友，但我的疑慮日增夜長。新藝術依然在生長，畫家在私底下偷偷作畫。奇怪的是，即便在納粹圈子里，也會遇到對新藝術充滿興趣的朋友。……我在漢堡自己的公寓開了一家畫廊，我策劃了一系列新展覽。我的畫廊就像罪惡的巢穴，迅速積累起一批當代藝術作品，而人們熱切地、偷偷地前來這里。很多偉大的作品經我的手。他們來自畫家、移民和朋友。當然，如果你有勇氣，你也可以在這里買一些畫，但是，擁有這類畫作是非法的，你也可能因此入獄。”

　　“大量新作品經過我手。他們來自畫家、移民客戶和朋友，來自那些愿意舍棄他們的人。” 當時，納粹已經開始其清理藝術品計劃，他們將很多被認為“沒有價值”的畫作焚毀，老古利特相信被付之一炬的作品有80000件之多。“我拯救了很多偉大的杰作免遭納粹的毒手，并將之轉售給了偉大的收藏家。比如科隆的約瑟夫·豪布里奇(Josef Haubrich)、漢諾威的伯恩哈德·斯布倫格(Bernhard Sprengel)，后者買下了埃米爾·諾爾德(Emil Nolde)所有的版畫和素描。對于新藝術的熱愛或許會讓一個人變得勇敢，但一切都需要秘密進行。”

　　整篇文檔總共有6頁，但其中一頁描述他后期收藏的內容丟失了。在文章最后，老古利特坦誠他將部分作品藏在磨坊的石墻里面。他透露自己還有第三個倉庫，在一個雨夜他用兩瓶杜松子酒賄賂了一個俄羅斯士兵，將這批藝術品從鐵幕下的薩克森州帶回聯邦德國。

　　“我知道這些藝術對我意味著什么：我生命中最好的時光。這些作品反映了我們如何掙扎著接受自己。我想，如果你了解這份收藏背后的故事，你會更加理解這些藝術。他們并不算獨一無二，確是最典型的德國故事。”

　　頗具意味的是，老古利特本人擁有猶太血統，他與猶太人交易，特別是在法國。這種情況并不罕見，在當時，為納粹領導人提供穩定的藝術品來源是猶太人的生存策略之一。老古利特因為關注“墮落藝術”而被納粹踢落漢堡藝術聯盟主席職位，1933年的時候，他本人也身處歷史腥風血雨的危險之中，首要的需求就是自保。和老古利特一樣，在掠奪藝術品行業中最臭名昭著的人才中有相當部分有各自理由與希特勒、戈林合作。為戈林工作，在荷蘭“買下”戈德斯提克爾(Goudstikker)公司——當時是荷蘭最重要的古代大師繪畫商——的阿羅約斯·米德爾(Alois Miedl)有一個猶太妻子。納粹的聯絡人、負責聯系荷蘭畫商和林茨組織的維漢姆·維克爾(Wihelm Wickel)也有猶太血統。當時的老古利特同樣負責招募荷蘭的猶太畫商，他們只要持續提供畫作，就可以免于佩戴大衛之星標志，也不會被驅逐。(這類勒索形式的相關文件可以在德國檔案中查到，不忍卒讀。)

　　在負責藝術品查抄的“德國領導人羅森堡的特別任務小組”(Einsatzstab Reichsleiter Rosenberg)的法國總部，大群猶太商人聚集在門外。他們面臨著兩難的、分裂的境地，一方面需要解救自己，同時，往往可以獲得可觀的財富。

　　2005年，一篇文章發表在美國博物館聯合會出版物《振興記憶》上，德國研究者卡嘉·特勞(Katja Terlau)詳細描述了老古利特的生活和活動，并且認為，所有經他手的藝術品都應該被調查。

　　根據特勞的說法，老古利特在戰后為敦促他所幫助購買的掛在博物館中的藝術品的歸還做了很多積極的事情。但似乎這種無私態度并不適用于他自己的財產。

　　當事人的態度

　　“古利特的角色人盡皆知，但人們都以為那些畫作已經沒有了。”藝術律師弗里德里克·馮·布魯赫爾(Friederike von Bruhl)憤慨地表示，這個謊言欺騙了世人大半個世紀，而今，追索之路依然遙遙無期。

　　根據法律專家的說法，在德國，將所謂“墮落藝術品”歸還給原主人并沒有法律依據。即便針對那些戰爭期間掠奪的藝術品而言，原主人必須提供相關證據，以證明該作品是原主人在受脅迫情況下轉手的。

　　更復雜的是，它們是由調查者從私人處獲得的。關于納粹收繳的藝術品的國際慣例——1998年華盛頓準則——僅適用于在公共機構發現的散失藝術品。這類政策僅從倫理原則要求擁有藝術品的個人歸還藏品，沒有法律條文強迫個體這么做。

　　與此同時，相關案件還有30年的追訴時效限制。專家表示，原告可以挑戰時效，但在民事訴訟中，必須證明藝術品所有者清楚知道這是非法所得。

　　唯一能夠加快歸還進程的方式，就是而今藝術品的擁有者，即希爾德布蘭·古利特的兒子科涅留斯·古利特放棄對這批藝術品的擁有權。法律專家表示，否則，任何一件作品在德國的法律體系下都需要經過數年時間才可能確定最終歸屬。

　　巴伐利亞司法部長在11月15日表示，希望與古利特就作品處理進行溝通，以避免漫長的官司，加速作品的歸還。

　　“他們想干什么？我只想和我的藝術品生活在一起。”針對世人的期待，古利特通過《明鏡周刊》做出了如此回應。在他眼中，自己的父親，這位前納粹的畫商，是一個將作品從納粹、美國人、俄羅斯人手中拯救出來的英雄人物。

　　小古利特畢生與這些藝術品在一起，他表示自己離群索居，不使用互聯網，不清楚為何政府始終沒有將藝術品歸還給他。

　　“如果我是有罪的，他們應該把我送去監獄。”他說。他沒有律師。

　　根據資料顯示，科涅留斯·古利特出生于1932年，而今已80歲高齡。根據他的遠房堂兄弟厄肯哈特·古利特(Ekkenheart Gurlitt)的描述，他是一個四處游歷、離群索居、膝下無子的老光棍，幾乎“隱姓埋名”地生活著，顯然畢生都在保護、保存著自己的藝術品，并且，偶爾會拿出一兩件藝術品出售以維持生活。

　　古利特會選擇一些當地的藝術商出售作品——至少有一家在瑞士，一家在德國科隆——而非蘇富比、佳士得這類國際性的大拍賣行。這樣或許可以更容易避過世人的耳目。

　　1990年，通過科恩菲爾德畫廊(Galerie Kornfeld)，他提供的一件“墮落”紙上藝術售出了38250瑞士法郎(當時約合48757美元)，那是他父親在1938年后以低價購入的。拍賣行拒絕透露具體作品名稱。

　　德國當局同樣追查到2011年12月在科隆倫帕特(Lempert)拍賣行拍出了一件馬克斯·貝克曼的水粉畫《馴獅人》，這件作品曾經作為希爾德布蘭·古利特的收藏品前往美國參展。2年前，這件作品拍得120萬美元，該價格也是該藝術家紙上作品的最高價格之一。

　　據悉，古利特將利潤分給了倫帕特拍賣行以及弗雷希特海姆(Flechtheim)家族，當時拍賣行的藝術品來源研究專家發現這件作品在戰前屬于該猶太家族。

　　古利特的明確拒絕將使歸還工作變得更為復雜。根據德國法律，除非有確切證據，否則他就是藝術品的主人。一些德國專家甚至質疑，政府是否有法律依據，發布古利特收藏品的名錄給公眾。但德國政府已經在國際輿論壓力下向世人公布了25件藝術品的名單。

　　古利特在采訪中表明他被德國政府公布藏品的做法激怒了。

　　“他們是怎樣的政府？居然公開我的私人財產！”他說。

　　德國人表示自己不會歸還任何一件作品給其原主人，即便是那些獲得自猶太人的作品也不會放棄。

　　“我不會與他們聯系，我也不會免費歸還任何一件作品，不會的。”80歲的古利特告訴《明鏡報》，政府官員正試圖商討關于這些作品的處理方式，“等我死了，他們可以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未竟的事業

　　“有兩種不同的規則：法律規則和道德準則。”失落藝術資料庫(Lost Art Database)的主席邁克爾·弗朗茲(Michael Franz)表示。

　　如果所有權不能確認，在稅務調查結束后，這批作品將歸還給古利特。

　　“這非常令人氣氛。”倫敦畫商理查德·納吉(Richard Nagy)表示，“即便在這樣非同尋常的發現之后，古利特家族還是能夠擁有這一切。這非常讓人難以接受。”

　　德國《世界報》以封面評論形式表達立場，認為德國國會應當取消關于散失藝術的追討限制，并且宣布所有關于這類藝術品的買賣合同都無效。

　　美國向來是追討二戰被掠奪藝術品最熱心的國家之一，當地藝術律師表示，歐洲從不是追討藝術品的好地方。通常歐洲法律都要求追討者的先輩在戰后馬上提交相關申請，或者至少需要很多年的談判，新提出的追討要求往往不被受理，洛杉磯藝術律師蘭道爾·勛伯格(Randol Schoenberg)表示。

　　勛伯格參與的最著名的案件是關于古斯塔夫·克林姆特作品的追討。1990年代末期，維也納女性瑪利亞·阿特曼(Maria Altmann)得知她的家人在戰后曾經丟失了一組克林姆特作品，而這組作品正收藏于奧地利博物館中。在和博物館商討未果之后，她和勛伯格于2000年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向法庭提出對于奧地利政府的訴訟，最終案件抵達美國最高法庭。

　　最終，奧地利方面同意組建仲裁小組對證據進行權衡。奧地利于2006年返還了克林姆特作品，包括著名的《阿黛爾·布洛赫-鮑爾畫像》。

　　為了避過復雜的歐洲追溯法條，其他美國藝術律師常常得等待相關藝術品巡展到美國博物館時才提出訴訟。紐約律師拉里·凱爾(Larry Kaye)就曾在2004年這么干過。他的代理人是俄羅斯畫家卡濟米爾·馬列維奇(Kazimir Malevich)的后人，馬列維奇曾于1927年在柏林舉辦個人抽象畫展——但他很快被遣返回國，并且被迫留下了參展的畫作。一位德國建筑師后來將一些藝術家作品出售給了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館。數年后，該博物館拒絕了凱爾的歸還要求。等到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館出借14幅馬列維奇作品給紐約古根海姆博物館做展覽時，凱爾向美國華盛頓特區法庭提出訴訟，將阿姆斯特丹告上法庭。

　　批評家在當時對凱爾的做法提出了質疑，但他的努力得到了回報。后來，部分物品歸還給了藝術家的后代——馬列維奇弟弟位于華沙的孫女格蘭西娜·庫斯美茲(Grazyna Kusmierz)也是其中之一。2007年接受訪問時，庫斯美茲表示法律訴訟將親戚們聯合在一起。“多虧有了這個案件，我們發現了彼此。我們因戰爭而分離，而今又重新聯合在一起。”